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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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受“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工商业逐步转向农村,先后提出“采系统计划”“定分区制度”“划区施教”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初步设想,并在农村改进试验区进行推广。职教社的农村改进事业,对发展当代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中华职教社;农村改进事业;农村职业教育;国民政府时期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1-0073-04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事业的缘起
  作为我国近代以研究、讲演、出版、职业指导、实验和推广为工作己任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在其正式成立后不久,就在翌年7月发表了由职教社同仁们共同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其中,对实施职业教育的方法、途径、内容等都做了相关概述。当时,职教社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城市工商业,相比之下,乡村职业学校数量并不多,而即使是当时已有的农校,其校址大多数也是设立在城市,针对这种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黄炎培于1922年8月在《教育与职业》发表《读全国职业教育最近统计》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以下尖锐问题:“试观其地址别,何以乡村职业学校独少,仅得五分之一?夫农校既在全国职业学校中占百分之四十八,何以乡村学校乃仅占百分之二十?”[1]
  随着“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潮流的激荡而至,这一时期乡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思潮逐渐兴盛,这无疑对此时中华职教社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起到了催化作用。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华职教社的同仁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若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重视农村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农民问题。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历史发展时期,教育的发展都必然受其所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正如黄炎培所说:“凡一学说、一制度之倡,非人能之倡,盖时势所迫,察其需要之攸在,而为之振导,未几推行全社会。”[2]
  鉴于以上认识,在1920年10月,中华职教社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开始探讨职教社的农村改进设想。该会在成立之初,就派成员调查各地农业教育状况,集思广益,征集有关农村教育制度的意见。自此,同仁们对职业教育的主旨也开始有了更深的认识,如职教社农业教育研究会在其宣言书中曾提到:“职业教育者,实对个人为解决生计问题,对社会为增高各种事业之效率功能,其重要固早已为国中贤达所洞悉。虽然,使今日而有一种教育制度,顾其名诚为职业教育,而究其实则上既无补于国家实业之发达,下亦不能助个人生计问题之解决,若不设法补救,则国人将不解乎职业教育本旨之所在,而对于本社推广事业之前途,将发生无限阻碍与怀疑焉”[3]。不仅如此,作为职教社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在当时也深刻认识到,要想提倡普及教育,就不能忽视乡村教育的发展,他说:“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4]“吾尝思之,吾国放盛倡普及教育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5]黄炎培提出由发展乡村教育、从点到面开展普及教育主张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历史转型时期,显然,他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性。
  二、坐而言——针对农村教育的四个初步设想
  1922年8月2日,黄炎培在南京东南大学做讲演,并为全国农业讨论会会刊题词:“今日合全国人之知识坐而言,尤愿明日合全国人之能力起而行”[6]。自1922年起,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仁们,开始逐步构想乡村职业教育的计划。
  (一)“采系统计划”与“定分区制度”
  经过职教社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出炉,计划案以江苏职业教育为例,提出了针对农业教育的两个初步设想:
  职教社同仁们认为,农业教育不同于工商业教育,应施行“采系统计划”。早在新学制中,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地位就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将甲、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初级中学兼设职业科,在小学高年级增设职业准备教育,以上都实属职业教育性质。农场、工厂等附设的职业指导机构或职业补习机关,从其范围看,也属于职业教育。但是,以上职业教育虽然设有甲、乙种农、工、商学校,但“与农、工、商实业行政,绝对不生关系”,“省立各农场、工厂亦甚感教育之需要,或且附有教育事业,而与教育行政,亦绝对不生关系,如是而欲收充分之效果,宜其难也”[7]。介于此,江苏省行政当局于1922年11月组织成立了教育实业行政联合会,并令设职业教育委员会,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行政筹备工作,农业教育的“采系统计划”才得以提出。
  针对江苏职业教育的实际状况,职教社同仁们在《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中,提出了定分区制度,即将各地农产区分为若干区,如棉区、麦区、林区等,然后在各个区,选取一个适当的地点,成立农场,以满足中央或局部地区农业教育试验之需求,而每个农场,则隶属于大学农科或农业中学,每个县选取若干区与农校联络,负责农业职业教育的推广和指导。
  以上两个计划,虽然只是针对江苏省职业教育提出的,但从某种意义看,它的提出对农村改进事业理论的进一步成熟奠定了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从那以后,职教社开始逐步探讨农村教育的改进办法,并开始注意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教育事业的改进和发展。实际上,职教社自成立之初,其工作重心是城市在工商职业教育,很少及农。对于此种现状,江恒源也曾做过如下论述:“本社自民国六年成立后,即便着手试验工商职业教育”,而没有及农。到了民国九年,已感觉当时农业教育的失败,而没有认清失败到什么程度和怎样挽救,乃设有“‘农业教育研究会’。”[8]
  (二)“划区施教”
  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西太原举行第四届年会,黄炎培受山西省当局委托,代拟职业教育计划,并作《在山西三星期间之工作》一文,文中他明确提出了“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对乡村职业教育的实施问题,他说:“乡村职业教育之设施,不宜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教便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其面积以三十方里为度,其人口以三千至五千为度,地方治安,取其可靠者,水旱偏灾,取其较少者,先调查其地方农产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再进行计划。”[9]那么,此计划重在解决哪些问题呢?对此,黄炎培做了详尽论述:“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之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职业余间如何使之快乐;其年老或残废者如何使之得所养,疾病如何使之得所治;如何使人人有卫生之知识;如何使人人有自卫之能力......更如何养成与他区合作之精神,以完成对省、对国、对群之责任。”[10]综合上述问题,黄炎培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凡此种种,先设一中心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在试办时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担负为原则。划定办理期间与成绩标准,依次考核,试办有效,再推广于各地。”[11]   (三)大职业教育主义
