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忆王思治的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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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治(1929--2012)是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以有生之年对清前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相关制度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的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不啻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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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通过授予八旗官职、世职、专管权等手段控制旗人。季思哈、吉普喀达兄弟作为瓦尔喀地方归附较早的满洲旗人,屡立战功,相关记载在《满文原档》之"穆昆塔坦档""黄字档"等入关前重要档册中均有显现。努尔哈赤、皇太极通过调管二人管下牛录,授予二人世职及予夺吉普喀达专管权特权等措施控制八旗基层组织,从而在八旗权力分散状态下逐步加强汗权。
随着清代扎萨克旗衙门档案的公开,研究者们已经逐渐注意到,清代蒙古社会中"鄂托克(otuγ)"与"苏木(sumu)"并存的双重结构的特点,前者是由孛儿只斤氏贵族集团"巴噶(baγ)"及其属民所构成的传统蒙古社会的组织,后者则是清朝为统治蒙古而编设的组织。目前对于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本文尝试以"阿勒巴(alba)"为切入点,以清代喀喇沁右翼旗为例,探讨上述两套组织的并存原理、运行机制及相互关系。
重庆较场坝是清代重庆镇标三营的训练场。由于绿营的制度性经济困境,在重庆城市商业空间扩张的进程中,较场坝从演武之所逐渐转变为贸易市场。康雍之际,普通民众和迫于生计的绿营官兵开始侵占较场官地修建住房和商铺。鉴于较场占地对军事训练的不利影响,雍正初年重庆镇总兵开展清退较场占地的行动。嘉庆十二年,重庆镇总兵为筹画归还官兵长支银两及补贴兵丁购买月米将较场坝出租,较场坝彻底沦为三教九流混杂的贸易市场。在较场坝从演武场转变为贸易场的过程中,重庆镇标三营官兵丧失了基本的军事训练场地,对其战斗力衰退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乾隆朝中后期,曾在会试落卷中选出楷法端正、文理通顺及诗律稳妥者若干名,另设一榜,此榜人员专为选补内阁汉中书和国子监学正、学录而开,取"中书"和"学正"各一字,是为中正榜。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科、三十四年己丑科、三十七年壬辰科三次会试设中正榜,乾隆五十五年停止。
清初以来,中朝边界逐渐明晰,管理日益强化。乾隆十四年,以金仁述为首七名朝鲜土兵越过图们江,在清方一侧击杀清朝参夫,酿成惨案。清廷援引康熙朝案例,判处金仁述等斩立决,涉事地方官革职流放。然而通过清朝满文史料的解读,案件呈现更复杂的情况,它也是一桩盗采人参案。该案生动展现了在清廷封禁政策背景下,两国边民如何利用被强化的边界——图们江,作为其谋取利益的手段,揭示了越境案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同时,珲春协领在案件中的活动,体现其身处邦交前沿,在边界管理上具有特殊地位。该案件为检视清中叶中朝关系提供新的微观视角。
席勒图库稜1(?iregetüküreiyen)第一任扎萨克喇嘛班第大诺们汗是活跃于17世纪30–50年代清藏蒙关系历史舞台上的著名高僧,对崇德、顺治两朝政教事务影响极大。学界对班第大诺们汗研究虽然不少,但错讹也很多,甚至将其事迹与两位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等高僧相混淆。本文在重读班第大诺们汗传记的基础上,结合《五世达赖喇嘛传》《清实录》等相关记载,进一步探讨其政教事迹。
清代政治史研究工作坊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古代史教研室发起和组织,旨在多角度、跨学科、全方位探讨清代政治及相关问题。主持人是刘文鹏教授。自2016年5月起至今已举办33期,以清史所师生为主体,广泛邀请海内外学者参加。工作坊围绕学者的专题报告,疑义相析,深入讨论。也曾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西部边疆研究中心等学术单位合办研讨会。
1847年,瑞士巴色会(全名Die 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in Basel,德文简称Basler Mission)的两位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 Hamberg)、黎力基(Rudolf Lechler)到达香港,开始在华南地区传教。随后十余年里,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在华南地区风起云涌。巴色会传教士也注意到这些运动,撰写许多相关报告。这些报告以及有关该组织在近代中国传教活动的丰富资料。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2012年立项,2018年结项,主持人为华林甫教授,学术顾问为邹逸麟教授,研制力量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生为主,联合北京、上海、安徽、内蒙古等地的十余家学术单位,作者共七十五人。《清史地图集》是学术界第一部断代历史地图集,由全国图、省域图、城市图、专题图等七十二幅组成。
清末“预备立宪,百度更新”,清廷认为只有“竭力劝勉官吏,使之讲求法治之原理,以为推行之准则”,新政方有制度之根。对于“未服官之人”,各省法政学堂已开设正科、别科等进行西式法政知识的教育。而如何向庞大的在职官员推广西式法政知识,则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湖南法政官校设立自修科,让候补官员领取法政学堂校外讲义,自行研读并加以考核。宪政编查馆对这一学习模式加以变通,将适用对象推广于在职官员,并咨令各省法政学堂一体遵行。法政学堂自修科的设立,有助于清末政府官员完善知识结构,也有利于这一群体适应新颁法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