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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电影中的翻译》一书指导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视角分析了译者主体性问题。本文将翻译理论具现化，侧重研究了译者的能动性，即译者对翻译主题的选择及译者的创造性。同时，本文指出了译者主体性受客观因素的限制，旨在为后来的译者提供一个更加客观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电影译者显身 全球化主体性 受动性
2009年，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翻译与文本研究中心的教授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所著的《电影中的翻译》（Translation goes to the Movies）一书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另辟蹊径，将研究视野着眼于全球化视角下的电影翻译，放大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即译者的“显身”，确切地说是翻译活动的“显身”。此书是继其力作《翻译与全球化》（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2003）及《翻译与身份认同》（Translation and Identity，2006）之后又一本将翻译学与电影结合起来的著作，让翻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重新审视翻译领域的研究与视角，着眼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
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翻译研究起步较晚。影视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有助于完善整个翻译体系，但其真正受到重视与认可是在1995年。在1995年这个分水岭后，关于影视翻译的研究便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刘大燕，2011）。影视翻译通常包括电影、影视剧字幕翻译及配音，CD、VCD、DVD、录像带、录音带及多媒体等视频、音频的翻译，电视、电台节目翻译配音，电视、电台广告的翻译录制等（张筠艇，2006）。此类方向的研究按主题划分可分为三类：片名翻译、配音和字幕译制研究。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影视翻译的研究很少能逃脱出这个范围的桎梏，打破这个牢笼势在必行。
在《电影中的翻译》一书指导的基础上，本文以全新视角——全球化视角为突破口，阐明了译者在具体电影中的主体性问题。侧重研究了与之相关的译者能动性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对于翻译主题的选择问题上。其中若干因素影响翻译主题的选择，除译者的研究需要、个人的兴趣选择外，时代背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即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要考虑其受动性问题。
1.电影翻译的地位及译者主体性
电影翻译从属于文学翻译，又是影视翻译领域的代表。大众媒体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其受众面之广、受众数量都是文学翻译无法匹敌的，就其地位来说，受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如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历史悠久，而电影翻译不过是一个新兴领域。具体数据足以说明问题：一方面，在2001年之前，我国对国外影视作品保持配额，每年只有十来部作品。在这一情况下，电影作品研究的滞后性也就可以理解了。另一方面，1995年～2000年之间，在CNKI上检索，有关影视作品的论文研究只有40篇，足以说明我国对于影视翻译的研究与西方影视翻译研究是脱轨的。随着国外影视作品进入我国渠道增加，受众数量增多，电影翻译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当一部分学者把研究重心转到这一方面。
长期以来，谈到电影与翻译，人们总是第一时间联想到翻译策略问题、字幕翻译、片名翻译等。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专家学者的研究多是朝着这些方面进行，很少有突破口。从翻译历史角度来说，人们很少重视译者这个翻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希望译者“隐身”，凸显源语意欲表达的意义，而译者自身也会相当注意“隐身”。电影作品的翻译是翻译领域的一个分支，就目前而言，观众接触到的作品中，无论是配音还是字幕，都存在许多问题与错误，还没有对电影本身的翻译主题化进行连续研究。2009年出版的《电影中的翻译》一书研究了全球化视角下翻译与电影术的关系，强调电影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及正视译者主体性这个问题，给本文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电影扮演的角色应是一个语际媒介，该书运用“翻译研究即关于短路的研究”的观点，提出要提高电影翻译教学的层次水平。翻译无声，但传达的潜在内容有声，将眼光着眼于具体的影片能在一定程度上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中。
2.译者在电影翻译中的地位
