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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是蒲松龄写的一篇文言文，篇幅短小，文笔优美，思路清晰，构思精巧。听了俞永军、甄方园两位老师的同题异构课后，我深有感触，对文言文课堂教学有了新的体会。
文言文是以“文言”这种古代书面语写成的文章，包括先秦时期的作品以及后世历代文人模仿先秦书面语写成的作品。
文言文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和现代文教学相比，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死角’”（钱梦龙语）。长期以来，我们的初中文言文教学都处于模式单一、枯燥乏味的状态，大多数教师在教学时只注重对字词句章的条分缕析，过多强调“字字落实，句句清楚”式的割裂分析，缺乏古今互动、师生互动，严重地扼杀了文言文自身的生命力，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初中阶段的文言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教学要求和评价要求：“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背诵优秀诗文80篇（段）。”“评价学生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重点考察学生的记诵积累，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词法、句法等方面的概念不作为考试内容。”因此，我们要以上述标准作为评价文言文教学的指南。
文言文教学教什么？王荣生老师指出，在文言文中，“文言”“文章”“文学”和“文化”一体四面、相辅相成。其中，“文言”层次最浅，“文化”层次最高。但“文言”是基础，没有对“言”的理解，就谈不上对后面三个内容的把握。
下面，我就从这“四面”谈谈我对这两节课的理解。
文言与现代汉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法方面。
俞老师和甄老师都非常重视对“文言”的教学，在疏通词句上花了20多分钟时间。其中，俞老师从字音、字形、词义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强调；甄老师则提纲挈领地从古今异义、通假现象、断句、译句4个方面分层次引导学生学习。在字词教学上，两位老师都突出了学法指导：俞老师指导学生圈点批注、根据语境推断读音、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句义；甄老师教给了学生“注、顺、读”的方法，并且有创意地将一段文字的标点去掉让学生断句，直指文言文教学的精髓。此外，两位老师均重视利用学生已有的体验来学习新的词语，例如讲解“惟危楼一座”中的“危”字时，都提到了李白的诗句“危楼高百尺”，以此帮助学生加深对词语的理解。这样的文言文教学，可谓“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
文章，即章法结构。《山市》在结构安排上颇具特色，通读全文可以发现文章有两条线：一是时间线——“忽→无何→未几→忽→既而→逾时→倏忽”，写出了山市由现而灭的过程，表现了其变幻莫测的特点；二是作者的情感线，“忽见（惊喜之情）→相顾惊疑（回扣“忽见”，因为“忽见”，所以不得不惊；但想到“无此禅院”，所以惊奇疑惑）→始悟（恍然大悟后的轻松释然）→居然（意外之喜）→遂不可见（遗憾惋惜），蒲松龄巧妙地在描写中引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在这一点上，俞老师下了功夫，引领学生细致揣摩、品味。
文学，这里指一篇文章的表现形式，教者应引导学生通过斟酌词句，提高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
蒲松龄笔下的山市是奇美的。
一是“奇”。奇在无中生有，奂山数年不见山市，现在山头却忽然出现了孤塔；奇在孤塔不是渐渐隐现，而是突然耸起；奇在孤塔虽是扑朔迷离的虚像，却看似直指云天的实景；奇在孤塔不孤，在它周围又竖起数十所宫殿；奇在景中有城，有楼，有人烟、市肆。
二是美。我们可以透过文字想象以下图景：城内房舍幢幢，有一高楼直接云端；楼外碧空晴天，楼内窗明几净，人影绰绰。宋代诗人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寓于言外。”作者如果能够把不容易捕捉到的景物描绘得形象逼真，让读者看了以后仿佛亲临一般，就表明他有着高超的写景艺术。两位老师在课堂上虽然都提到了奇美，却没能让学生涵泳吟诵一番，感受这奇美的景象，个人认为，这是两节课的遗憾。
文化，在文言文中有多层面的体现。
首先，文言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两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其次，文言和文言文体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如《鱼我所欲也》偏重比喻论证，《邹忌讽齐王纳谏》偏重类比论证，都体现了偏于感性的民族思维方式。
再次，文言文传达了中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即“言志”“载道”。我认为，文言文教学应从“文化母题”中建构文化。关于“母题”，歌德说它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还有人认为“母题”实际上就是原型，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是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文学经验的象征。我的理解是，最早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某种情景、旨趣、事件、人物，以后，这些内容不断地出现重复，甚至成了后代文学作品中的基本要素，这就是“母题”。可供我们参考的传统文学母题有：文人登高、名士伤怀、闺妇思亲、客子羁愁、亲友惜别、官宦感时等。这些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也是初中生文言文学习的主要方面。
《山市》这篇文章的文化内涵更多地体现在蒲松龄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情意思想上。对此，两位老师都非常精当地在自己的课堂设计中融入了对作者情意思想的解读：《聊斋志异》叙述的是非现实的、虚幻的人和事，这与蒲松龄困窘的生活、仕途失意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借幻境之美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两位老师能够突出知人论世的教学原则，上升到文化层面解读文本，看得出他们解读文本的深厚功底。
总之，两位老师的课虽是“异构”，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都在课堂教学中努力体现语文教学的至高境界：
广博——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给学生带来一路春风；
独到——独具慧眼，对教材有真知灼见，能够于平凡中见新奇，发人所未发；
深刻—— 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把教材的编写意图看穿、看透，挖掘出教材的精髓、内涵。
