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企业恶意逃债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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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先注销后破产——一些企业恶意逃债的新动向
  
   湖南省一些地方国有企业为了逃避国家债务,不仅在工商局搞假注销手续,而且在破产主体资格不存在的情况下到法院申请破产。在破产过程中,不公开拍卖,不规范操作程序。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有关人士呼吁,为逃债而不规范破产程序,并非个别地方的个别现象,有可能成为一些企业逃债的新方法。如果这样下去,国家在一些地方企业的债权不仅将有去无回,而且会带来连锁的负面效应。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规范这类企业的破产行为,保护国家的利益。
   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是创建于1958年的老水泥工业企业,至2003年5月底,累计亏损达1.4亿元,被确定为邵阳市2003年第一批10个改制企业之一。而在2001年7月24日,这家公司就已经注销。注销了的企业为何过了2年又进行“破产”?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法律事务经理朱智斌向记者介绍说,这家企业在破产中至少有三个方面存在违法行为。一是在2001年注销过程中,没有通知债权人,也没有公告,更没有依法清算,仅仅根据邵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就将企业注销了;二是这家企业在2001年7月就注销了,从2001年至2003年,这个企业非法经营了近两年;三是破产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行为,法院审查不严,破产企业连主体都不存在,何谈破产?同时,在破产过程中,没有公告,也没有公开拍卖,非法处置资产。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副处长贺柳说,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非法注销,又非法破产,直接涉及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7亿元的债务无法收回,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除邵阳外,湖南省其他市县也有不少企业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破产逃债。
   贺柳介绍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邵阳有近六亿元的债权,在湖南有160亿元的债权,目前,湖南还有90亿元的债务没有得到处理。如果湖南各地都采取这种方式逃避信达公司及银行的债务,不仅信达公司等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没有存在的必要,国家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
   记者了解到,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在注销和破产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违规、违法行为。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邵阳市工商局等部门也有相同的看法。
   邵阳市工商局原工商企业登记科科长黄志丰说,当时,企业刮起一股冲销银行呆坏账风,市政府要求工商局注销这家企业,邵阳市建设银行也要求注销,以冲销企业在建设银行的呆坏账,工商局一家是顶不住的。
   建设银行邵阳市分行物业管理中心主任肖祥达当时是主管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债务的负责人。他说,企业注销,核销银行债务,必须是破产企业或关闭企业,后来放宽了条件,允许受重灾的企业也可以核销银行的呆坏账。目前,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欠建设银行的债务本息共计1.1亿元,如果企业清偿率为零,建设银行也将颗粒无收。对此,建设银行邵阳市分行提出过多次异议,但一直没有结果。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纲要和民事二庭庭长唐日辉是主管这起破产案的法院领导和主办法官。他认为,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破产案是合法的,对有关债权人提出的破产主体资格不符、资产处置程序不规范、少数债权人的债权要求等问题,法院都作了解释。
   据邵阳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确实在2001年就注销了,但后来又重新注册了,因此,不存在破产主体资格不符的问题。但是,在破产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如没有经过公开拍卖,只是搞了个竞价变卖,这不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对有关债权人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项目经理章龙认为,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破产案,在程序上是违法的,因为2003年4月18日,《邵阳日报》、邵阳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发布了邵阳水泥实业总公司整体出让招商公告,而破产清算组在4月22日才成立,参加报名收购的共有5家,有资格参与竞价的企业只有一家。企业没有进行公开拍卖,而采取变卖的方式,其变卖价格也只有4200万元。评估后的价值还有二亿多元的国有资产,却以4200万卖掉,这其中是否有暗箱操作,是否有国有资产流失,还有待有关部门调查。
  据了解,邵阳市水泥实业总公司破产涉及债权单位和个人共394家,债务总额为4.1538亿元。其中,欠银行贷款本息达3.918亿元,其他单位款达2358万元。当时,参加债权大会的债权人共62家,表决时只有3家债权单位通过其破产债务处置方案。
  据了解,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多次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邵阳市工商局、湖南省工商局提出异议,要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4条的规定,依法纠正违法裁定,保护国家利益,但一直没有任何结果。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有关人士认为,地方国有企业破产,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企业破产,既要照顾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难处,也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如果一味想方设法逃避国家债务,不规范企业破产程序,想注销就注销,想破产就破产,这种计划经济处理方式、行政手段处理形式、长官意志操作模式,不仅使国家利益受损,还会给某些想侵吞国有资产的人留下可乘之机,给地方政府的诚信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影响商业银行在这个地方的投资,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在市场经济发育相对较好的今天,还这样搞假注销、真逃债,不规范破产程序,值得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警惕。
  
  中篇:从“政府出规划”到“国家出利益”
  
   湖南省常德市绝大多数工业企业的债务,曾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成功,成了不少地方仿效的“典范”,而国家规定的计划内破产的各种优惠政策,在各类依法破产的企业中也被纷纷“享用”。现在,企业依法破产走进了地方政府出规划、地方法院出裁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出债权、国家出利益的怪圈。专为国家债权负有回收责任的资产管理公司处境异常艰难。
   据了解,目前,各资产管理公司回收债务难、向法院起诉难、裁定后执行难。中国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在娄底市涉及7.8亿的债权,4年仅起诉6个项目,涉及债权一亿多元,收回资金也仅仅六百多万元。
   一些地方企业破产是怎样完成从地方政府出规划到国家出利益这一过程的呢?
