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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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持续深入,呈现出令人瞩目的鲜明特色。新的研究项目不仅为欧美抗日研究流入新的活力,而且正在改变欧美研究力量分布的格局;欧美主导的国际合作共同研究经久不衰,中国学界正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美在转移研究重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这一切使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国内学界同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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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亚投行”的发起,“亚洲复兴”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探讨的新热点。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亚洲意识,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其中对孙中山的亚洲论述进行重新检视尤有必要。
从汉代开始,在极少数拥有特殊地位的贵臣或诸侯王死后,皇帝会赐以多种形式的“殊礼”。殊礼本身意味着超越了一般制度的礼遇,因此殊礼的标准并非依据既定的礼仪或法律,而是以“故事”,即前代人物的事例为准。通过梳理史料,可以确定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所用殊礼主要包括有韫椋车、黄屋左纛、鸾辂、龙旗九旒、虎贲百人等车舆及仪仗。追根溯源,这些殊礼的下赐均源自西汉霍光以及东汉诸侯王的葬礼故事。经过西晋朝的整理与改造,上述葬礼中所用殊礼又为东晋南北朝所继承沿袭。
东宫制度自汉代建立之后,经过不断完善,至唐初已发展至顶峰。然而,宋代的东宫却沦为名存实废的闲散机构。实际上,宋代东宫衰微并非骤变,中唐五代时期已出现东宫凋敝的趋势。由于宋代主流意识对太子参政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沿袭中唐五代立储制度的同时,宋代诸帝结合本朝情况,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限制东宫的发展。自宋太宗定下设置苟简的基调之后,宋真宗建立资善堂进一步架空东宫,晚立储甚至不立储惯例的形成又从时间上遏制了其发展。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既巧妙地缓和了帝王与储君间的矛盾,又兼顾了对皇太子的培养与防范。专制社会不断加强的
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协会于1925年8月开始建立,其发展过程先后经历了兴起、高涨、消退三个阶段。全省各地农民协会广泛开展了支援北伐战争、建立农民自卫武装、维护农民经济利益、创建农工政权以及进行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较之其他省份,河南农民协会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特点:它是大革命时期最早崛起于北方且为全国最发达的协会之一;它在利用和改造红枪会等原始农民自卫组织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它所建立的一些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开创了北方农工阶级掌握政权的光辉范例;它在国共合作方针指导下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等等。大革命
抗战胜利前后,英国制造西藏"自治",中国再一次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国民政府调整边疆民族政策,同意赋予西藏"高度自治",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西藏为中国固有疆域之一,将"高度自治"具体化为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自治,明确西藏及省属藏区参加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名额。西藏地方按照规定选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当选者向有关机关报到。西藏的政治地位在宪法上再次得到确认,再次向世界表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与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相应出现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南中国海(以下简称“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为关注的课题,甚至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中国崛起,从大战略视野来看,一个重要的维度是走向海洋,而南海是中国海洋战略前出的一个最重要方向。其次,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的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在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下,近期以来不断发酵升温,致使南海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掣肘中国周边外交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的消极因素。最后,中外学术界从一种简化
1795年,欧洲国家大战正酣,誉满新旧大陆的普鲁士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挥笔写下了传世宏文《永久和平论:一种哲学方案》(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144页)。当时,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还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但一场规模更大的全欧洲战争已赫然在目。71岁的古稀老人全然明白,这个“永久和平”计划只不过是哲学家的一个“甜蜜的梦”,但他仍然呼吁欧洲那些务实而又世故的国务活动家们化干戈为玉帛,重视理论家的这个“做梦”的机会。一百五十多年以后的1951年,在欧洲半个世纪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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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院制是中国历史上教育独立的一次积极尝试。关于大学院失败的原因,陈哲三曾归纳为与训政精神不合、学界派系的倾轧、主持人物的由合而分、经费的困难等(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9页)。还有学者认为失败缘于对法国教育行政制度模仿失当和大学院制自身的缺陷等(杨卫明、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非凡尝试——民国时期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