  随着“采系统计划”“定分区制度”和“划区施教”等计划的相继提出,职教社对农村改进事业的理论思想逐步成熟。1925年12月13日,黄炎培作了题为《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指出职业教育提倡不能仅限于农、工、商职业界,而是要参与到全社会的运动中去,办理职业学校,就必须同时沟通和联络一切教育界和职业界。他还断言道:“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12]。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职教社成立之初提倡的解决生计之主旨,其内涵显然有所延伸。自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以后,我国职业教育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表现在试验区的设立。[13]
  三、“起而行”—— 农村改进实验区的建立和推广
  (一)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的建立
  在1925年“划区实施乡村职业教育计划”提出后,由于战事影响,农村改进实验区未能在山西省农村开办,职教社只好另选实验区域,经过仔细考察后,最终选定以江苏昆山徐公桥为首个乡村改进实验区。于是,次年6月16日,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的兴建工作正式启动,与此同时,职教社还派员下乡开始“试办”工作,这标志着职教社的农村改进工作事业,由先前的理论探索走向实践检验,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渐次推进,也正实现了黄炎培对乡村职业教育“今日合全国人之知识座而言,尤愿明日合全国人之能力起而行”的愿望。
  作为中华职教社兴办的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实验区从其开办之日起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尽其所能集合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确保实验区能达到预期目标。黄炎培在他《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一文中对人力和财力的合理使用作过明确分析:“我们踏进徐公桥,首先注意什么呢?首先注意两件事:一用人,二用才。对这两件事,我们在15年5月3日通过之《实验农村改进计划》中规定之原则如下:甲,用人以就地取材为原则。虽为指导督励起见,施充分之助力,总以实验期终了后,能以当地人才继续办理为度。乙,用费以就地筹款为原则,虽在提倡时略加助力,总以实验期终了后,能用当地经费继续进行为度。”[14]“深入民间”是徐公桥实验区始终坚持的原则,黄炎培说:“要是这四个字做不到,一切办法,无论花团锦簇到什么田地,都是空场面,一分价值都没有。”[15]
  事实上,经过各成员的不懈努力,在之后长达6年多的实验工作中,徐公桥实验区基本上实现了“无矿土,无游民”“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预期目标。在义务教育方面,改进小学教育,推行义务教育;成人教育方面,推行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方面,施行职业指导,提倡家庭工艺。在六年之中,“共计增加小学五所,学生四百二十五名,成人识字增加九百六十四人。”[16]“徐公桥改进事业经过六年的经营努力,学校由一所添到六所,学生数由一百六十余人添到五百三十五人,从前成人识字的只有五百六十人,现在则有一千五百二十四人。”[17]
  (二)乡村改进事业的拓展与逐步推广
  积累徐公桥改进实验区的建设经验,职教社于1928年在江苏镇江开辟了黄墟农村改进实验区,还在苏州善人桥和沪郊农村开办乡村改进实验区,此后,职教社又相继兴建了一批乡村改进实验区,至此,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乡村。从徐公桥实验区兴建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由职教社办理或代办的乡村职业共有30多处[18]。此外,职教社于1931年春还在浙江余杭县诸家桥、宁波的白沙、长兴县的渡口镇等地,相继开办了一批农村改进实验区。据统计,自1928年至1935年间,职教社先后举办的农村改进机关就有207个[19]。
  综上,职教社工作重心的乡村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改进事业的推广,推广了农业科技,繁荣了农村经济,对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也起到推动作用。虽然职教社的农村改进事业也存在局限性,但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职教社同仁依旧坚持探索发展乡村职业教育,以图富强整个民族,职教社的这种忧国忧民、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此外,职教社在推行农村改进事业中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对今天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更是弥足珍贵的。
  参 考 文 献
  [1]黄炎培.读职业教育最近统计[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52.
  [2]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之感想[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40.
  [3]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58.
  [4][5]黄炎培.《农村教育》弁言[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17.
  [6]许汉三.黄炎培年谱[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54.
  [7]黄炎培.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67.
  [8]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110.
  [9]黄炎培.在山西三星期之工作[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26.
  [10][11]黄炎培.在山西三星期之工作[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27.
  [12]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31.
  [13]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83.
  [14]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67.
  [15]黄炎培.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C]//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53.
  [16]姚惠泉,陆叔昂 .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出版,1934:59.
  [17]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92.
  [18]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69.
  [19]熊明安,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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