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以降，三吴成了当时中国出口贸易区的中心地带，这里也就成了国家征收税赋的重要源地。《明史·食货二》有这样的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朱元璋的“怒其为张士诚守”，不过是给自己在三吴之地加征税赋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罢了。实际上，明廷的这一惩罚性的农业重税，反而刺激了三吴子弟弃农就学，弃田务工，弃土经商，发展出了另一片天地。一项政策，竟能改变号称“苏湖熟，天下足”的民风，让人们却把世代视之为重要的农业看得淡了许多。
　　而此刻，海外贸易受阻，加之灾荒频仍，晚明王朝已是无暇自顾，因白银流入而获得的利益又因长期的国策失误而大打折扣。宋明以来国家财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做法也受到挑战，盖“东墙”既已穷绌，何以补缀“西墙”?所以崇祯困坐深宫，成天为饷银发愁。到他吊死景山时，明朝官军的欠饷已达数百万两。至于大库藏银究有多少，《明史》的记叙是矛盾的。《明史·食货志·漕运仓库》言“神宗时，御史萧重望请核府县岁额银进部，未报上。千户何其贤乞敕内官与己督之，帝竟从其请，由是外储日就耗。至天启中，用操江巡抚范济世策，下敕督岁进，收括靡有遗矣。南京内库颇藏金银珍宝，魏忠贤矫旨取进，盗窃一空。内外匮竭，遂至于亡。”而卷三。九《李自成传》则云：“自成至，悉熔所考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或许大内库藏仍然可观，惟崇祯不悉而已。清初，王誉昌《崇祯官词·内帑》：“呼庚呼癸费筹量，怨毒虚凭祸福偿。岂是厚藏真得计?明明斋兴盗为粮。”他自做了个注：“三百年来，帑藏颇盈，即李贼驮载数十车以去者也。但魏阉被谴出都之日，自言曰：上若此，我之祸酷矣，彼亦未为福也。盖籍注兴厚，藏之所甚秘，阉不以告。而上忧勤十七载，亦竟未知之尔。”王誉昌的意思是，魏忠贤隐瞒了宫廷财富秘藏之所。从这段话，可知当时的传闻是如此“口径”的，只可惜未能言及终归何处。倒是给后世小说家们留下了不尽的想象空间。
　　明朝的灭亡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明朝有着几百年统治的历史，也是汉民族用封建集权制方式治理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值得后世学者加以充分关注。研究明史的学者中不乏有识之士。魏菲德在他的《洪业》一书中就曾做过这样的断言：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大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34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应当说，这番话给我们考察明亡问题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思维角度。前文谈到，明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确实存在着当时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带来的白银流入量的减少、陕西连年灾荒以及由此引发的民变、辽东犯境等诸多因素的纠合。全球化的经济危机影响晚明经济的因素值得深入研究。但作为明王朝的统治集团，不善于发现、运用适用于当时情形的治理方法，有效地调整政策，进而形成新的治国理念和治理手段，完成制度跨越，还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者认为明朝统治者昏聩，是有道理的。明王朝有着两大国策意义上的失误，一是不间断地修长城，一是长期搞海禁。不间断地修筑长城，企图御北方民族于长城之外，阻止其南下，结果是长城越修越厚、越修越长，民力物力大量耗费；长期搞海禁，是因为怕乱而拒绝海上货物贸易，这两项政策虽然“落地”于一南一北，但从治国理念的角度上说，却是如出一辙，充分暴露出明统治者封闭、保守的一面。
　　西方史学界的定论说，新航线的发现和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刺激了17世纪初叶开始的欧洲“价格革命”以及通货膨胀。这一点一向被视为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标志。据说，自从《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流传以来，欧洲人_直把东方，特别是把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所以希望到东方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商业危机是促使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又一原因。15世纪中期，奥斯曼侵占了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等地区，从而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土耳其人在东地中海进行劫掠，并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使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价格猛涨。西欧商人为了减少危险、多赚钱，渴望寻找一条避开土耳其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尤其对欧洲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引起了所谓“商业上的革命”：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扩大了经济和文化的往来，欧洲同非洲、亚洲之间的贸易不断扩大，同美洲始有联系，各地区的商品逐渐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不过，这时的商路和贸易中心发生了变化，主要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商业地位逐渐被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国、尼德兰所代替。其次，引起了所谓“价格革命”。由于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大量贵金属源源流入欧洲，造成金银价值下降，物价猛涨。在“价格革命”过程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暴利，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发展。笔者以为，中国此刻正值明清易代，满族入主，新兴的统一政权建立，因而弱化了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或者在历史中被描述为政治斗争的结果之_。
　　那么在当时的中国有无“价格革命”的征兆呢?
　　叶梦珠字滨江，号梅亭，著籍娄县(今属江苏苏州市)。自言“予生明季，旋遭鼎革”，别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康熙二十七年自序，书中叙有康熙三十几年纪事，则康熙中犹存世。他的《阅世篇》卷七《食货一》开宗明义便谈到物价问题：
　　“物价之不齐也，自古而然。不意三十余年来，一物而价或至于倍莅什百，且自贵而贱，自贱而贵，辗转不测，不知何时而始。忆予入小学时，归依先大父膝下，是时百货乍贵，先大父尝叹息为予述隆、万间物价之贱，民俗熙皡，迄今五十馀年，而物价悬绝，一至于此，不无世风升降之忧。大约四方无事，则生聚广而贸迁易，贵亦贱之征也；疆国多故，则土产荒而道途梗，贱亦贵之忧也。故略纪食货之最切日用而价之最低昂者，以志风俗之变迁，验民生之休戚焉。”
　　然后，叶梦珠又详细地列出了当时吴中地方的米价，略谓崇祯壬申(165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二年(1658～1639年)“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七、八分，识者忧之”，十五年(1642年)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文银五两，计钱一十二千有奇”。顺治三年(1646年)“斗米几至千文”，四年(1647)“白米每石文银三两。”六年(1649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二两，珠米每石九钱，白米每石价一两耳。”也就是说，如以铜钱计，崇祯时十年间米价上涨了十倍，银价上涨了五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
　　造成三吴地区物价上涨的因素不是单一的，鉴于叶梦珠的记载恰巧与欧洲“价格革命”时间吻合，而三吴又是中晚明时期中国最大的出口加工区，这样的价格变动，与当时白银输入渠道受到阻断的事实不可能无关。
　　清初，由于政治原因，反清势力多集中于沿海，郑成功又以台湾为复明基地，蓬勃的海上贸易一度因政权易帜而受到严重打击。清初以政治原因也厉行“海禁”，后来便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官方通商口岸，但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定，贸易也随之恢复，欧洲银洋很快重新进入了中国，以至顾炎武生活的年代，已有沿海地区“番银之用，广于库银”的论断。吴中也度过了“积荒十年”的农业困境，物价趋于下降，后话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