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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惩治司法腐败、行政执法腐败,是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点工作。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基层检察院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存在“线索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阻力大”的困境,分析了制约基层检察院反渎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对如何破解困境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渎职侵权案件 线索 反渎工作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122-02
一、基层检察院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困境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尚没有完全改变,一些公务员和执法主体违法行政、违规操作等失职渎职问题比较突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渎职侵权案件时有发生。从基层检察院查案情况、案件线索受理数等情况分析,“线索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阻力大”始终是困扰渎职侵权查案工作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查处渎职侵权案件是反渎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责无旁贷。如何打破“三难一大”的瓶颈制约,是摆在基层检察院面前亟需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二、当前制约基层检察院反渎工作发展的因素探讨
(一)工作方式欠妥当,缺乏职业敏锐性
实际工作中,反渎部门不善于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一是坐等案源上门,有案源就查,无案源就等待观望,对案源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和量化分析,对积极寻找案源和拓宽案源渠道工作没有动脑筋、想办法,或者是对发生在身边的案件线索缺乏敏感性,视而不见。二是同有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的渠道不畅,缺乏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案件信息传导系统梗塞,在最容易产生并事实上存在案源的地方反而无所作为,任其自生自灭,导致案源的流失。三是主观上对查处失渎职犯罪有畏难情绪,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解决的办法不多,办案信心不足,缺乏勇气,思路不开阔,初查、侦查不充分,总体办案水平不高。
(二)人民群众缺乏积极举报的意识和行为,导致案件线索来源少
虽然人民群众大多是渎职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也往往对此类行为反映更为强烈,极易形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但由于人民群众对反渎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以及受案范围不了解,对各种失渎职犯罪的构成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了解不多,没有明确认识,造成对一些失渎职行为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默认的态度,出现了人民群众不会举报、不知举报的现象,因而很难通过群众举报来获取有价值的线索,从而直接导致了反渎部门案源的缺乏。
(三)“官本位”思想作祟,对失渎职犯罪瞒案不报的多,潜在的阻力大
涉案国家机关有关领导、同事,由于部门保护主义,或工作关系,或利益关系等考虑,怕影响政绩或碍于情面,对单位内部发生的失渎职犯罪,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千方百计予以掩盖,瞒案不报,压案不查,该移送的不移送,甚至出于政治影响、社会形象、单位考核等因素,对反渎部门的查处工作不支持、不配合,往往以“协调”等方式进行干扰,设置人为障碍,阻挠案件的查办。
(四)社会认知价值有偏差,对失渎职犯罪追究的社会容忍度高
由于失渎职犯罪大多是过失犯罪,而且大多数是为办公事所致,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无论是在一些官员还是在普通百姓中间,对失渎职犯罪的认识存在误区。有的认为“决策失误不为罪”、“为公侵权不犯法”、“改革开放难免交学费”;有人认为失渎职至多只能算“不揣腰包的腐败”,涉案官员没贪、没占,算不得犯罪;还有人认为,干工作没有不出错,不失误的,这些官员只是工作疏忽,甚至是“好心办了坏事”,不该让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追究。
(五)法律规定有缺陷,适用法律把握难
法律规定存在空隙是反渎工作开展不力的法制原因,虽然在两法修订颁布后,反渎部门管辖案件的种类增多,从十多种增加到四十二种,但受案的主体范围狭窄,主体认定难,而且部分条款用语较为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有关的司法解释滞后,造成反渎部门对一些技术性强的案件,或新罪名案件难以查处,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明了的司法解释,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束手无策,无可奈何,难以把握。
三、破解当前反渎工作“瓶颈”的对策研究
上述是基层检察院反渎工作长期处于低位徘徊,打不开局面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破解“瓶颈”实现反渎工作跨跃式发展呢?笔者认为,唯有转变观念,打开思路。
(一)以人为本,提高素质
要拓展反渎工作,提高队伍的素质是关键。在新的形势下,反渎工作涉及的知识面广、知识类型多、专业性强,要求干警什么都要懂一些,什么都要会一些,对干警要求很高,不学习,工作就会不适应、不顺利,就会掉队。要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在坚持个人自学的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教育培训,让每一个干警都接受严格、规范、先进和实用的技能训练,提高干警业务素质、斗争艺术和单兵作战能力;还要组织干警学习市场经济、世贸规则、法律法规等知识,了解国际惯例,以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破案工作,推动反渎队伍整体战斗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确保干警在办案过程中,忠于职守,严格执法,秉公执法,讲原则不讲关系,讲法律不讲人情,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下转第131页)(上接第122页)切实使队伍在总体素质上有新的提高,不断增强个人和队伍综合作战能力,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二)主动出击,广开案源