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与地位一直是近来翻译界的热门话题。翻译界一直普遍接受的原则是严复先生的“信、达、雅”。《译学词典》对于“翻译主体”的解释是“常指译者或称译者主体（以翻译行为本体而言）。但有人从广义上理解翻译，认为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除有译者主体参与外，还有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参与”（方梦之，2003）；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认为，关于译者主体性这个问题，国内外专家与学者一般有四种结论：一是认为译者是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和译者是主体，三是认为译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读者、和译者均是翻译主体。传统翻译研究认为，“忠实”是翻译永恒的准则，译者有责任将翻译活动尽量忠实于原文，也就是严复先生提到的“信”，这是由翻译的性质、译者的目的及任务决定的。诚然，原作者和读者在翻译活动中占有不可缺少的地位，相比之下，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译者主体性与“忠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30年来，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出版的翻译研究论著逐年上升，近十年来发展尤为显著。从研究类别上看，反弹教材、散论杂谈类论著出版量稳居各年段首位。英汉翻译技巧、汉语与其他语种互译技巧、商务、科技、医药、旅游等实用文体翻译研究著作颇丰（许钧、穆雷，2009）。1978至2007年，翻译研究论文的方向主要是倾向于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口译研究、翻译批评等，涉及电影翻译类的论文则少之又少。在影视翻译领域的领军人物钱绍昌、张春柏和麻争旗教授及一些知名学者研究方向多是影视翻译原则和技巧。电影翻译这一方面的创新性和突破性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电影中的翻译》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书以独特视角探讨了电影的翻译维度和译者的地位，在翻译学领域中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随着全球化观念深入人心，电影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互文资源之一，带来的翻译问题越来越受到相关领域的重视，要求译者显身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1译者能动性——对于翻译主题的选择
译者主体地位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本文主要研究译者能动性对翻译主题的选择。关于电影中的翻译主题，鲜少有专家学者会进行研究。《电影中的翻译》中提到翻译作为一种语际媒介，在电影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语言与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中可能起到工具作用。虽然已有大量文献讨论翻译策略问题、配音和字幕翻译技术及电影翻译跨文化问题，却忽视电影语言差异问题和电影自身翻译主题化（thematization）的问题，我们一直将翻译看做电影术的工具和“附庸”，《电影中的翻译》一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樊军，2013）。而翻译主题则离不开译者的选择，从侧面突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显身”。以具体影片为例，影片《黄飞鸿之西域雄狮》中，翻译主题的选择则是多样的：清末民初，宝芝林开到了国外，主题可以是中国人在国外的奋斗史；中国人在国外的境况窘迫，酒吧里聚集的西部牛仔不允许把啤酒卖给中国人，主题可以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当地印第安人部落纷争不断，主题可以是部落冲突；黄飞鸿与抢匪的最终对决涉及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现代文明枪炮的碰撞，主题可以是两种文明的碰撞，等等。因此，译者的“显身”体现在对翻译主题的选择上。的确，如同任何创作主题的选择都会受到特定时代制约一样，翻译作品的主题选择除了与译者研究需要和个人兴趣诸因素有关外，还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要求息息相关，后者会对译者个人兴趣和研究倾向产生作用，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和影响，两者共同作用于译者的选择。为了突出翻译主题，译者需要考虑一系列翻译技巧，如对等、归化、异化、控制等（张永喜，2009）。而在《黄飞鸿之西域雄狮》中，译者所要考虑的则是文化、社会、全球化、民族、种族、部落等问题，并将以上问题与翻译主题紧密联系起来。通过综合考虑之后，译者才能判断哪个因素是翻译的重点，需要在翻译中将其突出。当然，译者自身的个人兴趣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翻译主题。张永喜还提到，时代背景是影响译者选择翻译主题的一个因素。《黄飞鸿之西域雄狮》上映于1997年，时代要求中国在外国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形象，中国需要走出国门，让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电影这一形式传播到海外。影片中的黄飞鸿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人物造型，影片观众不止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正因如此，影片才融合了西部片的特色，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黄飞鸿。成了黄飞鸿的扮演者李连杰进军好莱坞路上的一块垫脚石。如此看来，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为译者的显身作出了贡献。
2.2译者创造性——目的语的再创作
译者的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方面。译者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译者对于电影原作的理解、对作品的意图及作品所要传达的思想内容的理解，同时还要了解电影相关背景，如当时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第二方面，创造性体现在对于电影的阐释和表达阶段。译者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原电影的对白、旁白等。这时，译者就需要调动一切手段，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张雨，2010）。考虑到受众的不同，目的语必须是观众所能接受的语言。举个具体的例子，《电影中的翻译》一书中提到，印度每年拍摄的电影最多，不同阶层的人群看不同语言的电影，看的时间差也不一样。精英人群首先观看，因此在为印度观众拍摄用印度语的电影，就有可能打破阶级、语言和受教育程度的现存结构。印度导演把Hollywood译成Bollywood，把Hollywood译成为印度观众易于接受的短语，从而加强本土电影产业。“Bollywood”就是这里所说的译者创造性的一个典型体现。王佐良认为，翻译本来就是一种调和的、辩证的艺术，译者需要根据原作不同情况随时调整自己的方法，亦可发挥译者的创造性，打破语言已成之局。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适当加入自己的创造性元素，使目的语被大众更广泛地接受。
