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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是在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的，前几年有事回武汉，抽空跑去学校看看，那是离开学校接近四十年以后了。在里面一个人走，没有人认识我，法国梧桐的嫩叶婆娑，阳光透过树叶倾泄到地上，织造了一张舞动的图案，朦胧中好像走在1966年的7月份，突然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鲁萌来了。
当时校长是个精致优美的中年女子，叫鲁开先，个子小小，说话带明显四川口音，是那种林徽因型的精彩的知识分子，举手投足，完全不像中学背景的人，倒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气质，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才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略微知道校长的背景，她的前夫是大诗人曾卓，在1954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被株连遭逮捕劳改，她改嫁当时的先生李成文，武汉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被斗争，吃了好多苦头。
鲁开先和曾卓有一女，叫做鲁萌，她低我两级，是一个典雅、睿智、情绪化的美女，在学校里很出名。1964年抗美援越，学校演出活报剧，她在舞台上赤脚演个越南女兵，引人注目。后来因为一个朋友的关系，我和她也相熟了。她借给我看了几本她自己喜欢的书，其中一本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集《金蔷薇》。
记得那是1966年夏天，大概是8月份，我晚上找到学校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在路灯下看着1950年代国内出版的那个薄薄的译本，微弱的灯光，看那些文字有种颤动的感觉，树影在书页上摇曳，而字也在眼前摇曳。那种色彩斑斓的文字是我不熟悉的，就好像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感觉结构不熟悉一样，但是却很撼动人心。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命运都颠沛流离，1967年初期，华中工学院有个学生叫做鲁礼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大字报，他的那个小组织好像叫做“北斗星学社”，这张大字报轰动武汉，一时间到处流传。鲁萌来找我，说介绍我去见见鲁礼安，她说这个人绝对是人才。我就去见了，讲了一会话，都是他讲，我在旁边听，好多红卫兵“粉丝”围着，讲的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寻思鲁礼安的观点对鲁萌在思想上更加走向反“血统论”、主张民主化有很大的影响。她随即发表了一些涉及反血统论、提倡初期的民主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些言论终于在1968年导致她给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估计吃了好多的苦头。而那一年，我也下乡了，也因为那几次见鲁礼安，我也在农村受到清洗和批斗，被关进学习班半年，自那之后大家音信全无。
“文革”结束后，鲁萌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研究生。我当时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记得第一次再见到她，是她到我隔壁的程亚林宿舍聊天，听说我在，突然推门进来，那是我和她1967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隔十多年了，她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说话直率，思想跳跃。我问她在研究什么，她说“皮尔·金特”，我因为从小听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交响诗《皮尔·金特》，对易卜生的这个作品有所了解，说：“好啊好啊，你去找格里格的作品听听吧。”她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谢谢你的《金蔷薇》啊！”大家都还记得1966年浓荫夏天的故事，没有再讲什么，她会心一笑，一阵风似的走了。
1994年，鲁萌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做社会伦理思想研究，也做外国哲学研究。她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影响之深，我是从她的书里面看到的。比如《升腾与坠落》、《情绪与语式》等等，基本是《金蔷薇》的方式，不是严谨的研究，而是自己体会、情绪、感受的融合，如果要分类，她的书不容易归类。她在好多场合还是把自己归纳于“诗人”。