   依法破产变成计划内破产。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资产处置审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罗公桂说,破产分计划内破产和依法破产,计划内破产的资产可以优先安置职工,包括抵押物,而依法破产就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自从有了计划内破产这个“说法”后,湖南省不少地方把依法破产作为计划内破产来处理,常德市工业企业破产就是这样操作的。
  地方政府出面压价整体收购债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现地方政府和企业把依法破产当作计划内破产这一情况后,纷纷向法院起诉,地方政府感到难以应付,于是,就改由政府出面整体收购债权,但价格压得低而又低。据了解,某资产管理公司在永州市的债权都是一些不太好的资产,永州市以2.83%的清偿比例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成功后,也要求信达公司以这个比例整体回购。罗公桂说,信达公司在永州市的债权达二亿多元,并且都是较好的资产,当然不能以这个比例回收,协商没有成功。现在,信达公司要么妥协,接受永州市政府的低价整体回购价格,要么拖下去,让好资产逐渐变成烂资产。这使得信达公司处于两难境地。
  撇开债权人私自改制逃债。目前,湖南各地都在大规模进行中小企业改制,依有关法律规定,企业依法破产必须告知债权单位。实际上,一些企业破产,不少地方没有通知债权人,甚至有些企业早已改制,而债权人一直不知道。先由地方政府指定一家法院来操作,地方政府要么站在幕后指挥,要么站到台前直接干涉,也不通知债权人,“破就破了”,如果遇到债权人的反对,就以政府的名义出面,与债权单位协调。
   据了解,企业要完成这一不规范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必须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甚至会出现一些“波折”,那么,地方政府又是怎样来处理这些“波折”的呢?
   政府给法院打招呼不受理这类案件,立案难。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项目经理曹录荣,主要负责永州、娄底两个市的资产债权处置工作。他说,现在,一些企业通过改制剥离优质资产,量化给职工,根本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一旦债权人起诉到法院,当地政府就给法院打招呼,应该受理的案件不受理,查封的财产可以解冻。信达公司在娄底纺织厂有6000万元的债权,2002年4月,在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1000万元的债务,并将抵押物冻结,但是,市政府向法院打个招呼,冻结的财产就违规解冻了。
   立了案,政府领导严重干涉法院依法办案,审理难。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项目经理谭朝晖向记者讲了一个市长成被告、法院院长向被告汇报案情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市,一个案件把市长告上了法庭,市长成了被告,但是,这个市长也是聪明绝顶,在开庭审理前,市长把院长招呼到市政府,专门就有关破产案问题向市长作专题汇报,可见这个案子是如何审理的。
  审理久拖不判,在拖中求得金融机构妥协,判决难。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项目经理谭朝晖说,要到法院起诉,按规定,标的在3000万元以下的案子就在市中级法院起诉。法院先给你拖6到9个月,然后与你签个协议,但不履约,如果是1000万元的债务就变成了500万元,最后,这500万元又变成了新的债务。
  判决后执行难,在难中使金融机构知难而退,结案难。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张小芳说,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投行二部在常德市共有债权1.09亿元,目前收回1170万元。奇怪的是,几年了,竟还有85万元一直在法院,迟迟不给信达公司。她说,打官司可以收回来一点钱,但打官司执行环境差,不敢打官司。
   执行中违规操作,在操作中牺牲国家利益,债务清偿难。湖南一个磷化厂生产正常,设备先进,但是,这个企业通过改制,把债权人的财产当作股份,厂长30万元、厂干部10万元、科级干部3万元,全厂从厂领导到中层干部共四十多人,将工厂的原材料入股,以60%的股份组成新的企业“株洲松本磷化有限公司”,致使信达公司760万元的债权无法收回。娄底市娄星区经贸公司,涉及总债权七百多万元,其中信达公司有200万元债务,法院竟然将抵押物一起拍卖,当竞买人知道这个情况后,拍卖流产。后来,信达公司与区政府协商,要求归还100万元算了,但直到现在,这100万元还是无法收回。
   冻结后又解冻,解冻后面隐藏不少玄机,依法依规难。湖南金环酒店是湖南金环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公司所属财产,位于广州市站前路101号B座,由于当时所欠建设银行贷款500万元本金及相关利息未还,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1999年,这笔欠款转到中国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名下,到2003年6月20日,所欠本息已达二千多万元。奇怪的是,法院已查封的酒店,在债权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解冻,并将评估价值3482万元的房产,作价近六百万元卖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并已过户。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被执行人在相关人员配合下、与第三方伪造文件、人民法院违法解冻,无视国家法律、贱卖国有资产、损害执行申请人利益的行为。信达公司尽管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两千多万元的国有金融债权一直悬空,无法收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认为,目前,一些企业出现贷款难,银行难贷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些企业乃至地方政府信用差的问题。而法院简单帮助地方政府逃避债务,更加剧了这种金融诚信危机。湖南一些地方政府出规划、法院出裁定、银行出债权、国家出利益的破产逃债现象,并非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一家遇到,也并非湖南一地独有,如何处理好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长期利益和既得利益,如何打造金融诚信,以迎接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是当前一段时间摆在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面前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下篇:恶意逃债危及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
  
  据了解,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成立近四年来,因为企业恶意逃债废债,先后被迫起诉了二百多家逃废债务企业,涉及金额近三十亿元,但在诉讼及执行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案件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干扰。这也是一些地方国有企业要逃避国家债务、能逃避国家债务的重要原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的贺柳认为,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信用缺失。已经触目惊心,信用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败血症”。有关数据表明,全国因违反公平竞争引起的海关税收和其他税收的流失损失每年有5700亿元和800亿元。履约率低、债务人大量恶意逃废债务、政府不守信用、相关法律缺陷、没有有效的维护债权人的利益、逃债行为打击不严、处罚偏轻、违约和违法成本偏低等原因,给一些逃债人提供了有利条件,客观上纵容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恶意逃避国家债务的行为。
  据了解,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畴是社会信用的集中流失区,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企业,几乎全部是无法履约或不愿履约的企业,这些企业占全国国企总数较大的比重,剥离金额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贷款余额的17%左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范畴中社会信用流失的集中性可见一斑。