2.3译者受动性
《电影中的翻译》中强调译者的“显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能随性发挥，也就是说，译者的主体性是受到限制的。这里就要提到另外一概念——译者的受动性。译者受动性指译者翻译时要受到原文语言、读者要求和译者所处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陈大亮指出“在理解主体性内涵时要注意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无视客体的制约性，过分夸大主体能动性；二是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完全排除主题能动性”（陈大亮，2004）。在电影翻译领域中，虽然没有原文，却有原语、字幕、片名等。影视翻译的难处就体现在译者翻译时既要全身心投入到影片中，体会影片角色的经历，又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保持高度客观性。电影这个媒介的复杂属性在于太多场景在极短时间内呈现，并且要求译者翻译。因此，译者如果想要将影片较为客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需要不止一次地观看。上文中提到，传统翻译学认为忠实是译者永恒的准则。这样看来，译作是否忠实就是衡量译作质量、检测翻译是否成功的一项标准。译者在翻译影视作品时，要“平衡”和“选择”，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问题。
3.全球化视角下的电影翻译
《电影中的翻译》一书中提到的全球化视角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什么是全球化？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加强各地区的文化联系，对文化交流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可能消除文化的民族特色，更不会导致文化美国化或全球化（韦幼苏，2002：94）。在全球化视角下，译者更应该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电影中的翻译》第二章探讨了与好莱坞电影密切相关的题材——西部片。以具体影片为例，《黄飞鸿之西域雄狮》是黄飞鸿系列的最后一部，也是许多观众难以理解的一部，该片带有浓重的西部色彩。理由是黄飞鸿在象征中国本土一代宗师形象的同时走到了国外，说起了洋话，穿起了洋装，颇似不伦不类。该电影本身已经融入全球化浪潮，既有该系列一贯主打的功夫镜头，又融合西部片的特色。全球化在该片中体现在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融合上，配角演员多是外国人。这样一种强烈的画面即视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飞鸿有着亚洲人的外貌却是印第安人的穿着，民族冲突与矛盾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全球化的翻译要求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互开放、相互对话，但实际上，翻译文化碰撞依然贯穿翻译对话的全过程，突出体现在译者的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既融合外来文化又维护本民族文化特性的矛盾体，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和本土性两重文化特性（赵曙明，金春伟，2002）。翻译界的专家学者研究了全球化语境下的译者身份问题，但这里的翻译文本则是多种多样的，在电影翻译方面，同样的理论也适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要注意其文化身份。在这样一种全球化背景下，飞鹰族人使用的是英语，黄飞鸿因为听不懂英语而与他们无法交流，只能通过猜测、肢体语言形式进行日常接触。影片中，中文是主导语言，但并不意味着语言对所有讲话人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电影配角语言的英语，在译员努力下，需要向观众传达出要表达的意思，因此翻译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影片要传达的民族冲突与矛盾可以说是主题之一，译员的翻译活动在保持忠实性的同时，要能反映出影片的主题及不能忽略的特殊背景——全球化背景。
4.总结
当代翻译研究领域亟待有新的突破，传统研究已不能为翻译注入新的活力。《电影中的翻译》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研究新视角，将全球化观念与传统翻译视角相结合，并通过具体例子重新审视电影的翻译维度和译者的主体性。长期以来，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该隐身，应该尽量还原作品、忠实作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译者主体性及其客观存在性及译者的“显身”问题。译者主体性地位主要体现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其中译者对于翻译主题的选择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译者的主体地位。译者对于翻译主题的选择，忠实地传达出影片所要体现的文化价值、内涵等。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再创造。但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双语差异、不同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译者需要在忠实这一原则基础上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1]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4（2）：3-7.
[2]樊军.《电影中的翻译中》翻译与电影研究的新视角[J].电影文学，2013（7）.
[3]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刘大燕.中国影视翻译研究十四年发展及现状分析[J].电影文学，2011（7）.
[5]许钧，穆雷.中国翻译学研究30年（1978-2007）[J].外国语，2009，32（1）.
[6]韦幼苏.文化全球化与构建中国先进文化[J].南开学报，2002（3）：94-102.
