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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中国这些年的社会发展，必定绕不开媒介技术革新带来的影响。不少知识人曾经对新媒介寄予厚望，认为技术上实现了自由、平等的参与，就会带来潜在的政治参与的要求，进而推动社会发展。但事实却并没有这么简单，技术给政治参与和文化参与带来了空间，给抵抗带来了空间，给结社带来了空间，同时，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资本发掘领域，带来了塑造政权合法性的新途径。技术必须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看到它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它所具有的潜力。
《“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这本书恰恰是将技术带来的现象还原到语境中，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新媒介，并对新媒介社会或者说新媒介中国进行了一个深描。开篇序言中，陶东风教授就不无警惕地警告，要防止“微时代”变成“微分子时代”。“微分子时代”这个提法蕴含着陶教授的一个深刻的忧虑：如果新媒介带来的是社会原子化，人们就有重新拥抱极权的可能性。同时，陶教授看到新媒介带来的不容否认的进步。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以个人为价值基点的，但是，技术切切实实地纳入了更多的人，并给了他们发声的机会，技術让社会“重新发现个人”（与五四时期相比）。那么，微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这本汇集了40篇论文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考察。
从本雅明或者麦克卢汉开始，人们意识到技术带来的首先是认识论方面的改变。同样，微时代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也是在主体方面。汪民安教授认为，我们在微时代的身体其实是一具“机器身体”，手机是我们的一个身体器官。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种新的物化形式：信息化。不但消息本身是信息，隐私是信息，人们的身份、财物，甚至是内心意愿、情感状态都可以信息化。人们获得存在感、自我意识以及价值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同时，信息化的方式可以千变万化，却又极为单一、乏味，很有可能带来“复杂思想的消解”（周志强，《微客、微话语与“复杂思想”的消解》）。至少，微时代的编码方式，会带来人们对复杂思想的嘲讽和抵抗，网民的意识结构中丧失了阅读长文本和复杂思想的耐心和能力。韩琛教授更为悲观，认为微时代作为一个乌托邦不过是幻想而已，与其说是“微托邦”，不如说是“萎托邦”，个体开始“簈丝化”（韩琛，《“微/萎托邦”状况》）。
有意思的是，有一些研究恰恰又关注到微时代的“解放”潜力。技术赋权有其真实的一面。在《网络女性写作中的酷儿文本与性别化想象》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文本证实了网络女性写作突破了男权中心/父权制文化的限制，并带来了新的性别政治的想象。陈国战老师（《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网络谣言》）则不满主流媒体对网络谣言的定义，认为主流媒体在意识中已经先入为主地将网络谣言当作“问题”，从而鼓励用法律手段治理这个“问题”。陈老师认为，网络谣言其实反映了公众之间的信任和公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在《新媒体视域下的“恶搞配音”》（陈涛）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力量对抵抗的消解。恶搞配音在某种程度上含有反精英、反主流、反中心的意识形态，而恶搞配音的制作团队如淮秀帮、胥渡帮等一开始是草根性、边缘性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很快被商业资本收编，反叛、吐槽、抵抗，最终只是“卖点”而已，团队成员借此可以名利双收。
微时代的艺术生产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文学经典怎样在新媒介时代中继续被阅读、记忆，是一个涉及文化认同的问题。许苗苗老师的《当林妹妹邂逅“微时代”》一文，以《红楼梦》为例，展示了文学经典在网络时代的阅读、接受情况。微时代，网络接受大量的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产品，同时，文学经典并没有就此衰落，而是以不同于“案头阅读”的方式被阅读、传播。同时，微时代也涌现出了不少新的艺术体裁，诸如微电影、微音乐、网络短片、表情图片、动态图片（gif），等等。如果范围扩大一点，微时代也带动了一些带有时政色彩的脱口秀节目，如《暴走大事件》《网易轻松一刻》。这些传媒艺术都有着“微主体化”“无地方化”，尤其是“强社交化”的特点（盖琪，《“微时代”传媒艺术的变革》）。同时，微时代也形成了比较特殊的思想传播形式：“自媒体说书”。我并没有沿用书中刘秀梅、吴丽颖的说法，将《罗辑思维》看作是脱口秀。像《罗辑思维》《晓说》这样的以书、思想、知识、见识为主要传播点的节目，形式上更类似传统的说书。