  贺柳介绍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合计为1.4万亿元,这1.4万亿背后的成千上万家企业和企业数以千万计的职工,以及不良金融资产造成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给社会信用环境和社会经济秩序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使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有效、及时地解决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历史使命,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一道门槛。
  但是,几年以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维护社会信用秩序中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贺柳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社会信用意识普遍淡薄。一方面,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后,传统道德范畴的“诚信”观念已相当淡漠;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理念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信用观念的“真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国有企业依旧错误地认为,“企业和银行都是国家的,借钱就可以不还”。一些地方政府还在过度干预经济,甚至直接支持企业逃废债,公然保护造假行为。
  二是政策环境制约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用的发挥,客观上给逃债企业提供了恶意逃债条件。目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职能本身不足并有萎缩的趋势。1999年国务院批复组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时,认定资产管理公司具有投资权职能,这一职能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和2001年核准的资产管理公司从业范围中都被取消。投资权职能的取消,直接导致各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00亿元资本金中的25亿元现金闲置。同时,资产管理公司一直不能拥有“司法调查权”和“止赎权”(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法律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可以对债务人行使司法调查权,可以对抵押物行使止赎权,即取消抵押人对抵押物的赎回权),致使资产管理公司不能及时收回抵押物,加大抵押物贬值或灭失的风险,也将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
  三是执法环境差,客观上纵容了恶意逃债企业或个人。法律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维护国有金融资产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执法环境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开展至关重要,但当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处于一个较差的执法环境中。部分法院执法不严、执行不力、久拖不办、审而不决、决而不行等行为,已是司空见惯。同时,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工作直接或间接进行干预,对失信行为存在处罚的空档和处罚偏轻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法院、部门合伙造假,共同对付对国家债务负有重大责任的资产管理公司,其后果非常严重。
  目前,这种恶意逃债行为不仅无法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贺柳认为:
  第一、信用环境的恶化导致市场交易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信用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一方面,为防范风险,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等更原始的方式退化,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失信企业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却无法通过市场的力量使其退出,从而直接影响甚至危害到真正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的发展,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据估算,假冒伪劣造成的损失每年至少有二千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也超过二千亿元。
  第二、信用环境的恶化大大加剧了金融风险,并由此可能影响国家稳定大局。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过高是目前我国金融业存在的最大风险。截至2001年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为25.4%,大约为1.8万亿元(不包括剥离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其中,实际已形成损失的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
  资料表明,自1980年以来,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经历过严重的金融问题或危机。发生金融问题的有108例,其中由于银行不良贷款引发的有72例,占66%以上。发生金融危机的有31个国家和地区,共41起,其中因不良贷款引起的有24起,占58%以上。严重的金融问题,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各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还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的还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乱。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防范金融风险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第三、我国信用缺失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新瓶颈。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截至2000年年末,在工、农、中、建、交五家商业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为62656户,涉及贷款本息5792亿元,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32140户,占改制企业的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31.96%。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不仅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升高,增大了银行的运营风险,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使我国长期以来面临的信用不足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秩序失范问题更加突出,直接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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