[7]赵曙明，金春伟.全球化翻译中的译者文化身份[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8]张永喜.影响译者选择翻译主题的多重因素——以王佐良的两部译作为例[J].外语研究，2009（6）.
[9]张雨.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发挥[D].河北：河北大学，2010.
[10]张筠艇.影视翻译中的文化传递[J].第十届学术年会论文选登，2010.
项目来源：2014年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项目（2014045）
关键词： 电影译者显身 全球化主体性 受动性
2009年，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翻译与文本研究中心的教授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所著的《电影中的翻译》（Translation goes to the Movies）一书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另辟蹊径，将研究视野着眼于全球化视角下的电影翻译，放大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即译者的“显身”，确切地说是翻译活动的“显身”。此书是继其力作《翻译与全球化》（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2003）及《翻译与身份认同》（Translation and Identity，2006）之后又一本将翻译学与电影结合起来的著作，让翻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重新审视翻译领域的研究与视角，着眼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
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翻译研究起步较晚。影视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有助于完善整个翻译体系，但其真正受到重视与认可是在1995年。在1995年这个分水岭后，关于影视翻译的研究便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刘大燕，2011）。影视翻译通常包括电影、影视剧字幕翻译及配音，CD、VCD、DVD、录像带、录音带及多媒体等视频、音频的翻译，电视、电台节目翻译配音，电视、电台广告的翻译录制等（张筠艇，2006）。此类方向的研究按主题划分可分为三类：片名翻译、配音和字幕译制研究。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影视翻译的研究很少能逃脱出这个范围的桎梏，打破这个牢笼势在必行。
在《电影中的翻译》一书指导的基础上，本文以全新视角——全球化视角为突破口，阐明了译者在具体电影中的主体性问题。侧重研究了与之相关的译者能动性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对于翻译主题的选择问题上。其中若干因素影响翻译主题的选择，除译者的研究需要、个人的兴趣选择外，时代背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即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要考虑其受动性问题。
1.电影翻译的地位及译者主体性
电影翻译从属于文学翻译，又是影视翻译领域的代表。大众媒体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其受众面之广、受众数量都是文学翻译无法匹敌的，就其地位来说，受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如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历史悠久，而电影翻译不过是一个新兴领域。具体数据足以说明问题：一方面，在2001年之前，我国对国外影视作品保持配额，每年只有十来部作品。在这一情况下，电影作品研究的滞后性也就可以理解了。另一方面，1995年～2000年之间，在CNKI上检索，有关影视作品的论文研究只有40篇，足以说明我国对于影视翻译的研究与西方影视翻译研究是脱轨的。随着国外影视作品进入我国渠道增加，受众数量增多，电影翻译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当一部分学者把研究重心转到这一方面。
长期以来，谈到电影与翻译，人们总是第一时间联想到翻译策略问题、字幕翻译、片名翻译等。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专家学者的研究多是朝着这些方面进行，很少有突破口。从翻译历史角度来说，人们很少重视译者这个翻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希望译者“隐身”，凸显源语意欲表达的意义，而译者自身也会相当注意“隐身”。电影作品的翻译是翻译领域的一个分支，就目前而言，观众接触到的作品中，无论是配音还是字幕，都存在许多问题与错误，还没有对电影本身的翻译主题化进行连续研究。2009年出版的《电影中的翻译》一书研究了全球化视角下翻译与电影术的关系，强调电影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及正视译者主体性这个问题，给本文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电影扮演的角色应是一个语际媒介，该书运用“翻译研究即关于短路的研究”的观点，提出要提高电影翻译教学的层次水平。翻译无声，但传达的潜在内容有声，将眼光着眼于具体的影片能在一定程度上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中。
2.译者在电影翻译中的地位
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与地位一直是近来翻译界的热门话题。翻译界一直普遍接受的原则是严复先生的“信、达、雅”。《译学词典》对于“翻译主体”的解释是“常指译者或称译者主体（以翻译行为本体而言）。但有人从广义上理解翻译，认为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除有译者主体参与外，还有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参与”（方梦之，2003）；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认为，关于译者主体性这个问题，国内外专家与学者一般有四种结论：一是认为译者是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和译者是主体，三是认为译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读者、和译者均是翻译主体。传统翻译研究认为，“忠实”是翻译永恒的准则，译者有责任将翻译活动尽量忠实于原文，也就是严复先生提到的“信”，这是由翻译的性质、译者的目的及任务决定的。