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家、慈善家到涉嫌猥亵9岁女童，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从成功人士到性侵恶魔仅一步之遥。人们谴责人渣老板，呼吁加大惩处这类突破社会底线犯罪的力度，而如何保护未成年人仍是个沉重又长远的课题。
　　可以说，王振华牵出的是一个严峻迫切的现实：科技昌明，文明进步，而我们在保护防范性侵未成年人方面卻严重滞后了。对此，全社会要深刻反省，并拿出马上能付诸实施的法规和措施。
　　据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2013～2018年间，全国各地经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高达2096起，仅2018年一年，受害儿童就超过了750人。
　　这仅是基于警方和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而大部分的儿童性侵案件，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公开。专家粗略估计，性侵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隐案与报案比例是7：1。
　　另据统计，熟人性侵儿童案占87.87%，其中师生关系占比最高，占33.8%;其次是网友关系，占18.57%;排在第三位的是其他生活接触（门卫、校工等）的熟人，占15.23%;此外还包括邻里关系（邻居、同村）、亲属关系（父女、继父女、养父兄、亲戚等）。
　　我们一方面要严惩利用手中的权钱逾越法度、挑衅公序良俗者，彻查事件背后的黑色交易链;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关注那些弱小的受害者，他们有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及今后如何保护他们。
　　简言之，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惩戒应与保护并重，而长远看保护更重要——千万声谴责不如一条实施到位的法律法规，能防患于未然。
　　如果没有外界的强制干预，施暴者一般会对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犯罪，有些犯罪的时间跨度甚至长达数年。从目前披露的王振华涉嫌猥亵儿童一案的细节，人们有理由追问：王振华是否有猥亵性侵女童的前科？其企业家的光环为实施犯罪提供了什么便利的条件？其背后是否存在一个“输送”幼女的病态网络？
　　司法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遏制儿童性犯罪方面，法律的力量远胜于道德武器。
　　近年来，我国针对幼女受侵害领域的立法工作在不断完善。201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其原因就在于犯“嫖宿幼女罪”只能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犯“强奸罪”最高可追至死刑。
　　但是，此次舆论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猥亵”与“强奸”的司法界限是否过于宽泛？“猥亵罪”最高5年的量刑，是否会成为一个对9岁女童实施了性侵的企业家逃脱更严厉制裁的盾牌？
　　打击性侵儿童，除了教育儿童加强自身的防范措施外，更需要立法者正确评估社会风险和影响，从法律上让保障和惩戒与时俱进。
　　一百年前，胡适先生提出了“文明”的两大准则：“第一看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怎样待女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筑牢未成年人的保护屏障，补上儿童性教育与防范的缺失，并在罪案的裁定上从重从严，成为文明与否的试金石。而王振华案能否查清楚，还受害女童及其家庭一个公道，将会检验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