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与所有学科一样，存在着专业与非专业之别。历史学很多专业课程，比如《史学概论》如果让非专业的人去听去读，一定会产生“受罪”之感。相应地，这样的书籍，让非专业的人士读起来，自然也会味同嚼蜡。虽然如此，历史学却是最具有通俗价值的学科，因为人与社会的历史，并非只属于专业人士，非专业的读者不仅有感兴趣的权力，也很容易具备深入阅读的能力。毕竟，生活是历史的外景地，惊人相似之处比比皆是。了解历史，是理解生活的一个渠道，所以人生在世，很容易对历史产生好奇，因而调动起阅读的兴趣。看看中国历史，给予文学、戏剧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原料，中国电影史也指出，早期的中国电影常常从历史与戏剧中选取素材。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是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的，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记载，是重要的证明。一部《二十四史》，从上古记载到明朝，仅此一点，就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明国家叹为观止。但是，阅读古代史书，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对于多数人而言，都是有困难的。第一是繁体字难题。古书多为繁体字印刷，现在专业人士使用的史料，多为繁体字书写。如果借助工具書，阅读的愉悦感立刻消失，让读者不得不知难而退。下决心解决文字的难题，必须具备足够的时间，这对于很多读者而言，完全不切实际。文字的拦路虎，就这样横亘在读者与古书之间，望洋兴叹是基本结局。
　　即使没有文字障碍，阅读古代史书也不无困难。以《史记》而言，需要了解全书结构，知道各个部分之间存在彼此支援的关系，于是结合各个部分甚至不同的传记弄清一件事，已经是比较专业的行为了。其实，《史记》相对好些，只要知道取舍，只读传的部分，以人物为核心的故事立刻可以获得，阅读愉悦感会立刻涌上心头。而表、志的部分可以弃之不顾。世家部分有点难，因为事实上存在两类世家，一是战国七雄那样的政权传记，一是陈胜世家那样的人物传记。后者与传没有什么不同，仅仅因为作者认为他们更重要，完全按照传去读便没有问题。政权传有的时候太枯燥，一个君主之后另一个君主，世系介绍没完没了，虽然是历史的重要内容，不做研究完全可以不顾及。
　　如果读《资治通鉴》会更有难度。与《史记》那样的纪传体不同，人物传总是比较好读，但《通鉴》是编年体史书，虽然有追述但毕竟时间是最核心的主线，同年发生的事必须写在同一年里，于是各个事件难免不发生相互影响，让读者颇感不耐。没有专业需要，读者如果通读《通鉴》，至少意志力是绝对可以称赞的。《通鉴》的难读问题，在《通鉴》刚刚诞生的宋朝已经显现。据说司马光亲自邀请几个人通读《通鉴》，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完成，多数人都半途而废。司马光曾经想写部简化版的《通鉴》，叫《通鉴举要历》，当然没有完成。直到袁枢的出现。袁枢是南宋人，是位《通鉴》的绝对爱好者，他通读多遍，仍然感到难读，于是把《通鉴》按自己的原则重新抄写一遍。他的抄写，以历史事件为核心，给每个事件进行了重新命名，如开篇之名为“三家分晋”，然后把《通鉴》的相关文字都系在新的标题之下，于是一部新书诞生了，这就是《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共239个事件，另有附录事件66个。一个新的史学体裁由此诞生，这就是“纪事本末体”。
　　如今，专业学生都被老师要求先读《通鉴纪事本末》，而对于非专业的阅读者而言，42卷的《通鉴纪事本末》看上去依然部帙浩繁，难免望而生畏。很多的读史爱好者，绝不是为了研究历史的来龙去脉，而是为了积累人生阅历，培根不是说过读史明智的话吗？那么什么样的书籍最为合适呢？
　　今天看来，张国刚教授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就是这样一部书。
　　好书应该有很多标准，而作者的专家身份往往最受重视，原因很简单，专家的学术底线是令人放心的。张国刚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对于《通鉴》的熟悉是无可置疑的，而此书的写作，又是针对非专业人群，于是成为两个最重要指标的保证。这两个指标，一是学术根本，一是通俗特性。通俗的历史写作，是非虚构的作品，是有学术依据的，所谓通俗至少是文字通俗，较少专业术语而已。