诚然，原作者和读者在翻译活动中占有不可缺少的地位，相比之下，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译者主体性与“忠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30年来，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出版的翻译研究论著逐年上升，近十年来发展尤为显著。从研究类别上看，反弹教材、散论杂谈类论著出版量稳居各年段首位。英汉翻译技巧、汉语与其他语种互译技巧、商务、科技、医药、旅游等实用文体翻译研究著作颇丰（许钧、穆雷，2009）。1978至2007年，翻译研究论文的方向主要是倾向于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口译研究、翻译批评等，涉及电影翻译类的论文则少之又少。在影视翻译领域的领军人物钱绍昌、张春柏和麻争旗教授及一些知名学者研究方向多是影视翻译原则和技巧。电影翻译这一方面的创新性和突破性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电影中的翻译》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书以独特视角探讨了电影的翻译维度和译者的地位，在翻译学领域中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随着全球化观念深入人心，电影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互文资源之一，带来的翻译问题越来越受到相关领域的重视，要求译者显身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1译者能动性——对于翻译主题的选择
译者主体地位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本文主要研究译者能动性对翻译主题的选择。关于电影中的翻译主题，鲜少有专家学者会进行研究。《电影中的翻译》中提到翻译作为一种语际媒介，在电影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语言与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中可能起到工具作用。虽然已有大量文献讨论翻译策略问题、配音和字幕翻译技术及电影翻译跨文化问题，却忽视电影语言差异问题和电影自身翻译主题化（thematization）的问题，我们一直将翻译看做电影术的工具和“附庸”，《电影中的翻译》一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樊军，2013）。而翻译主题则离不开译者的选择，从侧面突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显身”。以具体影片为例，影片《黄飞鸿之西域雄狮》中，翻译主题的选择则是多样的：清末民初，宝芝林开到了国外，主题可以是中国人在国外的奋斗史；中国人在国外的境况窘迫，酒吧里聚集的西部牛仔不允许把啤酒卖给中国人，主题可以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当地印第安人部落纷争不断，主题可以是部落冲突；黄飞鸿与抢匪的最终对决涉及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现代文明枪炮的碰撞，主题可以是两种文明的碰撞，等等。因此，译者的“显身”体现在对翻译主题的选择上。的确，如同任何创作主题的选择都会受到特定时代制约一样，翻译作品的主题选择除了与译者研究需要和个人兴趣诸因素有关外，还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要求息息相关，后者会对译者个人兴趣和研究倾向产生作用，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和影响，两者共同作用于译者的选择。为了突出翻译主题，译者需要考虑一系列翻译技巧，如对等、归化、异化、控制等（张永喜，2009）。而在《黄飞鸿之西域雄狮》中，译者所要考虑的则是文化、社会、全球化、民族、种族、部落等问题，并将以上问题与翻译主题紧密联系起来。通过综合考虑之后，译者才能判断哪个因素是翻译的重点，需要在翻译中将其突出。当然，译者自身的个人兴趣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翻译主题。张永喜还提到，时代背景是影响译者选择翻译主题的一个因素。《黄飞鸿之西域雄狮》上映于1997年，时代要求中国在外国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形象，中国需要走出国门，让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电影这一形式传播到海外。影片中的黄飞鸿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人物造型，影片观众不止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正因如此，影片才融合了西部片的特色，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黄飞鸿。成了黄飞鸿的扮演者李连杰进军好莱坞路上的一块垫脚石。如此看来，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为译者的显身作出了贡献。
2.2译者创造性——目的语的再创作
译者的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方面。译者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译者对于电影原作的理解、对作品的意图及作品所要传达的思想内容的理解，同时还要了解电影相关背景，如当时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第二方面，创造性体现在对于电影的阐释和表达阶段。译者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原电影的对白、旁白等。这时，译者就需要调动一切手段，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张雨，2010）。考虑到受众的不同，目的语必须是观众所能接受的语言。举个具体的例子，《电影中的翻译》一书中提到，印度每年拍摄的电影最多，不同阶层的人群看不同语言的电影，看的时间差也不一样。精英人群首先观看，因此在为印度观众拍摄用印度语的电影，就有可能打破阶级、语言和受教育程度的现存结构。印度导演把Hollywood译成Bollywood，把Hollywood译成为印度观众易于接受的短语，从而加强本土电影产业。“Bollywood”就是这里所说的译者创造性的一个典型体现。王佐良认为，翻译本来就是一种调和的、辩证的艺术，译者需要根据原作不同情况随时调整自己的方法，亦可发挥译者的创造性，打破语言已成之局。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适当加入自己的创造性元素，使目的语被大众更广泛地接受。
2.3译者受动性
