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民族企业 民族复兴 社会创业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企业史领域奠基者钱德勒认为，现代大企业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企业对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在国际工业领导权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增长动力，决定了国家的兴衰。企业范畴本身是无国界的，但是企业的发展又和民族复兴、国家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才有了民族企业或民族工业的概念。回溯近代以来我国民族企业发展史，民族企业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民族企业既完成了自身从萌芽、发展、壮大到走向世界的蜕变，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的内外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民族企业须主动调整自身发展战略，积极助推“双循环”畅通。
何为民族企业？尽管众多学者论述均对民族企业或其相似的概念进行过界定，但学术界对此仍未达成共识。“民族”的概念在近代由西方传入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一个个民族只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场合里呈现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因而民族企业应该包含一个阶段的国家共同体的普遍期待和共同观念，民族企业的内涵具有其时空的动态性。笔者认为，民族企业的界定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要求：
第一，企业的控制权必须由本国公民所掌握，这是区分民族企业和非民族企业最清晰的边界。广义上讲，民族企业是与其所属国家境内的外资企业相对立的企业形态。它既可以是内资企业（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等），也可以是由本国公民或国家所控制的合资企业。
第二，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有任何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国家责任、民族责任和社会责任应内化在企业的战略和文化之中，成为约束和指导企业运营的基本原则。
第三，企业具有长期的品牌形象，且受到绝大多数本国公民的尊重和认同。多数民族企业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文化积淀产物，民族企业家为国民所熟知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民族企业在中国渊源已久，受传统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民族企业家们在企业创立之初，便将富强国家和推动商业进步的伟大理想融为一体，展现了儒家“重义轻利”道德理想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企业尽管组织形式和表现形态不一致，但是他们都始终坚持将企业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以国家利益优先的方式回应不同时期下国家最为迫切的需求，成为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回顾历史，民族企业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意义重大：第一，在国家和民族陷入危难时，民族企业总是冲锋在前。不论是救亡图存还是经济建设、面对战争或是自然灾害，民族企业总会冲在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第一线，成为国家和民族最信任的力量；第二，民族企业是创新发展的引领者。创新是民族企业的标签，不论是工艺创新、产品创新还是科技创新，民族企业在任何历史阶段都走在最前沿，引领和推动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第三，民族企业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民族企业始终坚持解决国家最为普遍和最为紧迫的需求。例如在战争期间生产军需物资、在粮食紧缺时为经济安全和物资充裕扩大生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中助力乡村振兴、在疫情肆虐下生产抗疫物资、在社会发展常态时吸收国民就业。可以说，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社会共同富裕，是民族企业在不同时期的共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企业不仅是个人的企业，更是社会的企业。
民族企业家是开拓者、创新者、学习者，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中国民族企业家不仅具有创新、冒险、诚信和勤奋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商业精神”，更吸收了儒家文化的优秀思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认同感，逐渐形成了国家、社会与商业利益相融合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家精神。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代代相传，成为推动民族企业不断迎接挑战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着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战略抉择。推动“双循环”畅通要克服诸多挑战。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物理隔绝，对全球分工造成极大冲击，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显著影响；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还面临供给侧、需求侧和国际循环三方面的挑战：国内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现代产业体系仍然有待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不足；产业链高端部分依赖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民族企业被西方列入“实体清单”，国际循环不畅。
大力扶持民族企业发展，不仅是解决其自身遭遇的前所未有难题的有效方法，也是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破局之道。首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更是民族企业的时代任务。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企业的一切行动要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民族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带头示范作用责无旁贷；其次，民族企业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在国民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能够有效带动内需，从而促进内循环的畅通；最后，民族企业控制权由本国国民掌控，民族企业组织能力、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的整体提升必将带动国内其他企业核心能力的发展，成为破解封锁的制胜砝码。当前，部分民族企业在推动内循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以及吸纳就业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民族企业发展状况如下：第一，在双循环科技创新支撑方面，民族企业的主力军作用正在强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2020年我国全球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6.1%，以68720件位列世界第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我国共计声明13282件5G标准必要专利，占全球专利总量的37%，这其中很大部分就来自我国民族企业。国际知名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華为、中兴5G标准必要专利数分别在全球企业中排第一和第三。