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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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机构和市政机关的出现是成都市政走向近代化的两个重要标志。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四川省会公安局的监督指挥权从成都市政府上移至四川省政府，四川省会公安局对成都市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先后被废除，在成都市便出现了市政府与省会公安局互不统属而职能交叉重复的紊乱现象，并因此引发了府局之间旷日持久的事权争端。为明确权责，抗战爆发前后，二者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多次达成相关协议，其间省政府也多次发布指令划分二者事权，干预府局纠纷。但是，由于府局互不统属而职能交叉等行政管理体制紊乱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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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机构和市政机关的出现是成都市政走向近代化的两个重要标志。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四川省会公安局的监督指挥权从成都市政府上移至四川省政府，四川省会公安局对成都市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先后被废除，在成都市便出现了市政府与省会公安局互不统属而职能交叉重复的紊乱现象，并因此引发了府局之间旷日持久的事权争端。为明确权责，抗战爆发前后，二者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多次达成相关协议，其间省政府也多次发布指令划分二者事权，干预府局纠纷。但是，由于府局互不统属而职能交叉等行政管理体制紊乱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抗战结束，府局纠纷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其他文献
在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与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相应出现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南中国海（以下简称“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为关注的课题，甚至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中国崛起，从大战略视野来看，一个重要的维度是走向海洋，而南海是中国海洋战略前出的一个最重要方向。其次，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的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在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下，近期以来不断发酵升温，致使南海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掣肘中国周边外交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的消极因素。最后，中外学术界从一种简化
1795年，欧洲国家大战正酣，誉满新旧大陆的普鲁士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挥笔写下了传世宏文《永久和平论：一种哲学方案》（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144页）。当时，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还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但一场规模更大的全欧洲战争已赫然在目。71岁的古稀老人全然明白，这个“永久和平”计划只不过是哲学家的一个“甜蜜的梦”，但他仍然呼吁欧洲那些务实而又世故的国务活动家们化干戈为玉帛，重视理论家的这个“做梦”的机会。一百五十多年以后的1951年，在欧洲半个世纪内经
在中国文化史上长久占据一席之地的、典型而多变的＂莫愁＂符号,其最初的人物原型为南朝石城的歌伎莫愁,歌伎莫愁又为活跃在汉水大堤的艳姬群体成员。石城莫愁之个体、大堤艳姬之群体,共同构建了中古时代襄沔地区作为历史表征的区域人文景观。而这样的人文景观之形成,缘于诸多历史本相元素的共同形塑。先秦以来,襄沔地区的汉水大堤、楚地的女子好游风俗以及地域记忆中的神女想象情结,为大堤艳姬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魏晋时期,襄沔地区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与四方凑会的地缘优势,吸引南方蛮族大量北迁、西北胡人频密东徙,加之地方特产宜城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院制是中国历史上教育独立的一次积极尝试。关于大学院失败的原因,陈哲三曾归纳为与训政精神不合、学界派系的倾轧、主持人物的由合而分、经费的困难等（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9页）。还有学者认为失败缘于对法国教育行政制度模仿失当和大学院制自身的缺陷等（杨卫明、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非凡尝试——民国时期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近年来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持续深入,呈现出令人瞩目的鲜明特色。新的研究项目不仅为欧美抗日研究流入新的活力,而且正在改变欧美研究力量分布的格局;欧美主导的国际合作共同研究经久不衰,中国学界正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美在转移研究重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这一切使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国内学界同人关注。
冷战结束后,＂大历史＂流派兴起是西方历史学出现的新现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面对企图以神创论对抗进化论,用宗教知识体系挑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大历史＂流派以物理学＂大统一理论＂为基础,在宇宙时空观下,以进化化、系统论为代表的生物学、宇宙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途径,解释宇宙、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起源及演化的普遍规律。＂大历史＂学家提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历史演进模式,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事物本身的内蕴性。＂大历史＂学家们还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合理成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仅四年就被其叔父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所推翻。朱棣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太祖朱元璋地位的合法继承者,即位之后就掀起了一场清除建文朝历史记忆的活动：一方面是废除建文帝年号,仍以＂洪武＂年号称述建文朝历史,并大肆销毁与建文朝有关的一切史料,＂所出一应榜文条例,尽行除毁＂（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以至于＂其事十无一存＂（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1册）。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常对应民族心理创伤，往往也有与之对应的历史记忆及其书写。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历史语境中的战争及其与媒介议程、舆论动员等诸多关系，再度成为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鉴往知来，本刊约请笔谈，围绕“战争”“舆论动员”进行历史的省思，旨在多维地反思“战争与舆论动员”之关联，尤聚焦于抗战等。笔谈侧重学科交叉，以历史的眼光从传播学引入“舆论动员”概念并试图作抗战舆论史的分析；笔谈对“抗战语境中舆论场域重组”作历史省思；检讨国难之际“报章版图”重构及地方报章兴起的意义；
20世纪中国的＂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除了1949年前战火纷飞岁月的各种情况,还应包含1949年后冷战背景下的特殊情形。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政权,12月7日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两党隔海峡而对峙、对抗,并随时准备开战——进行大陆称作＂解放台湾＂、台湾名为＂反攻大陆＂的国家统一战争。这种情势也反映到报刊的舆论动员中。大陆地区从＂打倒美帝及其走狗蒋匪帮＂＂解放台湾＂的宣传鼓动,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呼吁,一直在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支配下展开,其脉络比较清晰;而台湾地区则不仅存在官方报
1928年国民党势力进入山东后,何思源主持教育工作,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创立遍布全省的乡村师范学校。通过深入考察其创建过程及其教师选聘和学生招考情况,发现此举正是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和法令的结果。国家、省、县、乡村的行政链条在新政权下得以凸显,以往被认为＂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也有其实质性的内容。在国民党人看来,党已掌握国家,或者说＂国已治＂,而乡村却濒临破产,且有他党活动其间,所以谋求＂乡治＂已刻不容缓。于是乡村师范学校应运而生,并且被当作＂国＂通往＂乡＂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