　　因为大众阅读的需求，现在市场的通俗历史书籍并不少，参与写作的人群也是形形色色，比较而言，专家针对非专业读者的写作并不多。分析原因，不外有两个，第一是与环境不适应。学者的环境主要是学术环境，但历史学界不鼓励专家书写通俗读物，相关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十分排斥通俗读物写作。比如，一个大学历史教授，如果书写通俗历史读物，在专业审评的时候，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一部通俗读物的写作肯定比一篇学术论文更难，但在学术评价中却不如一篇论文重要。这看上去与号称重视人民性的中国国情不符合，但事实的确如此。于是，写不了学术论文的非专业作者，就成了历史通俗读物写作的主力军。第二，有的专家不屑于写作通俗读物，有的专家是写不了通俗读物。长期的学术训练，导致部分专家只掌握学术语言，请他们把文字写得通俗一点，他们不会。肯花工夫为非专业读者写作，是难能可贵的，而张国刚先生此书正是如此。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共是20讲，也可以说是张国刚的“通鉴二十讲”，每讲之下，再设三五个小标题。有的标题，直接用了《通鉴纪事本末》的，如“三家分晋”，多数都是自己命名的。全书的思路，其实跟袁枢是一致的，就是以历史事件为核心，讲述《通鉴》的多个侧面。从基本面看，《通鉴》所涉及的历史，从战国到五代十国，本书涉及了所有重要朝代，战国、秦汉、三国两晋、隋唐，省略了十六国和五代十国，不过在《隋唐霸业》一讲中，第一节是《北朝政局》，从北魏讲到隋朝，多少弥补了大标题中缺少十六国这个时代问题。各个朝代也各有侧重，唐朝后期就没有涉及。
　　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张国刚新书其实比《通鉴纪事本末》更适合，因为张先生的分析与导论，会引导读者思考，尤其是人生思考。比如《三家分晋》，《通鉴》开篇，司马光重视的是人才观的问题，于是用“臣光曰”的方式进行讨论，强调人才德的方面是如何重要。张先生则把当今的领导学内容带进来，导言指出“三家分晋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不光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处理国务政务，而且要让人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同时，一个真正的人才，应该……”。这样的导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功用，更重要的是，这才是非专业读者最想要的东西。在《纵横捭阖》一讲中，主要是秦国的崛起，第一节是《南取巴蜀》。故事发生在秦惠文王的时候，关于秦国的发展战略出现了分歧，张仪主张进攻中原，司马错主张南取巴蜀，双方各自申诉理由，秦惠文王决定赞同司马错的意见。张先生的新书认真分析秦国的局面，理清两个战略的利弊，论证为什么秦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张先生指出“我们发现，司马错讲的道理，其实就是闷着头发财，就是在你实力不够强大的时候，你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国家发展战略问题吗？至少也是人生抉择吧。读史明智，首先是人生智慧的提升。历史，不过是前人的人生，因为所有人生都有相似性，于是前人的经验教训就可以成就后人的智慧，读史于是成为提高人生智慧的课堂。所谓通俗特性，并非单指文字通俗，更是指议题的发散性，不仅对理解历史有帮助，对于理解人生也有帮助。 　　读《通鉴》，资料主要来自《通鉴》，不会曲解史书的资料，也不会违背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规律，这就是学术性的把握。张先生此书，为了把故事讲得更生动，把问题说得更透彻，资料根本没有局限于《通鉴》，《史记》《汉书》的资料常常被使用，甚至还使用考古新近发现的资料。即使是《通鉴》阅读，也不是说只有《通鉴》的资料最恰当。这是读者幸运之处，这也是专业学者的可信任之处。这就是学术根本性的体现。
　　张国刚《〈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2016年。
　　学术性与通俗性获得保证，是否就具备了好书的一切特征呢？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性，可以让我们增长智慧。历史与现实的隔绝，可以培养我们另外一种能力，即冷静地观察，客观地分析，建立一种他者视角，从而克服自我、克服冲动、克服主观的情感纠结和介入。读书的好处，是临时拜托自我，完全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最大好处是与我无关。等到从读书中醒来回归现实，又可以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如果在现实世界，我们也能学会冷静面对，我们的成熟度和成功度，都会获得大幅度提升。
