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八、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分子力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独立知识分子传统，换言之，从传统的读书人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在俄罗斯早就完成了。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个转型不仅起步很晚，而且曾经长期中断，迄今为止，我们也不敢轻易断言，转型已经完全。
　　我常常想，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开始于戊戌变法前后，主要以这几个人为标志：第一个人是张謇，他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年中状元时已经41岁。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他因缘际会，在故乡江苏南通开始实业救国生涯。当戊戌变法之时，他筹办大生纱厂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第二年，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他的纱厂终于开机生产了。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的排行中“商”仍居末位的时代，一个状元要以翰林身份去走一条前无古人的实业家道路，无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第二个人是蔡元培，1892年他26岁那年中进士。他虽然认同维新变革的思想，却不赞同康有为的做法，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如此深，不从根本上培养人才入手，企望靠几道上谕一举解决问题，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戊戌变法失败，他并未被牵连，但他在当年9月毅然离开了翰林院，辞官南下，选择教育救国之路，先是在绍兴，后来辗转到上海，开始他的近代办学事业，他成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不是偶然的。
　　第三个人是张元济，和蔡元培同是浙江人，同一年的进士，戊戌变法的百日间，他曾受到光绪帝的亲自召见。变法失败，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只身南下另谋出路。他有一个好母亲，在他受挫之时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几年后，他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进入出版业，把商务印书馆办成了中国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在出版这个全新的领域呼风唤雨，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他们之外，还可以加上第四个人，那就是办报的汪康年，他和蔡元培、张元济都是1889 年同科的举人，1894年获“同进士出身”的资格，但他一生走的是一条报人的道路，从1896年创办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时务报》到后来的《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他以自己办报的实践深深地介入了晚清中国。
　　以他们为标志，这些都有科举功名、拥有状元翰林身份的传统读书人，终于告别“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千年老路，在实业、教育、出版、新闻等不同层面，开创出各自的新事业，不再挤在从政这条独木桥上，不再以做官为唯一目标，在他们多元的选择背后是近代初露的曙光。他们走的道路已经偏离了朝廷这个重心，围绕他们这些人和他们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之外的重心开始出现。可以想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这些人物在幽暗的长夜里冒出头来，脑后一样拖着长辫，嘴里说着子曰诗云，他们不懂外语，当时还没有看到过更辽阔的外部世界，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摩登（Modern）人物，他们是历史的“新人”，他们的登场才真正意味着近代史在中国的展开。虽然他们手无寸铁，但他们都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带来的一种全新的做人模式，他们提供的是新的价值，他们的追求在儒家学说、八股文和诗词歌赋之外。有了他们，其他读书人（当时的和后世的）就有了可以效仿的参照系，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新的风气，社会进步主要是一种风气的影响，而风气的形成靠的是个别具体的、活生生的摩登人物做出的示范。一百多年前，无论怎么评价张謇拖着长辫在南通那块土地上办工厂、办学校、做社会事业的贡献，都不会过分，他影响的又何止是一代人。
　　（作者为独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