《电影中的翻译》中强调译者的“显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能随性发挥，也就是说，译者的主体性是受到限制的。这里就要提到另外一概念——译者的受动性。译者受动性指译者翻译时要受到原文语言、读者要求和译者所处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陈大亮指出“在理解主体性内涵时要注意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无视客体的制约性，过分夸大主体能动性；二是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完全排除主题能动性”（陈大亮，2004）。在电影翻译领域中，虽然没有原文，却有原语、字幕、片名等。影视翻译的难处就体现在译者翻译时既要全身心投入到影片中，体会影片角色的经历，又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保持高度客观性。电影这个媒介的复杂属性在于太多场景在极短时间内呈现，并且要求译者翻译。因此，译者如果想要将影片较为客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需要不止一次地观看。上文中提到，传统翻译学认为忠实是译者永恒的准则。这样看来，译作是否忠实就是衡量译作质量、检测翻译是否成功的一项标准。译者在翻译影视作品时，要“平衡”和“选择”，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问题。
3.全球化视角下的电影翻译
《电影中的翻译》一书中提到的全球化视角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什么是全球化？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加强各地区的文化联系，对文化交流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可能消除文化的民族特色，更不会导致文化美国化或全球化（韦幼苏，2002：94）。在全球化视角下，译者更应该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电影中的翻译》第二章探讨了与好莱坞电影密切相关的题材——西部片。以具体影片为例，《黄飞鸿之西域雄狮》是黄飞鸿系列的最后一部，也是许多观众难以理解的一部，该片带有浓重的西部色彩。理由是黄飞鸿在象征中国本土一代宗师形象的同时走到了国外，说起了洋话，穿起了洋装，颇似不伦不类。该电影本身已经融入全球化浪潮，既有该系列一贯主打的功夫镜头，又融合西部片的特色。全球化在该片中体现在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融合上，配角演员多是外国人。这样一种强烈的画面即视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飞鸿有着亚洲人的外貌却是印第安人的穿着，民族冲突与矛盾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全球化的翻译要求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互开放、相互对话，但实际上，翻译文化碰撞依然贯穿翻译对话的全过程，突出体现在译者的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既融合外来文化又维护本民族文化特性的矛盾体，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和本土性两重文化特性（赵曙明，金春伟，2002）。翻译界的专家学者研究了全球化语境下的译者身份问题，但这里的翻译文本则是多种多样的，在电影翻译方面，同样的理论也适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要注意其文化身份。在这样一种全球化背景下，飞鹰族人使用的是英语，黄飞鸿因为听不懂英语而与他们无法交流，只能通过猜测、肢体语言形式进行日常接触。影片中，中文是主导语言，但并不意味着语言对所有讲话人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电影配角语言的英语，在译员努力下，需要向观众传达出要表达的意思，因此翻译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影片要传达的民族冲突与矛盾可以说是主题之一，译员的翻译活动在保持忠实性的同时，要能反映出影片的主题及不能忽略的特殊背景——全球化背景。
4.总结
当代翻译研究领域亟待有新的突破，传统研究已不能为翻译注入新的活力。《电影中的翻译》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研究新视角，将全球化观念与传统翻译视角相结合，并通过具体例子重新审视电影的翻译维度和译者的主体性。长期以来，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该隐身，应该尽量还原作品、忠实作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译者主体性及其客观存在性及译者的“显身”问题。译者主体性地位主要体现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其中译者对于翻译主题的选择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译者的主体地位。译者对于翻译主题的选择，忠实地传达出影片所要体现的文化价值、内涵等。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再创造。但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双语差异、不同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译者需要在忠实这一原则基础上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1]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4（2）：3-7.
[2]樊军.《电影中的翻译中》翻译与电影研究的新视角[J].电影文学，2013（7）.
[3]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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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钧，穆雷.中国翻译学研究30年（1978-2007）[J].外国语，200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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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2014年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项目（201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