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与看守所不同，考虑到犯人除了劳动以外还应该有适当的娱乐，两三个星期有一次电影。在监狱看电影是件大事，它不仅是一次娱乐活动，对我们这些被阻断信息的“犯人”来说，根据它可以推测政治形势的演变。因为不仅电影中的“新闻简报”报道了国内外大事，就是从不断变化的影片目录中也可见政治的动向。
　　放电影的地点是狱中的一个露天广场，不大，但狱中的千余人都能装下。时间一般是在休息日的头天夜晚。犯人各自携带小板凳来到广场，端然静坐，天一擦黑，就开始放映了。
　　电影这种有刺激性的娱乐往往会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别是1977年下半年，旧电影开放了，许多电影的放映都能带来点儿震撼。例如“反革命犯”对影片的政治含义很敏感。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艺、学术都是政治信号，开放旧电影简直就是发布政治信号。银幕上播放了写海瑞的湘剧影片《生死牌》（其实它还是1975年毛泽东在世时拍摄的），它犹如一声春雷把人们从政治沉闷中惊醒，人们马上联想到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大家私下议论：“海瑞出来了，‘文革’第一个倒霉者吴晗大概要平反了。”监狱里放映过《甲午风云》，电影一结束，大家就议论起来：“邓大人”可能快要出山了（“反革命犯”中也有对“批邓”不满而被判刑的）。放《林家铺子》时知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又快成为文艺红线了，周扬、“四条汉子”又要卷土重来了……政治是个谜，时时放出是耶非耶的些微信息让大家“猜一猜，谁来吃晚餐”。这真是一种益智活动，连监狱的犯人也能半公开地参加。
　　我还感觉到“文革”中拍的“革命电影”特别适合在监狱中放映，因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间烟火，不涉及性，仿佛每个英雄人物都是雌雄同体，自满自足的。这不会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于思想改造。因此，在监狱看电影，常让我不由得这样想：常常说文艺宗旨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创作原则是大写“英雄人物”和“三突出”精神，其实这些更适合为犯人服务，似乎可作为犯人改造的教材，犯人欣赏这类作品没有任何副作用，只会有益而无害。
　　在“一监”待了两年，看了一二十场电影，每场一般播放两个影片，其中三场至今还有鲜明的印象。一是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影片。我到“一监”一个月左右，毛泽东逝世，接着就是“四人帮”垮台。本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该刹车了，但不知是由于惯性，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北京的运动并未停止。那时旧电影（1966年以前拍摄的）大多还没有解禁，社会上放的电影也多是1975年—1976年间拍摄的，监狱中放映的自然也是这类。
　　经过“文革”，文艺政治化搞到极端，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因此这时的影片内容就是谎言的汇聚，是对观众智力、审美力的侮辱，也不妨说是一种测验。有个片子的名字记不清了，但它的第一个镜头，即使过了三十年仍然记忆犹新：一个革命派的姑娘，风风火火，怒气冲天，从岸边跳上一只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个青年男子的肩头，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布来，露出男人壮实的肩膀。这是一个大特写，十分刺目。剧情的发展使观众得知，这是女革命派阻拦其男朋友进城做小买卖，“搞资本主义”。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当时极其时髦的、但却令正常男人望而生畏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角色。社会上谁敢接受这样的人物？男人谁敢娶这样的媳妇？当然，可能这造反派女士根本就没有准备过嫁人。
　　另一个印象深的就是《欢腾的小凉河》。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政治片，它的矛头对准了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影片中有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一出场就是提倡“集体发财”，说“不仅要发展，还要发财”，批评那些“张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的干部，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并说不搞生产就会“亡党亡国”，他要“整顿”现实秩序，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这些话在大多数民众听来是合理的，但却被主流舆论所狠批，它在观众中会造成何种影响，很难从表面上来看，因为人们的实际利益是很难用口舌抹杀的。反派主角白副主任在造型上都模仿邓小平，留着小平头（“四五”之后，“小平头”就成为一种“反动”的政治意象），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并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争论时，引用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邓氏名言，并说这是总书记的指示。虽然影片把这个副主任当作反面人物来塑造，但他颇具气势，言辞尖锐，与造反派辩论时侃侃而谈。影片本想贬损这个人物，为观众灌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观念，可在我看来却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观众对这位重视生产、敢于反潮流的白副主任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1975年中国新闻纪录影片厂拍摄的访问“民主柬埔寨”的纪录片。这个片子很长，分上下集，大约有三个小时。我很佩服拍摄者的毅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色彩、没有欢笑的空间里，他们居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审视、拍摄那么长时间。当时的柬埔寨，无论男女，人们的穿着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时代的“尚黑”），女的只比男的多一条黑围巾。不过这让“一监”犯人（犯人服装都是黑色）感到亲切，看看银幕，再瞅瞅衣裤，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团的演出也一律着黑装，其歌唱如诵佛经，不知是佛诵取法于柬地民歌，还是柬埔寨人由于深信释迦牟尼，惯用佛音梵呗以表达情怀。舞蹈只是顿足扬臂，颇具古风。女持镰刀，男扬斧头，两者携手，就是工农团结；举枪联臂，昂首扬眉，便是消灭敌人。一看就懂，非常大众化，然而毫无美感可言。
　　可是“文革”前的影片多少还是有点儿爱情内容的，这是革命+爱情或劳动+爱情了，与现在拍的爱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这点剂量甚微的爱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动。
　　有一次放完了《我们村里的年青人》，这是一个歌颂“大跃进”时农民改天换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贞，很是抢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脸时，碰到大老黑，他拿着一块新的花毛巾正擦他那张黑脸，因为对比鲜明，我不禁赞叹了一声：“真花啊！”大老黑用手拍着毛巾说：“知道吗？孔淑贞给的！”我笑了说：“你真是至死不悟啊！”他是因为男女关系被判死刑缓二的，当时尚未改判。因此，我说只有“文革”中拍的影片最适合给犯人看，因为只有那时的影片能够“纯洁”到毫无人性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