应该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族企业的总体创新能力还有一定差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尽管中国企业科技创新500强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75%，但通用设备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指数平均得分并不高。和国内非民族企业相比，我国民族企业创新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不同行业的差别更是显著。我国民族企业在高科技行业总体创新投入较大，研发团队初步形成一定规模，创新产出水平尤其是技术专利供给水平一定程度领先于其他类型企业。但是传统行业尤其是老字号的民族企业创新投入较小，研发团队没有规模优势，创新产出水平也不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当下，我国民族企业欲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前所未有的科技围堵和封锁，更加需要增强科技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从助力国内大循环的意义上看，也应该推动老字号民族企业积极转变观念，抓住数字技术和创意产业风口，努力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品牌更新。
第二，在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方面，民族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正在释放。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国内外循环畅通，关键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但事实上我国一些关键设备、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仍然主要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不足，这不仅制约了我国产业自主发展，也影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此，民族企业更应主动承担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责任。从调研数据看，部分产业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这些行业的民族企业通过产业聚集方式来引领技术变革，解决行业核心需求，形成了一系列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如北京中关村移动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深圳高新区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以及成都数字新媒体创新型产业集群等。这些创新型产业集群大多由各地民族企业牵头，能够有效补充产业链供应链高端部分的不足，从而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此外，一些民族企业开始在技术上联合“揭榜挂帅”，寻求关键零部件研发的突破。这些产业链供应链的融通与赋能，有利于化解当下“双循环”面临的难题，也将开启一条产业链开放创新畅通循环的新路。
产业链供应链是由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买家或处于技术掌控地位的生产者主导，要做到真正自主可控，民族企业还应主动担任“链主”角色，要有“建链”“串链”和“锁链”的核心能力。如在生物医药和飞机制造这类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民族企业应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和规则制定，下力气解决核心技术不足的关键问题，建立产业链与其余链条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当下，首先，要解决好产业链与资金链的协调发展问题，要推动资金链围绕产业链布局，避免资金“空转”和“瞎转”；其次，要解决好产业链与人才链、创新链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优化创新人才流动配置、提高劳动者与岗位的匹配效率；最后，要坚定实施供应链倒逼产业链创新的自主战略，以供应链“自主”来推进产业链“可控”并持续创新。
第三，在稳就业和共同富裕方面，民族企业的生力军作用越发凸显。就业是创造供给和需求的连接点，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是民族企业是维护就业稳定的压舱石。《财富》统计，世界500强里员工人数最多的50家公司中，中国企业占22家，共计解决就业人员1121.3万人，这里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民族企业。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循环不畅的情况下，民族企业自觉履行社会企业的使命，利用数字平台技术，探索灵活用工新模式，增强了疫情期间的从业者就业弹性，维护了疫情期间的社会就业稳定；二是民族企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在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分配效率，既刺激消费和保障双循环畅通，也推动了共同富裕。主要表现为民族企业在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女性充分就业等方面的显著贡献；三是民族企业通过创新产教融合方式和加强员工实训等方式，提高就业质量，解决了双循环中的人才流动阻梗难题。有的民族企业开办职工大学，有的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开办数字能力提升班，这些有效做法推动实现了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民族企业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峥嵘历程，如今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引领者、压舱石和生力军。新发展格局下，民族企业应把握时代机遇，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一，民族企业要善于创新，扮演好以新发展理念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引领者角色。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民族企业可以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发挥积极示范作用：一是利用好我国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IoT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加快数字创新，占领数字经济全球制高点。通过搭建更高效的智能制造云平台，构建全球数字部门协同体系，以数字优势摆脱西方封锁的物理劣势；二是努力挖掘中西部地区潜在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当好协调发展的旗手。例如，以东北振兴战略为契机，民族企业对老工业基地里的一批“穷、堵、老”问题企业进行对口支援，主动将其纳入自己的产业链生产环节；对于发展迟缓的臃肿企业，要输送专业化管理人才，帮助其精简产业结构，吐故纳新；对于日渐萧条的老企业，要帮助其进行数字化改造和产业转型。再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背景下，民族企业应该因势利导，推动区域化企业集群形成，积极助力区域市场畅通；三是民族企业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围绕“双碳”目标和国际ESG评价体系，重新制定企业发展使命，积极将碳减排任务纳入研发和生成全过程，探索全产业链绿色循环发展和所有部门碳减排可追踪可核算模式，贡献民族企业的“双碳”解决方案；四是民族企业要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对外合作部署，谱写开放发展新篇章。如可以借助进博会、智博会等国际平台，与国外政府、企业和用户展开深度合作，克服外循环压力；五是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带动其他企业从原来的资源争夺战转为合作共建的协防战，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品牌影响力、资本优势或渠道关系的民族企业可以主动谋求与国内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合作，组建战略联盟或企业集团，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增添动力。