只不过，他们要适应微时代，因此内容故事性极强，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新的艺术形式其实伴随着新的美学经验，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快节奏、“碎片化”（王小平，《颠覆与重建：“微时代”的后现代美学症候》）。并且，观众的美学期待是解构快感和视觉快感。郑以然认为从人人网到微博，从微博到微信，发布信息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图像逐渐成为中心（《社交网络中的图像驱动文化》）。同时，“萌”“燃”成为最显著的审美经验。如果不萌，那有什么意思？如果不燃，那有什么好看？但是，这种审美经验是数码原住民成为消费主体时才被凸显的。当然，官方其实也在利用这样的审美经验，比如几个主流的政务微博、媒体微博，常常使用“萌”和“燃”作为手段，那个著名的“正能量”网红作家，其基本叙事规则就是“燃”。当然，某些文化霸权可能会隐藏在这些温情脉脉的审美体验之中（林品，《微时代的文化霸权建构》）。
微时代的消费文化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不仅仅是微博、微信都联合或者建立自己的支付手段，并直接提供出行、观影、购物等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资本逻辑建立起一套适应微时代或者说在微时代行之有效的消费意识形态。方玲玲教授从个案出发，发现微时代的流动性和分散性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态度，消费从“物的选择转为了寻求认同感和身份认知”（《微时代的迷文化生产力：“星巴克”的社交情境消费研究》）。当然，消费自出现开始，就涉及认同问题，只是在微时代成为核心问题。农郁老师（《微信的双重消费逻辑与大众消费狂欢》）从另一个角度重申了这个问题，微信的消费一方面涉及金融方面，另一方面则涉及意义和快感方面。微时代，这两种消费高度重合，使网民在完成快感消费时，不自觉也参与了金融消费。事实上，这里被弱化了意义的快感生产却在不断地弱化网民的主体性。
笔者从四方面呈现本书的内容，同时也大致勾勒出微时代的总体面貌。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对微时代的政治参与情况研究不多，这当然也有情可原。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最有力量将微媒体作为政治渠道的并非一个个的网民。
通过这本书，笔者就能大致回答新媒介带来了什么。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意识，带来了脆弱并可疑的抵抗力量，给传统艺术带来了新的复活形式，带来了新的艺术样式，带来了新的美学重心和审美经验，也带了新的消费逻辑。
当然，这本论文集在2015年出版，其写作必然更早。今天回头看微时代和微文化，当真让人唏嘘不已。以微博出现的2009年为界，微时代发展至今不足10年。但是到今天，不管持悲观态度还是持乐观态度，都应该承认：新技术已经被驯化。它带来的希望和失望，它带来的转机和威胁，似乎都是过去时了。寄希望于新技术对人的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似乎也带有乌托邦性质，毕竟个人不是作为一张白纸接触新媒介。早在熟练使用新媒介之前，个人就已经开始接受制度化的教育了。
《“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这本书恰恰是将技术带来的现象还原到语境中，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新媒介，并对新媒介社会或者说新媒介中国进行了一个深描。开篇序言中，陶东风教授就不无警惕地警告，要防止“微时代”变成“微分子时代”。“微分子时代”这个提法蕴含着陶教授的一个深刻的忧虑：如果新媒介带来的是社会原子化，人们就有重新拥抱极权的可能性。同时，陶教授看到新媒介带来的不容否认的进步。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以个人为价值基点的，但是，技术切切实实地纳入了更多的人，并给了他们发声的机会，技術让社会“重新发现个人”（与五四时期相比）。那么，微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这本汇集了40篇论文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考察。
从本雅明或者麦克卢汉开始，人们意识到技术带来的首先是认识论方面的改变。同样，微时代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也是在主体方面。汪民安教授认为，我们在微时代的身体其实是一具“机器身体”，手机是我们的一个身体器官。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种新的物化形式：信息化。不但消息本身是信息，隐私是信息，人们的身份、财物，甚至是内心意愿、情感状态都可以信息化。人们获得存在感、自我意识以及价值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同时，信息化的方式可以千变万化，却又极为单一、乏味，很有可能带来“复杂思想的消解”（周志强，《微客、微话语与“复杂思想”的消解》）。至少，微时代的编码方式，会带来人们对复杂思想的嘲讽和抵抗，网民的意识结构中丧失了阅读长文本和复杂思想的耐心和能力。韩琛教授更为悲观，认为微时代作为一个乌托邦不过是幻想而已，与其说是“微托邦”，不如说是“萎托邦”，个体开始“簈丝化”（韩琛，《“微/萎托邦”状况》）。