一是要加强宣传。反渎干警不能一味呆在办公室里坐等案源,而是要加强对渎职侵权犯罪知识和举报途径的宣传,要制作有法律知识、举报电话、联系人等内容的小册子,向辖区内各部门、单位、社区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反渎工作,树立举报意识,拓宽线索来源。二是加强与检察机关内部及纪检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形成共同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合力。加强与反贪、控申、公诉、侦监及民行、监所检察部门的联系,挖掘“案中案”、“关系案”,摆脱孤军作战的局面。加强内部联系的同时,还要加强同人大、纪检、审计等部门的联系,对这些部门查办的违纪案件进行调查,对其中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予以立案侦查。三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排查线索。通过锁定系统,类案推理,事件背后捕捉信息,开辟案源。
(三)顺势而为,借势借力,排除干扰
当前,打击犯罪与保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保障已从实物保障扩大到整体协作保障、社会支持保障等多个方面。针对失渎职犯罪的特点,需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协作配合,强化地区打击合力,要顺势而为,主动争取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要借势借力,争取上级院对下级院的领导和支持,只有争取支持,才能有效地突破一些机关因行业利益而设立的种种障碍,排除干扰,取得工作实效。
(四)晓以利害,统一认识
反渎部门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大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力度,扩大震慑力,一改当前惩治失渎职犯罪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的局面,把查办失渎职案件统一到维护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高度加以认识,从根本上认清这类案件的危害。要明白,抱有“渎职犯罪情有可原”的思想,放任失渎职犯罪的肆虐泛滥,将有可能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及社会稳定。因此,这种错误思想要不得,应予摈弃。
(五)完善刑事立法,增加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在惩治职务犯罪方面,存在着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的情况,尤其对渎职犯罪来说,更是如此。尽管1997年刑法较1980年刑法在犯罪的种类和刑罚的规定上有了明显进步,但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对渎职侵权犯罪主体规定的范围过窄,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且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又极不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类犯罪的惩处;另外,在具体法律条文的规定上,过于抽象、笼统,在实践中很难操作把握。如“滥用职权”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何把握它的主客观要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如何理解和把握?食品安全领域犯罪中“已经威胁或正在威胁、潜在威脅不特定大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损害后果,是否符合上述规定的结果构成要件;“徇私舞弊”、“徇情枉法”、“贪赃枉法”等用语存在着明显的前后重叠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准确地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应尽快解决法律滞后问题,以适应新形势下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需要。
关键词渎职侵权案件 线索 反渎工作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122-02
一、基层检察院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困境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尚没有完全改变,一些公务员和执法主体违法行政、违规操作等失职渎职问题比较突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渎职侵权案件时有发生。从基层检察院查案情况、案件线索受理数等情况分析,“线索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阻力大”始终是困扰渎职侵权查案工作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查处渎职侵权案件是反渎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责无旁贷。如何打破“三难一大”的瓶颈制约,是摆在基层检察院面前亟需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二、当前制约基层检察院反渎工作发展的因素探讨
(一)工作方式欠妥当,缺乏职业敏锐性
实际工作中,反渎部门不善于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一是坐等案源上门,有案源就查,无案源就等待观望,对案源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和量化分析,对积极寻找案源和拓宽案源渠道工作没有动脑筋、想办法,或者是对发生在身边的案件线索缺乏敏感性,视而不见。二是同有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的渠道不畅,缺乏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案件信息传导系统梗塞,在最容易产生并事实上存在案源的地方反而无所作为,任其自生自灭,导致案源的流失。三是主观上对查处失渎职犯罪有畏难情绪,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解决的办法不多,办案信心不足,缺乏勇气,思路不开阔,初查、侦查不充分,总体办案水平不高。
(二)人民群众缺乏积极举报的意识和行为,导致案件线索来源少
虽然人民群众大多是渎职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也往往对此类行为反映更为强烈,极易形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但由于人民群众对反渎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以及受案范围不了解,对各种失渎职犯罪的构成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了解不多,没有明确认识,造成对一些失渎职行为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默认的态度,出现了人民群众不会举报、不知举报的现象,因而很难通过群众举报来获取有价值的线索,从而直接导致了反渎部门案源的缺乏。
(三)“官本位”思想作祟,对失渎职犯罪瞒案不报的多,潜在的阻力大