第二，民族企业要敢于破局，扮演好以“一带一路”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的“联轴器”角色。“一带一路”是我国继“走出去”战略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之后的又一深化对外开放总格局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主动破局行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探索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合作模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与沿线国家的深度互动。“一带一路”是落实“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民族企业应该以此为契机，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民族企业要利用好“一带一路”这条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历史通道，通过满足客户的核心需求来打破外循环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壁垒。应该努力按照需求端的实际需要进行产品客制化生产，满足所在国客户的在地化需求；其次，民族企業应该巩固“一带一路”传统优势，讲好中国产品和中国制造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和中国品质。要时刻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使民族品牌成为先进制造的代名词，要有一批类似“中国高铁”“中国航天”这样响当当的国际产品；再次，坚定树立和沿线国家企业合作发展的战略。我们国家已经具有了“前期帮扶建设，后期保障运维”等成功的经验，今后民族企业更应积极拓展合作发展思路，只有合作才能打破固化的旧市场格局；最后，民族企业也要积极结伴出海。产业链优势环节的民族企业应该与产业链互补的国内企业组成跨国联盟，这些都是推动外循环的有效方式。 第三，民族企业家要勇于担当，承担起以社会创业行动助力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的先行军角色。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特殊人群就业、医疗养老问题、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等成为制约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堵点因素，可以通过激活民间社会活力，探索社会创业和共同富裕方案，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作为一种运用商业策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社会创业正成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我国民族企业自形成之初就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企业利益，是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其商业和社会利益双重混合的角色，决定了其可以成为当下解决“双循环”各种堵点的最佳方案。具体来说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民族企业要主动成为党和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双循环的目的也是迈向共同富裕。民族企业要牢记使命，切实制定内部利益共享计划和外部共同体发展策略，统筹做好内部员工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各方面的民生福祉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企业员工，让员工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要发挥企业社会责任，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要坚持公司社会创业理念，在乡村振兴中更加主动作为；二是民族企业要积极成为特殊人群就业承载中心。点亮特殊人群“就业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直接途径，也是当下“双循环”关键难点。民族企业不仅要努力探索更多社会企业就业新模式，推动更多就业岗位供给，更要注重帮助特殊人群工作有尊严、生活更幸福；三是民族企业要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全球社会创业的典范。我国应急事故频发，养老行业、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社会民生行业问题仍然不少，民族企业应该主动联合各界力量，推动以社会创业和影响力投资方式实现复杂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也是新时代可以发挥作为的庞大国内空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医疗资源不足等难题，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我国民族企业可以借鉴国际社会创业方式推进上述国际问题解决。例如与发展中国家共建“医疗银行”，借鉴格莱珉银行的运营机制，达到“救治”和“可持续经营”的双重目标。探索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规则设计，建立健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并与国际对接，帮助中小企业绿色化，带动更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全球中小企业资源共享解决方案，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上述社会创业措施在解决全球共同社会问题同时，也将进一步丰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接触点，有利于“双循环”的最终实现。
回溯歷史，民族企业始终是将国家利益高于自身利益的社会企业，是国家发展、民族富强和社会富裕的坚强基石。着力当下，民族企业是国家创新发展、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乃至稳定就业的压舱石。展望未来，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为己任的民族企业，在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征程中，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品牌实力，努力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邱振宇、陆亮亮和郑若愚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创业行为与过程管理研究”（项目编号：20AGL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张逸人等译：《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②何佳讯：《品牌的智慧——为企业和政府建言献策》，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年。
③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④杜洁、张兰英、温铁军：《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的本土化——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为例》，《探索》，2017年第3期。
⑤许新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⑥张忠民：《“公私合营”研究：1949—195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⑦刘志阳、王陆峰：《中国社会企业的生成逻辑》，《学术月刊》，2019年第51期。
⑧任星欣、余嘉俊：《持久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外科技打击的策略辨析——日本半导体产业与华为的案例比较》，《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
⑨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⑩谢伏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55期。
