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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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后,各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对西安事变做出了不同反映。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采取了什么态度;莫斯科与南京进行了哪些交涉;苏联的态度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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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引发的革命风暴,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身居史职多年的恽毓鼎,当时曾将清王朝覆灭的根源归咎于张之洞。恽氏于辛亥年九月初六日(1911年10月27日)日记中写道:"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铲除,无事不纷更……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恽氏认为,从清王朝本身而言,导致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派东洋留学生;其二,编练新军;其三,推行立宪。对于张之洞在湖北兴新学、练新军的情况,史学界已有定论,
历来论及保皇会的勤王运动,都以唐才常和自立军为主。但近年来陆续发掘的资料,动摇了这一常规看法。由于以函札为主的新资料夹有大量隐语代号,且内容杂乱,解读相当困难,迄今未能有效应用。我在仔细研读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已见资料认真考校参证,力图勾画出保皇会勤王战略的轮廓及其发展变化,进而探讨各派趋新势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按照史学界的通常说法,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目(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于广西武宣县之东乡正式登极,就任天王,史称"东乡登极"。考"东乡登极"之说,最早见诸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该书于1851年3月23日条下标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登极(按:时在广西武宣台村东岭三里附近)。"其根据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诏旨"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和同年十月十四日诏旨"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其后,罗尔纲在《金田采访记》一文中专门花了一节的篇幅,对世传洪秀
历史学的前进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学的突破更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创新。 80年代以来,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逐渐排除"左"的干扰,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譬如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社会形态问题、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等,在许多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上,史学同行们都取得了共识。自8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认识论开始为广大史学工作
要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状况加以述评,当然离不开对社会史研究的体系、对象和方法等学科基本概念的认识。由于我国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基础薄弱,对有关的学科基本概念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讨,更未形成基本的认同。因此只能以我们对社会史概念涵义的粗浅理解,对目前的研究状况作一概括介绍,并提出一些看法。近五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其所取得的成果和发展趋势,颇有令人鼓舞之处。除了发表了大量文章之外,还出版了40余种专题性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比较广
《周礼》是十三经中的一部大经,也是问题和难点最多的古籍之一。《周礼》的成书年代,从西汉武帝时,就已成为聚讼的焦点,历代学者为之纷争两千余年,莫衷一是,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王莽伪作说等等。由于《周礼》一书的内容涉及上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各个方面,这场争论对于古史研究的意义就尤为重要。如何以现代学人的眼光来审视以往的论战,在最新的文化积淀层位上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是当今古史研究者的重要课题。彭林同志的新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在承继钱穆、顾颉刚、杨向奎等前
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一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
一、汉多锭块金黄金在西汉的大量使用和在东汉的所谓"突然消失",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西汉一朝仅皇帝赏金数目可查的就达90万斤之巨,约合今273.4吨。新莽灭亡时,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这些数字实足惊人。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到东汉便"突然"终止了。于是引得一千多年来人们为此议论纷纷。
太平军起义,成为19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农民起义势力在南方的迅猛推进,构成了对清王朝统治的致命威胁。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不能不给中国的文化领域也造成猛烈的震荡。但是,冷静观察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论坛,当可发现,这场悲壮的农民大起义,除了在政治上对后世反对清王朝的民族革命有着重大的启动作用之外,在文化上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重大改观,没有能够开拓出一个中国文化的新生之局。
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学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启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推许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窃不自揆,仅从史学史角度,对夏氏其人及史学思想作些分析与探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