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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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高深是位崛起于东北沈阳,以后又辗转到西北银川的回族知名作家。他首先是一位诗人,现已出版的诗集有《路漫漫》、《小哥俩》、《大西北放歌》、《大漠之恋》等等。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他的小说,而知晓他的诗人身份对把握其小说感受方式,解读其小说蕴意,无疑会有很大帮助。作为一位小说家,他的《军人魂》曾获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中篇小说一等奖,《清真寺落成的时候》获得《朔方》1982年优秀小说创作奖。这些作品是他创作生涯中的朵朵浪花,它们以独具的艺术特色,给我们带来阅读的喜悦,至今仍在激动着关注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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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高深是位崛起于东北沈阳,以后又辗转到西北银川的回族知名作家。他首先是一位诗人,现已出版的诗集有《路漫漫》、《小哥俩》、《大西北放歌》、《大漠之恋》等等。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他的小说,而知晓他的诗人身份对把握其小说感受方式,解读其小说蕴意,无疑会有很大帮助。作为一位小说家,他的《军人魂》曾获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中篇小说一等奖,《清真寺落成的时候》获得《朔方》1982年优秀小说创作奖。这些作品是他创作生涯中的朵朵浪花,它们以独具的艺术特色,给我们带来阅读的喜悦,至今仍在激动着关注其创作情况的评论界和热情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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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诗歌的格律是发展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其诗歌格律的发展变化一目了然,而没有文献的语言,其诗歌格律的古今变化却鲜为人知,需要我们去研究。苗语有湘西、黔东、川黔滇等三种方言,各方言的诗歌格律很不一致,有押韵、押调、对仗三种,于某一方言中单独存在或交混使用,如黔东方言中能唱的诗歌格律是押调,而只诵的则是对仗,在一种叫“迭句歌”的诗歌中押调和对仗同时出现,湘西方言则奇句与奇句押韵又押调,偶句与偶句押
<正> 继《民间诗律》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推出其续编《中外民间诗律》。二书集中外民间诗律之大成,融资料性、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炉,是诗律学研究中的一项可喜收获。第一、这两部著作内容充实,资料丰富。民间诗歌,历来受到欢迎。爱好、欣赏者比比皆是,搜集、研究者亦实繁有徒,而专门研究诗律者却寥若晨星。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所著《汉语诗律学》,洋洋七十余万言,不可谓不繁富。但主要是论析文人诗歌创作
<正> 《江格尔》在蒙古民众长期流传的过程里,在没有“定型”时期,和其他民间文学一样,接受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不断充实和发展其情节内容。蒙古族皈依佛教后,有学问的蒙古喇嘛们翻译了很多印藏佛经和佛教文学作品,特别是原为民间文学后被佛教所利用的作品,不仅以蒙文、托忒文等文字形式出现,在民间口头上也广泛流传。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描写母题通过民间艺人,影响和丰富了《江格尔》和其他各类民间文学作品。我在本文里,对在印藏佛教文学作品和《江格尔》中经常出现的某些同类母题做简单的比较,试图
<正> 藏族文学非常深广,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旨是与佛教或本教传说相关联的文学(应该提及,论述传统科学如五明的少量专文除外);第二部分,准确地说,是道歌、赞词、祈愿文、戏剧和一些具有小说作法的传记,首先是故事和史诗等组成的文学。(石泰安1972,252) 在西藏人中间最为流行同时被学者考察最多的西藏史诗是岭·格萨尔史诗。它的起源虽然还没有搞清楚,但大致可以说,史诗的大部分肯定是起源于东北藏的游牧部落中间。但这绝不排除许多母题源于中国藏区之
<正> 数百年来,许许多多蒙古文人涉足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医学、历算等领域,以藏文撰写出诸多作品,其中,诗歌创作成就尤显卓著。我们常常看到,由于社会历史的种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有识之士除了以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外,还运用其它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写作,以充实自己民族的文化。象蒙古族那样利用与其毗邻的他民族语言文字丰富自己历史的民族,世界上可以说为数不少,然而,如此成功地借助于他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繁荣本族文化历史的,在毡乡民族之中实属罕见。以内蒙古大学王叔磐教授与孙玉瑧副教授为首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
<正> 公元840年,维吾尔人在漠北高原上建立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所灭,大批维吾尔人西迁,其中的一支迁至吐鲁番盆地,并在那里创建起高昌回鹘汗国。这个汗国的疆城不断扩展,以吐鲁番为中心,东抵甘肃,西接葱岭,南邻于阗,北界天山,雄踞西域的东、南部。吐鲁番自古为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交叉之地,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之它距中原汉地较近,积极推进与中原的贸易往来,高昌回鹘汗国的生产不断发展,经济日渐繁荣,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呈现繁盛局面。高昌回鹘汗国从公元九世纪中叶建国起,至十三世纪初臣服于成吉思汗
<正> 新疆是祖国多民族居住地区,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使得东西方诸文明国家的文化艺术、语言文学以及科学、哲学和宗教等荟萃于新疆和中亚的广袤地域。因而,这一地域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美誉。早在1929年,苏联考古学家在戈尔诺阿尔泰地区乌拉千河畔,发现震惊世界的巴泽雷克古墓群(苏联学者波塔波夫分期,巴泽雷克文化时期在公元前5—3世纪)。在这一古墓群的随葬物品中,有中国精致华丽的丝织品(包括用彩丝线刺绣的凤凰图案)、各种玉器、漆器和青铜器(其中有
<正> 一尝读《苗族文学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苗族部分,于古代、近代都只述及神话传说、故事民歌之类,文人创作只字未提。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在建国以前的漫长岁月,苗族没有文人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人文学状况,足以反映出这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个情貌。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忽视文人文学之为偏颇。他们说:“过去在一
<正> 畲族是一个散居于我国东南的闽、浙、赣、粤、皖五省山区,半山区的少数民族,现有63万多人口(1990年统计),大部分居住在福建和浙江。浙江有畲族人口17万多人,是浙江境内居住着的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畲族的机智人物故事就搜集于聚居于浙江的畲族之中。畲族机智人物故事与其他机智人物故事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是一位女性。故事通过她在日常生活中与财主老爷、县官、无赖们的较量,表现她的聪明、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机智、幽默。有趣的是,这种代表畲族女性乃至畲族人民的聪明机智的故事主人公不止一个。在浙
<正> 清代宗室文人盛昱,对不少人来说并非完全陌生,因为他编有《八旗文经》,但大多数人的了解恐怕也就仅限于此。因有关的资料很少,对盛昱身世和诗文的分析、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由于盛昱在清代满族作家中居于比较特殊的位置,以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研究清代满族文学,就不得不提到盛昱。一盛昱(1850——1899),字伯熙(又作伯希、伯羲、伯兮)、伯蕴、韵莳,号意园,爱新觉罗氏,满洲镶白旗人,肃武亲王裔孙,肃恭亲王永锡的曾孙。其父恒恩,字雨亭,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母博尔济吉特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