责编/贾娜 美编/李祥峰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企业史领域奠基者钱德勒认为，现代大企业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企业对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在国际工业领导权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增长动力，决定了国家的兴衰。企业范畴本身是无国界的，但是企业的发展又和民族复兴、国家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才有了民族企业或民族工业的概念。回溯近代以来我国民族企业发展史，民族企业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民族企业既完成了自身从萌芽、发展、壮大到走向世界的蜕变，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的内外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民族企业须主动调整自身发展战略，积极助推“双循环”畅通。
民族企业内涵及其历史作用
何为民族企业？尽管众多学者论述均对民族企业或其相似的概念进行过界定，但学术界对此仍未达成共识。“民族”的概念在近代由西方传入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一个个民族只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场合里呈现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因而民族企业应该包含一个阶段的国家共同体的普遍期待和共同观念，民族企业的内涵具有其时空的动态性。笔者认为，民族企业的界定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要求：
第一，企业的控制权必须由本国公民所掌握，这是区分民族企业和非民族企业最清晰的边界。广义上讲，民族企业是与其所属国家境内的外资企业相对立的企业形态。它既可以是内资企业（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等），也可以是由本国公民或国家所控制的合资企业。
第二，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有任何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国家责任、民族责任和社会责任应内化在企业的战略和文化之中，成为约束和指导企业运营的基本原则。
第三，企业具有长期的品牌形象，且受到绝大多数本国公民的尊重和认同。多数民族企业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文化积淀产物，民族企业家为国民所熟知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民族企业在中国渊源已久，受传统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民族企业家们在企业创立之初，便将富强国家和推动商业进步的伟大理想融为一体，展现了儒家“重义轻利”道德理想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企业尽管组织形式和表现形态不一致，但是他们都始终坚持将企业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以国家利益优先的方式回应不同时期下国家最为迫切的需求，成为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回顾历史，民族企业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意义重大：第一，在国家和民族陷入危难时，民族企业总是冲锋在前。不论是救亡图存还是经济建设、面对战争或是自然灾害，民族企业总会冲在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第一线，成为国家和民族最信任的力量；第二，民族企业是创新发展的引领者。创新是民族企业的标签，不论是工艺创新、产品创新还是科技创新，民族企业在任何历史阶段都走在最前沿，引领和推动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第三，民族企业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民族企业始终坚持解决国家最为普遍和最为紧迫的需求。例如在战争期间生产军需物资、在粮食紧缺时为经济安全和物资充裕扩大生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中助力乡村振兴、在疫情肆虐下生产抗疫物资、在社会发展常态时吸收国民就业。可以说，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社会共同富裕，是民族企业在不同时期的共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企业不仅是个人的企业，更是社会的企业。
民族企业家是开拓者、创新者、学习者，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中国民族企业家不仅具有创新、冒险、诚信和勤奋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商业精神”，更吸收了儒家文化的优秀思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认同感，逐渐形成了国家、社会与商业利益相融合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家精神。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代代相传，成为推动民族企业不断迎接挑战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力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民族企业发展现状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着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战略抉择。推动“双循环”畅通要克服诸多挑战。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物理隔绝，对全球分工造成极大冲击，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显著影响；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还面临供给侧、需求侧和国际循环三方面的挑战：国内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现代产业体系仍然有待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不足；产业链高端部分依赖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民族企业被西方列入“实体清单”，国际循环不畅。
大力扶持民族企业发展，不仅是解决其自身遭遇的前所未有难题的有效方法，也是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破局之道。首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更是民族企业的时代任务。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企业的一切行动要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民族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带头示范作用责无旁贷；其次，民族企业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在国民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能够有效带动内需，从而促进内循环的畅通；最后，民族企业控制权由本国国民掌控，民族企业组织能力、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的整体提升必将带动国内其他企业核心能力的发展，成为破解封锁的制胜砝码。当前，部分民族企业在推动内循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以及吸纳就业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民族企业发展状况如下：第一，在双循环科技创新支撑方面，民族企业的主力军作用正在强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2020年我国全球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6.1%，以68720件位列世界第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我国共计声明13282件5G标准必要专利，占全球专利总量的37%，这其中很大部分就来自我国民族企业。国际知名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華为、中兴5G标准必要专利数分别在全球企业中排第一和第三。