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波谲云诡，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下，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学分析研判今年上半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会更加认识到加快促进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极端的必要性，应该成为未来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和着力点。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运行呈现出深V型恢复变化态势

　　从经济运行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呈现出深V型恢复的变化趋势。从中国经济一季度的数据看出，虽然总体上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6.8%，但是如果对比3月份和1-2月份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还是就业、投资、消费等其他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增速反弹、降幅明显甚至大幅度收窄的特点。而4月份和5月份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经济正在从这次强度前所未有的巨大短期冲击中逐步恢复过来。市场预期保持平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也就是说，截至5月份的数据，1-2月份的数据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谷底”，3月份以后逐步开始恢复，基本呈现出深V型恢复的态势。
　　从4、5月份的经济运行指标，再考虑到6月份疫情流行曲线状况和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虽然北京出现了新疫情会有一定影响，但初步判断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大概率能够转正。如果不出现太大的突发情况，下半年应该可以逐步回归正常水平，明年迎来中高速增长。但5月份不少指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这表明中国经济深V型恢复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筑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着力稳企业保就业，狠抓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纾困政策应该保持到年底，同时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生态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落实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政策，继续坚持“短期纾困与长期创新相结合”的政策思路。

从国际经济看，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和对中国供应链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持续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和5.2%。从贸易上看，一季度全球贸易额同比下降3%，二季度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为87.6，创历史新低，WTO预计二季度全球贸易额同比下降18.5%，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二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额将比一季度下降26.9%。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看，一季度美国、欧元区和日本GDP同比下降4.8%、3.1%和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GDP将分别萎缩8%、10.2%和5.8%。面对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衰退，各个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超大规模的经济救助措施，这将有助于经济逐步恢复，由于迄今为止美国等国家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再加之医学界有预测认为疫情还可能在今年秋冬季卷土重来，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将十分艰难，甚至有可能呈现W型恢复的基本趋势。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和可能呈现出的W型恢复态势，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深V型恢复态势与世界经济可能呈现出的W型恢复态势之间会产生巨大的“不同步缺口”，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不同步缺口”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国际经济循环以及我国经济呈现深V性恢复趋势的基础。
　　疫情冲击以及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更为长期的影响在于可能会冲击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在全球的地位。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巨大冲击。对于中国产业而言，1-2月份主要表现是，中国国内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率先按下暂停键，对全球供应网络形成冲击，出现大量延迟交付和订单萎缩;进入3月份后，日本、韩国，进而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欧洲地区、北美地区都面临巨大疫情考验和挑战。虽然中国复工开工率不断提升，但此时外部疫情开始严重影响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疫情对中国的冲击与对其他国家的冲击开始产生交互性的负面影响。这必然从国际循环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不仅如此，从积极应对疫情冲击角度，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的调整，这必然会加剧去全球化的趋势。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已经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巨大冲击，会加重这种趋势，全球供应链布局会面临巨大调整可能，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与全球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我国在考虑短期“六保”中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必须从长期角度思考如何在产业链安全和产业链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从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看，我国要从疫情冲击下的“被动型”转向政策驱动下的“主动型”

　　如果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量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国内经济循环主导的基础条件。一方面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另一方面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2019年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总体而言，我国已经步入到工业化后期，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形成了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的要求，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
　　但是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经济开始内卷化。这里必须避免一个重要的错误倾向：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和一些国家努力推动“去中国化”等原因，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短期会受到明显抑制，我国的供应链会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国内經济循环量“此消彼长”会大幅提高，由此就贸然判断或者宣布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这种被动形成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并不是我们期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要实现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积极拓展国际循环、国际循环的流量保持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供给质量、挖掘国内巨大消费潜力形成的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现这样的国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继续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外资外贸工作前提下，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供给质量，挖掘我国消费潜力，在提高我国国内自我经济循环量的同时，还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这本质上也就是促进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从“被动型”转向“主动型”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种转换不仅仅是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战略出发点和政策思路导向问题，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应充分强调。
　　“主动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围绕着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对疫情冲击，当前在政策安排上，一方面从需求侧入手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重点是加快“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和积极出台一系列针对居民的消费激励方案;另一方面从供给端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我国经济循环中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经济供给质量。具体而言，现在有必要下决心对长期以来阻碍国内经济循环、老生常谈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机制问题进行“动手术”。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一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要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通过推进公益性企业回归公益定位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功能，通过推进商业类企业回归企业属性实现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建立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政策体系和实施经验都已具备，改革再进行试点的意义已经不大，需要全面切实推进，国资委要放开“试点权”，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各方面改革。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第一季度经济下降6.8%、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6.7%，而银行业利润率却保持了增长5%。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这要警惕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借口来保证金融业的利益，重视金融的短期风险与实体经济长期风险的平衡，下决心解决阻碍我国经济有效循环的“脱实向虚”的长期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