涉案国家机关有关领导、同事,由于部门保护主义,或工作关系,或利益关系等考虑,怕影响政绩或碍于情面,对单位内部发生的失渎职犯罪,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千方百计予以掩盖,瞒案不报,压案不查,该移送的不移送,甚至出于政治影响、社会形象、单位考核等因素,对反渎部门的查处工作不支持、不配合,往往以“协调”等方式进行干扰,设置人为障碍,阻挠案件的查办。
(四)社会认知价值有偏差,对失渎职犯罪追究的社会容忍度高
由于失渎职犯罪大多是过失犯罪,而且大多数是为办公事所致,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无论是在一些官员还是在普通百姓中间,对失渎职犯罪的认识存在误区。有的认为“决策失误不为罪”、“为公侵权不犯法”、“改革开放难免交学费”;有人认为失渎职至多只能算“不揣腰包的腐败”,涉案官员没贪、没占,算不得犯罪;还有人认为,干工作没有不出错,不失误的,这些官员只是工作疏忽,甚至是“好心办了坏事”,不该让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追究。
(五)法律规定有缺陷,适用法律把握难
法律规定存在空隙是反渎工作开展不力的法制原因,虽然在两法修订颁布后,反渎部门管辖案件的种类增多,从十多种增加到四十二种,但受案的主体范围狭窄,主体认定难,而且部分条款用语较为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有关的司法解释滞后,造成反渎部门对一些技术性强的案件,或新罪名案件难以查处,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明了的司法解释,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束手无策,无可奈何,难以把握。
三、破解当前反渎工作“瓶颈”的对策研究
上述是基层检察院反渎工作长期处于低位徘徊,打不开局面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破解“瓶颈”实现反渎工作跨跃式发展呢?笔者认为,唯有转变观念,打开思路。
(一)以人为本,提高素质
要拓展反渎工作,提高队伍的素质是关键。在新的形势下,反渎工作涉及的知识面广、知识类型多、专业性强,要求干警什么都要懂一些,什么都要会一些,对干警要求很高,不学习,工作就会不适应、不顺利,就会掉队。要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在坚持个人自学的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教育培训,让每一个干警都接受严格、规范、先进和实用的技能训练,提高干警业务素质、斗争艺术和单兵作战能力;还要组织干警学习市场经济、世贸规则、法律法规等知识,了解国际惯例,以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破案工作,推动反渎队伍整体战斗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确保干警在办案过程中,忠于职守,严格执法,秉公执法,讲原则不讲关系,讲法律不讲人情,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下转第131页)(上接第122页)切实使队伍在总体素质上有新的提高,不断增强个人和队伍综合作战能力,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二)主动出击,广开案源
一是要加强宣传。反渎干警不能一味呆在办公室里坐等案源,而是要加强对渎职侵权犯罪知识和举报途径的宣传,要制作有法律知识、举报电话、联系人等内容的小册子,向辖区内各部门、单位、社区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反渎工作,树立举报意识,拓宽线索来源。二是加强与检察机关内部及纪检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形成共同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合力。加强与反贪、控申、公诉、侦监及民行、监所检察部门的联系,挖掘“案中案”、“关系案”,摆脱孤军作战的局面。加强内部联系的同时,还要加强同人大、纪检、审计等部门的联系,对这些部门查办的违纪案件进行调查,对其中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予以立案侦查。三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排查线索。通过锁定系统,类案推理,事件背后捕捉信息,开辟案源。
(三)顺势而为,借势借力,排除干扰
当前,打击犯罪与保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保障已从实物保障扩大到整体协作保障、社会支持保障等多个方面。针对失渎职犯罪的特点,需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协作配合,强化地区打击合力,要顺势而为,主动争取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要借势借力,争取上级院对下级院的领导和支持,只有争取支持,才能有效地突破一些机关因行业利益而设立的种种障碍,排除干扰,取得工作实效。
(四)晓以利害,统一认识
反渎部门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大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力度,扩大震慑力,一改当前惩治失渎职犯罪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的局面,把查办失渎职案件统一到维护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高度加以认识,从根本上认清这类案件的危害。要明白,抱有“渎职犯罪情有可原”的思想,放任失渎职犯罪的肆虐泛滥,将有可能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及社会稳定。因此,这种错误思想要不得,应予摈弃。
(五)完善刑事立法,增加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在惩治职务犯罪方面,存在着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的情况,尤其对渎职犯罪来说,更是如此。尽管1997年刑法较1980年刑法在犯罪的种类和刑罚的规定上有了明显进步,但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对渎职侵权犯罪主体规定的范围过窄,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且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又极不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类犯罪的惩处;另外,在具体法律条文的规定上,过于抽象、笼统,在实践中很难操作把握。如“滥用职权”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何把握它的主客观要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如何理解和把握?食品安全领域犯罪中“已经威胁或正在威胁、潜在威脅不特定大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损害后果,是否符合上述规定的结果构成要件;“徇私舞弊”、“徇情枉法”、“贪赃枉法”等用语存在着明显的前后重叠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准确地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应尽快解决法律滞后问题,以适应新形势下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