有意思的是，有一些研究恰恰又关注到微时代的“解放”潜力。技术赋权有其真实的一面。在《网络女性写作中的酷儿文本与性别化想象》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文本证实了网络女性写作突破了男权中心/父权制文化的限制，并带来了新的性别政治的想象。陈国战老师（《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网络谣言》）则不满主流媒体对网络谣言的定义，认为主流媒体在意识中已经先入为主地将网络谣言当作“问题”，从而鼓励用法律手段治理这个“问题”。陈老师认为，网络谣言其实反映了公众之间的信任和公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在《新媒体视域下的“恶搞配音”》（陈涛）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力量对抵抗的消解。恶搞配音在某种程度上含有反精英、反主流、反中心的意识形态，而恶搞配音的制作团队如淮秀帮、胥渡帮等一开始是草根性、边缘性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很快被商业资本收编，反叛、吐槽、抵抗，最终只是“卖点”而已，团队成员借此可以名利双收。
微时代的艺术生产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文学经典怎样在新媒介时代中继续被阅读、记忆，是一个涉及文化认同的问题。许苗苗老师的《当林妹妹邂逅“微时代”》一文，以《红楼梦》为例，展示了文学经典在网络时代的阅读、接受情况。微时代，网络接受大量的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产品，同时，文学经典并没有就此衰落，而是以不同于“案头阅读”的方式被阅读、传播。同时，微时代也涌现出了不少新的艺术体裁，诸如微电影、微音乐、网络短片、表情图片、动态图片（gif），等等。如果范围扩大一点，微时代也带动了一些带有时政色彩的脱口秀节目，如《暴走大事件》《网易轻松一刻》。这些传媒艺术都有着“微主体化”“无地方化”，尤其是“强社交化”的特点（盖琪，《“微时代”传媒艺术的变革》）。同时，微时代也形成了比较特殊的思想传播形式：“自媒体说书”。我并没有沿用书中刘秀梅、吴丽颖的说法，将《罗辑思维》看作是脱口秀。像《罗辑思维》《晓说》这样的以书、思想、知识、见识为主要传播点的节目，形式上更类似传统的说书。只不过，他们要适应微时代，因此内容故事性极强，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新的艺术形式其实伴随着新的美学经验，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快节奏、“碎片化”（王小平，《颠覆与重建：“微时代”的后现代美学症候》）。并且，观众的美学期待是解构快感和视觉快感。郑以然认为从人人网到微博，从微博到微信，发布信息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图像逐渐成为中心（《社交网络中的图像驱动文化》）。同时，“萌”“燃”成为最显著的审美经验。如果不萌，那有什么意思？如果不燃，那有什么好看？但是，这种审美经验是数码原住民成为消费主体时才被凸显的。当然，官方其实也在利用这样的审美经验，比如几个主流的政务微博、媒体微博，常常使用“萌”和“燃”作为手段，那个著名的“正能量”网红作家，其基本叙事规则就是“燃”。当然，某些文化霸权可能会隐藏在这些温情脉脉的审美体验之中（林品，《微时代的文化霸权建构》）。
微时代的消费文化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不仅仅是微博、微信都联合或者建立自己的支付手段，并直接提供出行、观影、购物等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资本逻辑建立起一套适应微时代或者说在微时代行之有效的消费意识形态。方玲玲教授从个案出发，发现微时代的流动性和分散性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态度，消费从“物的选择转为了寻求认同感和身份认知”（《微时代的迷文化生产力：“星巴克”的社交情境消费研究》）。当然，消费自出现开始，就涉及认同问题，只是在微时代成为核心问题。农郁老师（《微信的双重消费逻辑与大众消费狂欢》）从另一个角度重申了这个问题，微信的消费一方面涉及金融方面，另一方面则涉及意义和快感方面。微时代，这两种消费高度重合，使网民在完成快感消费时，不自觉也参与了金融消费。事实上，这里被弱化了意义的快感生产却在不断地弱化网民的主体性。
笔者从四方面呈现本书的内容，同时也大致勾勒出微时代的总体面貌。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对微时代的政治参与情况研究不多，这当然也有情可原。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最有力量将微媒体作为政治渠道的并非一个个的网民。
通过这本书，笔者就能大致回答新媒介带来了什么。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意识，带来了脆弱并可疑的抵抗力量，给传统艺术带来了新的复活形式，带来了新的艺术样式，带来了新的美学重心和审美经验，也带了新的消费逻辑。
当然，这本论文集在2015年出版，其写作必然更早。今天回头看微时代和微文化，当真让人唏嘘不已。以微博出现的2009年为界，微时代发展至今不足10年。但是到今天，不管持悲观态度还是持乐观态度，都应该承认：新技术已经被驯化。它带来的希望和失望，它带来的转机和威胁，似乎都是过去时了。寄希望于新技术对人的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似乎也带有乌托邦性质，毕竟个人不是作为一张白纸接触新媒介。早在熟练使用新媒介之前，个人就已经开始接受制度化的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