　　辛德勇先生著《海昏侯刘贺》，就是一部这样的书。请你跟随教授的指引，走进西汉海昏侯的世界。这个世界，遥远又陌生，与读者没有一点关系。西汉有位只当过27天皇帝的人，他叫刘贺，当皇帝的热劲还没上来就被废黜了。废黜了皇帝被封为海昏侯，后来到海昏县居住，最后埋葬在那里。海昏县属于今南昌市，汉代叫豫章郡。2011年，刘贺的陵墓被发现，2015年正式向世界公布，2016年，部分随葬品在北京展出，成为多年以来最为轰动的考古学大事件。刘贺墓保存完好，丰富的随葬品令人叹为观止，各种各样的黄金堆积在墓中，金饼、金板、马蹄金、麟趾金让人目不暇接，于是一连串的问题涌入人们的头脑之中：墓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如此丰厚的随葬品说明了什么？有关他的历史记载是否真实？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刘贺墓中大量文物的发现，让刘贺立刻成为明星。从汉代历史研究专家到一般群众，很多人受到刘贺吸引，新的看法、新的解释和新的论文，乘着传媒带来的东風，蜂拥而至。刘贺研究，于是超出了学术的领地，迅速向全社会传播开来，刘贺成了社会话题，成为时尚话题，一时演变成了大众关心的问题。刘贺研究，原本属于纯粹的史学题目，在这种条件下，具备了大众话题的所有条件，即使很地道的研究，也具备了通俗的特性。辛德勇先生的《海昏侯刘贺》，是很单纯的学术著作，但因为主人公属于公众关心的人物，学术著作也拥有“好书”的资格。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他的奶奶是汉武帝曾经十分宠爱的李夫人，有首流传很久的歌，据说主人公就是这位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位李夫人的哥哥，有一位就是贰师将军李广利，他统帅汉朝的军队攻入贰师城，获得汗血宝马，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经典故事。李夫人给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即昌邑王刘？，而刘贺就是刘？的独生子。汉武帝晚年追求长生不老，使劲吃药，结果导致性格暴躁，疑神疑鬼，在经历了太子事件打击之后，很快驾崩。临死，确立8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他就是汉昭帝。同时，命令霍光、金日銸、上官杰、桑弘羊、田千秋五大臣辅佐少帝。立刻，宫斗的戏码上演了，主人公不是昭帝而是霍光。汉昭帝22岁就驾崩了，在位这十几年，都在霍光的控制之下，至于其他几位大臣，除了金日銸正常去世外，都被霍光除去。
　　昭帝之后，在汉武帝的儿子中，有广陵王刘胥最长，但霍光不敢立刘胥为帝，因为刘胥已成年，可能不会听任霍光摆布，于是刘贺出场了。此时的刘贺，年龄约20岁，比昭帝小一辈，但此人有特点，就是为人“轻狂”，即白痴之意。霍光的用意路人皆知，便于控制而已。谁知道，刘贺果然轻狂，根本不知道政治厉害，更不了解霍光的手段，竟然开始调动人马，安排武装，让霍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冒犯。于是，27天之后，刘贺的皇帝身份被宣布废黜。后来又怎样了？宫斗的故事刚刚拉开帷幕，霍光的结局，刘贺的结局，疑案重重，直到两千多年后，刘贺的陵墓被发现。
　　辛德勇教授的《海昏侯刘贺》，讲的当然就是刘贺一生的故事，但是，围绕刘贺的一生，故事从来就不简单。历史的真相是最核心的问题，历史的记载是又一个问题。因为记载已经被人动过手脚，当事人为掩藏真相进行过现场处理，难度本来就不小。由于出现了考古资料，难度再加一层。更复杂的是，历代的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阐述过看法，最新的研究都要面对，层层解剖，一一对话，最终解析所有资料，还原历史真相，运用适当的逻辑，斟酌恰当的评价……看看历史学家怎样工作，确实是煞费苦心。
　　历史原本就很有趣味，研究更是充满趣味。冷静客观，摒弃一切主观倾向，要处理那么多材料，要面对那么多问题……最初你可能最担心的是刘贺，后来你最同情钦佩的可能是辛德勇教授。历史研究原来可以如此美妙，这里的世界竟然如此完整，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真理确实是颠扑不破的。如果你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你的阅读就成功了。
　　辛德勇《海昏侯刘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一次考古发现让刘贺成为公众话题，那么丝绸之路呢？中国本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现在，因为“一带一路”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让丝绸之路这个原本只存在于学术界的概念大放光芒，成了更加重要的公众话题。图书市场的反应很迅速，有关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书籍大量出现，多年前的著作也逢再版机会，翻译、编著更是层出不穷。丝绸之路的研究视角无穷无尽，凡是丝绸之路上曾经的历史故事、地理风貌，甚至贩卖过的货物，往来的人员，无一不可以成为书写的主人公。那么，什么样的丝绸之路书籍，更值得推荐给大众呢？