鲁萌比我小几岁，总是很乐观，计划多，富于创意，好像一个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人。但是没想到一个活泼的、精神和身体都很健康的人，居然会患上绝症。熟悉她的人告诉我说她得了脑部疾病，发现的时候是在2006年，在医院治疗了好多个月，化疗电疗，很折磨人，据说人的模样都变了，她的生存意志力很强，一直在病床上计划病好要做的事情，但是终于在2006年8月撒手人寰。她的去世，我浑然不知，之后一个月，突然有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那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已经给她开过一个低调的追悼会了。参加的人包括周国平、徐友渔、靳希平、陈嘉映、梁治平、何怀宏、朱正琳、许医农、赵越胜等等。接到这个消息，我静坐在书房里想想《金蔷薇》，想想十多年前见到她还想说退休后跟她请教巴乌斯托夫斯基，她却突然静悄悄走了，人生短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当时校长是个精致优美的中年女子，叫鲁开先，个子小小，说话带明显四川口音，是那种林徽因型的精彩的知识分子，举手投足，完全不像中学背景的人，倒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气质，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才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略微知道校长的背景，她的前夫是大诗人曾卓，在1954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被株连遭逮捕劳改，她改嫁当时的先生李成文，武汉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被斗争，吃了好多苦头。
鲁开先和曾卓有一女，叫做鲁萌，她低我两级，是一个典雅、睿智、情绪化的美女，在学校里很出名。1964年抗美援越，学校演出活报剧，她在舞台上赤脚演个越南女兵，引人注目。后来因为一个朋友的关系，我和她也相熟了。她借给我看了几本她自己喜欢的书，其中一本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集《金蔷薇》。
记得那是1966年夏天，大概是8月份，我晚上找到学校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在路灯下看着1950年代国内出版的那个薄薄的译本，微弱的灯光，看那些文字有种颤动的感觉，树影在书页上摇曳，而字也在眼前摇曳。那种色彩斑斓的文字是我不熟悉的，就好像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感觉结构不熟悉一样，但是却很撼动人心。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命运都颠沛流离，1967年初期，华中工学院有个学生叫做鲁礼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大字报，他的那个小组织好像叫做“北斗星学社”，这张大字报轰动武汉，一时间到处流传。鲁萌来找我，说介绍我去见见鲁礼安，她说这个人绝对是人才。我就去见了，讲了一会话，都是他讲，我在旁边听，好多红卫兵“粉丝”围着，讲的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寻思鲁礼安的观点对鲁萌在思想上更加走向反“血统论”、主张民主化有很大的影响。她随即发表了一些涉及反血统论、提倡初期的民主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些言论终于在1968年导致她给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估计吃了好多的苦头。而那一年，我也下乡了，也因为那几次见鲁礼安，我也在农村受到清洗和批斗，被关进学习班半年，自那之后大家音信全无。
“文革”结束后，鲁萌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研究生。我当时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记得第一次再见到她，是她到我隔壁的程亚林宿舍聊天，听说我在，突然推门进来，那是我和她1967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隔十多年了，她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说话直率，思想跳跃。我问她在研究什么，她说“皮尔·金特”，我因为从小听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交响诗《皮尔·金特》，对易卜生的这个作品有所了解，说：“好啊好啊，你去找格里格的作品听听吧。”她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谢谢你的《金蔷薇》啊！”大家都还记得1966年浓荫夏天的故事，没有再讲什么，她会心一笑，一阵风似的走了。
1994年，鲁萌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做社会伦理思想研究，也做外国哲学研究。她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影响之深，我是从她的书里面看到的。比如《升腾与坠落》、《情绪与语式》等等，基本是《金蔷薇》的方式，不是严谨的研究，而是自己体会、情绪、感受的融合，如果要分类，她的书不容易归类。她在好多场合还是把自己归纳于“诗人”。
鲁萌比我小几岁，总是很乐观，计划多，富于创意，好像一个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人。但是没想到一个活泼的、精神和身体都很健康的人，居然会患上绝症。熟悉她的人告诉我说她得了脑部疾病，发现的时候是在2006年，在医院治疗了好多个月，化疗电疗，很折磨人，据说人的模样都变了，她的生存意志力很强，一直在病床上计划病好要做的事情，但是终于在2006年8月撒手人寰。她的去世，我浑然不知，之后一个月，突然有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那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已经给她开过一个低调的追悼会了。参加的人包括周国平、徐友渔、靳希平、陈嘉映、梁治平、何怀宏、朱正琳、许医农、赵越胜等等。接到这个消息，我静坐在书房里想想《金蔷薇》，想想十多年前见到她还想说退休后跟她请教巴乌斯托夫斯基，她却突然静悄悄走了，人生短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