应该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族企业的总体创新能力还有一定差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尽管中国企业科技创新500强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75%，但通用设备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指数平均得分并不高。和国内非民族企业相比，我国民族企业创新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不同行业的差别更是显著。我国民族企业在高科技行业总体创新投入较大，研发团队初步形成一定规模，创新产出水平尤其是技术专利供给水平一定程度领先于其他类型企业。但是传统行业尤其是老字号的民族企业创新投入较小，研发团队没有规模优势，创新产出水平也不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当下，我国民族企业欲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前所未有的科技围堵和封锁，更加需要增强科技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从助力国内大循环的意义上看，也应该推动老字号民族企业积极转变观念，抓住数字技术和创意产业风口，努力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品牌更新。
第二，在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方面，民族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正在释放。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国内外循环畅通，关键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但事实上我国一些关键设备、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仍然主要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不足，这不仅制约了我国产业自主发展，也影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此，民族企业更应主动承担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责任。从调研数据看，部分产业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这些行业的民族企业通过产业聚集方式来引领技术变革，解决行业核心需求，形成了一系列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如北京中关村移动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深圳高新区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以及成都数字新媒体创新型产业集群等。这些创新型产业集群大多由各地民族企业牵头，能够有效补充产业链供应链高端部分的不足，从而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此外，一些民族企业开始在技术上联合“揭榜挂帅”，寻求关键零部件研发的突破。这些产业链供应链的融通与赋能，有利于化解当下“双循环”面临的难题，也将开启一条产业链开放创新畅通循环的新路。
产业链供应链是由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买家或处于技术掌控地位的生产者主导，要做到真正自主可控，民族企业还应主动担任“链主”角色，要有“建链”“串链”和“锁链”的核心能力。如在生物医药和飞机制造这类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民族企业应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和规则制定，下力气解决核心技术不足的关键问题，建立产业链与其余链条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当下，首先，要解决好产业链与资金链的协调发展问题，要推动资金链围绕产业链布局，避免资金“空转”和“瞎转”；其次，要解决好产业链与人才链、创新链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优化创新人才流动配置、提高劳动者与岗位的匹配效率；最后，要坚定实施供应链倒逼产业链创新的自主战略，以供应链“自主”来推进产业链“可控”并持续创新。
第三，在稳就业和共同富裕方面，民族企业的生力军作用越发凸显。就业是创造供给和需求的连接点，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是民族企业是维护就业稳定的压舱石。《财富》统计，世界500强里员工人数最多的50家公司中，中国企业占22家，共计解决就业人员1121.3万人，这里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民族企业。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循环不畅的情况下，民族企业自觉履行社会企业的使命，利用数字平台技术，探索灵活用工新模式，增强了疫情期间的从业者就业弹性，维护了疫情期间的社会就业稳定；二是民族企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在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分配效率，既刺激消费和保障双循环畅通，也推动了共同富裕。主要表现为民族企业在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女性充分就业等方面的显著贡献；三是民族企业通过创新产教融合方式和加强员工实训等方式，提高就业质量，解决了双循环中的人才流动阻梗难题。有的民族企业开办职工大学，有的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开办数字能力提升班，这些有效做法推动实现了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民族企业新作为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民族企业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峥嵘历程，如今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引领者、压舱石和生力军。新发展格局下，民族企业应把握时代机遇，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一，民族企业要善于创新，扮演好以新发展理念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引领者角色。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民族企业可以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发挥积极示范作用：一是利用好我国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IoT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加快数字创新，占领数字经济全球制高点。通过搭建更高效的智能制造云平台，构建全球数字部门协同体系，以数字优势摆脱西方封锁的物理劣势；二是努力挖掘中西部地区潜在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当好协调发展的旗手。例如，以东北振兴战略为契机，民族企业对老工业基地里的一批“穷、堵、老”问题企业进行对口支援，主动将其纳入自己的产业链生产环节；对于发展迟缓的臃肿企业，要输送专业化管理人才，帮助其精简产业结构，吐故纳新；对于日渐萧条的老企业，要帮助其进行数字化改造和产业转型。再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背景下，民族企业应该因势利导，推动区域化企业集群形成，积极助力区域市场畅通；三是民族企业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围绕“双碳”目标和国际ESG评价体系，重新制定企业发展使命，积极将碳减排任务纳入研发和生成全过程，探索全产业链绿色循环发展和所有部门碳减排可追踪可核算模式，贡献民族企业的“双碳”解决方案；四是民族企业要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对外合作部署，谱写开放发展新篇章。如可以借助进博会、智博会等国际平台，与国外政府、企业和用户展开深度合作，克服外循环压力；五是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带动其他企业从原来的资源争夺战转为合作共建的协防战，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品牌影响力、资本优势或渠道关系的民族企业可以主动谋求与国内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合作，组建战略联盟或企业集团，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增添动力。