（作者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江苏省淮安外国语学校）
文言文是以“文言”这种古代书面语写成的文章，包括先秦时期的作品以及后世历代文人模仿先秦书面语写成的作品。
文言文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和现代文教学相比，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死角’”（钱梦龙语）。长期以来，我们的初中文言文教学都处于模式单一、枯燥乏味的状态，大多数教师在教学时只注重对字词句章的条分缕析，过多强调“字字落实，句句清楚”式的割裂分析，缺乏古今互动、师生互动，严重地扼杀了文言文自身的生命力，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初中阶段的文言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教学要求和评价要求：“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背诵优秀诗文80篇（段）。”“评价学生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重点考察学生的记诵积累，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词法、句法等方面的概念不作为考试内容。”因此，我们要以上述标准作为评价文言文教学的指南。
文言文教学教什么？王荣生老师指出，在文言文中，“文言”“文章”“文学”和“文化”一体四面、相辅相成。其中，“文言”层次最浅，“文化”层次最高。但“文言”是基础，没有对“言”的理解，就谈不上对后面三个内容的把握。
下面，我就从这“四面”谈谈我对这两节课的理解。
文言与现代汉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法方面。
俞老师和甄老师都非常重视对“文言”的教学，在疏通词句上花了20多分钟时间。其中，俞老师从字音、字形、词义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强调；甄老师则提纲挈领地从古今异义、通假现象、断句、译句4个方面分层次引导学生学习。在字词教学上，两位老师都突出了学法指导：俞老师指导学生圈点批注、根据语境推断读音、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句义；甄老师教给了学生“注、顺、读”的方法，并且有创意地将一段文字的标点去掉让学生断句，直指文言文教学的精髓。此外，两位老师均重视利用学生已有的体验来学习新的词语，例如讲解“惟危楼一座”中的“危”字时，都提到了李白的诗句“危楼高百尺”，以此帮助学生加深对词语的理解。这样的文言文教学，可谓“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
文章，即章法结构。《山市》在结构安排上颇具特色，通读全文可以发现文章有两条线：一是时间线——“忽→无何→未几→忽→既而→逾时→倏忽”，写出了山市由现而灭的过程，表现了其变幻莫测的特点；二是作者的情感线，“忽见（惊喜之情）→相顾惊疑（回扣“忽见”，因为“忽见”，所以不得不惊；但想到“无此禅院”，所以惊奇疑惑）→始悟（恍然大悟后的轻松释然）→居然（意外之喜）→遂不可见（遗憾惋惜），蒲松龄巧妙地在描写中引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在这一点上，俞老师下了功夫，引领学生细致揣摩、品味。
文学，这里指一篇文章的表现形式，教者应引导学生通过斟酌词句，提高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
蒲松龄笔下的山市是奇美的。
一是“奇”。奇在无中生有，奂山数年不见山市，现在山头却忽然出现了孤塔；奇在孤塔不是渐渐隐现，而是突然耸起；奇在孤塔虽是扑朔迷离的虚像，却看似直指云天的实景；奇在孤塔不孤，在它周围又竖起数十所宫殿；奇在景中有城，有楼，有人烟、市肆。
二是美。我们可以透过文字想象以下图景：城内房舍幢幢，有一高楼直接云端；楼外碧空晴天，楼内窗明几净，人影绰绰。宋代诗人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寓于言外。”作者如果能够把不容易捕捉到的景物描绘得形象逼真，让读者看了以后仿佛亲临一般，就表明他有着高超的写景艺术。两位老师在课堂上虽然都提到了奇美，却没能让学生涵泳吟诵一番，感受这奇美的景象，个人认为，这是两节课的遗憾。
文化，在文言文中有多层面的体现。
首先，文言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两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其次，文言和文言文体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如《鱼我所欲也》偏重比喻论证，《邹忌讽齐王纳谏》偏重类比论证，都体现了偏于感性的民族思维方式。
再次，文言文传达了中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即“言志”“载道”。我认为，文言文教学应从“文化母题”中建构文化。关于“母题”，歌德说它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还有人认为“母题”实际上就是原型，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是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文学经验的象征。我的理解是，最早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某种情景、旨趣、事件、人物，以后，这些内容不断地出现重复，甚至成了后代文学作品中的基本要素，这就是“母题”。可供我们参考的传统文学母题有：文人登高、名士伤怀、闺妇思亲、客子羁愁、亲友惜别、官宦感时等。这些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也是初中生文言文学习的主要方面。
《山市》这篇文章的文化内涵更多地体现在蒲松龄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情意思想上。对此，两位老师都非常精当地在自己的课堂设计中融入了对作者情意思想的解读：《聊斋志异》叙述的是非现实的、虚幻的人和事，这与蒲松龄困窘的生活、仕途失意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借幻境之美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两位老师能够突出知人论世的教学原则，上升到文化层面解读文本，看得出他们解读文本的深厚功底。
总之，两位老师的课虽是“异构”，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都在课堂教学中努力体现语文教学的至高境界：
广博——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给学生带来一路春风；
独到——独具慧眼，对教材有真知灼见，能够于平凡中见新奇，发人所未发；
深刻—— 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把教材的编写意图看穿、看透，挖掘出教材的精髓、内涵。
（作者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江苏省淮安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