　　赵丰先生的《锦程———中国的丝绸与丝绸之路》，成了今年的首选。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用丝绸定义丝绸之路的时候，当然是有感于丝绸在这条古代国际大通道上的重要作用。后来，很多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的不同对象，多次重新命名这条道路，如玉石之路、宗教之路、香料之路，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依然是“丝绸之路”这个经典命名最具影响力。如何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或者今人如何认识这条丝绸之路？跟所有的历史课题一样，资料必须是首先面对的。历史文献中，不乏丝绸以及丝绸之路的相关记载，但是丝绸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原本就是一种物品，需要近距离地进行了解，观察经纬线、色彩、图案等，然后才能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这些，仅仅依靠文献是完全做不到的。 　　出生于丝绸之乡的赵丰先生，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研究丝绸，尤其关注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丝绸。如今坐拥几十年的研究经验和累累硕果，赵丰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已经是世界范围内丝绸之路丝绸考古的研究权威。现在根据讲座文稿整理的《锦程》，是他丝绸考古研究的通俗著作，而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他几十年的经验和丝绸视角的丝绸之路。了解丝绸之路当然要从丝绸开始，但是，没有丝路上的丝绸考古，研究就无从说起，现在好了，有了这部《锦程》，丝绸与丝绸之路的人类故事，让你一览无余，饱尽眼福。
　　赵丰教授是丝绸考古的权威学者，在他的书中，很多丝绸故事他都是经手人。要从考古现场把古人身上的丝绸衣装剥离下来，那可是个复杂的技术工作，当初要花费几个月的工夫才能完成，在书中，他的描述却是云淡风轻。他不经意讲述的故事，无不精彩动人。丝绸考古，在解读人类文明的交往中，竟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锦程》是讲座文稿整理而来，讲座最初针对的就是非专业人士，所以书写文字简洁明了，很少用专业术语。对于一件出土丝织物，作者不厌其烦地仔细讲解，不仅让读者明白文物本身，更要交代文物的出土地、文物的制作地，让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上，到处都有丝绸出土，各个时代的丝绸织物，都纷纷从地下探出身，让今天的人们了解当年丝绸之路的盛况，人类文明交往的精彩细节。中国人最初怎么发现了蚕，然后进行家养，于是发明造就了丝绸事业。西方人如何欢迎中国的丝绸，如何从误解到真正明白，最后各地的丝绸作品如何相互交流，彼此交融，共同成就了人类的锦绣前程。
　　古代的丝绸，时间越久，越难以保留。所以，只有考古发掘，才能发现古代的丝绸。这些丝绸之路的第一证明物，每一件都在讲述着人类的文明故事。读《锦程》很容易感觉到，丝绸之路真是一座丝绸博物馆，地下文物的丰富，远超人们的想象。从五千年前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半颗蚕茧开始，丝绸的故事就拉开了序幕，在马王堆汉墓，在曾侯乙墓，所有中国古墓中出土的丝绸实物，中国人不会感到半点吃惊。但是，在南俄发现战国时期的中国丝织品，就不会视若无睹了，要知道，那个时候，丝绸之路的故事还没有开始呢。在新疆的楼兰古城发现了汉代的织锦，你可能不会太在意，但是在和田尼雅古城发现了古希腊风格的棉织物，你该有怎样的表情呢？那青海都兰出土的太阳神纹锦呢？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公主如何把丝绸的秘密藏在帽子里偷运到了新疆和田，谁能想到，斯坦因在和田的一个古代遗址中发现了几块木板画，画的正是同一个主题。
　　丝绸之路，从草原丝路、陆地丝路和海上丝路，从战国丝绸的西传，到明清时期中西方的大规模交流，用丝绸写就的一部丝绸之路历史，十三章的篇幅并不多，但整个丝绸之路的历史，就这样立体而生动地展现出来。如果阅读此书让你兴趣大开，没有问题，每一章都有参考文献，足够满足你深入阅读的需要。
　　丝绸之路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找一个小角度，质朴而踏实地了解这个文明交融的历史，《锦程》会让你不虚此行。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大众都喜欢阅读这样的学术图书，彻底明白历史叙事和历史虚构之间的根本区别，懂得欣赏真实之美，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历史学就会满懷自豪了。
　　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黄山书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