第二，民族企业要敢于破局，扮演好以“一带一路”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的“联轴器”角色。“一带一路”是我国继“走出去”战略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之后的又一深化对外开放总格局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主动破局行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探索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合作模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与沿线国家的深度互动。“一带一路”是落实“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民族企业应该以此为契机，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民族企业要利用好“一带一路”这条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历史通道，通过满足客户的核心需求来打破外循环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壁垒。应该努力按照需求端的实际需要进行产品客制化生产，满足所在国客户的在地化需求；其次，民族企業应该巩固“一带一路”传统优势，讲好中国产品和中国制造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和中国品质。要时刻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使民族品牌成为先进制造的代名词，要有一批类似“中国高铁”“中国航天”这样响当当的国际产品；再次，坚定树立和沿线国家企业合作发展的战略。我们国家已经具有了“前期帮扶建设，后期保障运维”等成功的经验，今后民族企业更应积极拓展合作发展思路，只有合作才能打破固化的旧市场格局；最后，民族企业也要积极结伴出海。产业链优势环节的民族企业应该与产业链互补的国内企业组成跨国联盟，这些都是推动外循环的有效方式。 第三，民族企业家要勇于担当，承担起以社会创业行动助力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的先行军角色。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特殊人群就业、医疗养老问题、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等成为制约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堵点因素，可以通过激活民间社会活力，探索社会创业和共同富裕方案，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作为一种运用商业策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社会创业正成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我国民族企业自形成之初就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企业利益，是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其商业和社会利益双重混合的角色，决定了其可以成为当下解决“双循环”各种堵点的最佳方案。具体来说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民族企业要主动成为党和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双循环的目的也是迈向共同富裕。民族企业要牢记使命，切实制定内部利益共享计划和外部共同体发展策略，统筹做好内部员工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各方面的民生福祉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企业员工，让员工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要发挥企业社会责任，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要坚持公司社会创业理念，在乡村振兴中更加主动作为；二是民族企业要积极成为特殊人群就业承载中心。点亮特殊人群“就业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直接途径，也是当下“双循环”关键难点。民族企业不仅要努力探索更多社会企业就业新模式，推动更多就业岗位供给，更要注重帮助特殊人群工作有尊严、生活更幸福；三是民族企业要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全球社会创业的典范。我国应急事故频发，养老行业、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社会民生行业问题仍然不少，民族企业应该主动联合各界力量，推动以社会创业和影响力投资方式实现复杂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也是新时代可以发挥作为的庞大国内空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医疗资源不足等难题，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我国民族企业可以借鉴国际社会创业方式推进上述国际问题解决。例如与发展中国家共建“医疗银行”，借鉴格莱珉银行的运营机制，达到“救治”和“可持续经营”的双重目标。探索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规则设计，建立健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并与国际对接，帮助中小企业绿色化，带动更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全球中小企业资源共享解决方案，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上述社会创业措施在解决全球共同社会问题同时，也将进一步丰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接触点，有利于“双循环”的最终实现。
回溯歷史，民族企业始终是将国家利益高于自身利益的社会企业，是国家发展、民族富强和社会富裕的坚强基石。着力当下，民族企业是国家创新发展、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乃至稳定就业的压舱石。展望未来，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为己任的民族企业，在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征程中，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品牌实力，努力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邱振宇、陆亮亮和郑若愚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创业行为与过程管理研究”（项目编号：20AGL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张逸人等译：《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②何佳讯：《品牌的智慧——为企业和政府建言献策》，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年。
③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④杜洁、张兰英、温铁军：《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的本土化——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为例》，《探索》，2017年第3期。
⑤许新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⑥张忠民：《“公私合营”研究：1949—195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⑦刘志阳、王陆峰：《中国社会企业的生成逻辑》，《学术月刊》，2019年第51期。
⑧任星欣、余嘉俊：《持久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外科技打击的策略辨析——日本半导体产业与华为的案例比较》，《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
⑨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⑩谢伏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55期。
责编/贾娜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