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火灾，无情烧死了河南兰考一家孤儿收养家庭的七名孤儿，也使公众对“爱心妈妈”袁厉害的描述出现了分裂：有人说她心好、行义举；有人说她利用收养孤儿牟利，“拿弃婴骗低保”、“向政府提条件”。在相互矛盾的罗生门式叙述中寻求真相，对普通大众来说并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涵盖相互抵触的叙述，折中地去思索此次悲剧。毕竟，这个世界并不黑白分明，保持正视世界灰色的态度，理性的平和反而更容易达致事实。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金钱、收益似乎从来就和善行、义举不相容。这种从金钱角度的诛心，就意味行善举之人的心被掏出来反复供世人审视，而其行为的善果，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世界本是灰色的，在被世间苦难所钝化的麻木人性之前，生命并非如小清新视界中那般的诗化。有时候，生命不过是、也只能是，善与恶、利与义、价值与成本、理智与情感、人性与兽性之间的挣扎和妥协。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接受：即使袁厉害从收养孤儿的义举中获得一些利益，也是理所当然。更何况，当她在医院给在福利院的孩子打电话时，即使她能作伪，孩子们温暖的问答又岂会是假的？
　　应该说，兰考民政局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几年之中，考虑到袁厉害的收养能力有限，也曾几次说服袁厉害将收养的部分儿童送往开封市福利院。去年9月，在媒体报道后，在压力之下，兰考当局也说服袁厉害再次将一些孩子送往开封福利院，但剩下的十几个孩子，袁厉害坚决不同意带走。最终，惨剧发生。
　　兰考官员应该面临严厉的指控。他们“未能预见他们本应该预见到的”事故的可能性——袁厉害收养能力有限，孤儿必然处于不安全、不完善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又必然导致事故概率的上升。事实上，这种不安全的状态不但仅体现在此次火灾中，在监护缺失、医疗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袁厉害抚养的孤儿死亡率比较高，而当地民政部门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地官方不仅是“应该预见而未预见”事故，更是一种“故意放任”。在过去漫长的26年中，因这种放任而失去生命的，远远多于此次火灾中死亡的七条幼小生命。惨剧不只发生在当下，更是长期持续性地发生着。
　　和这种长期持续发生的惨剧并存的，则是袁厉害在当地的知名度。警察、出租车司机、医生都知道可以把遗弃婴幼交给袁厉害。所以，不管袁厉害的收养状态是非法，还是合法，当地相关部门的责任已经不能推卸。
　　惨剧已经过去，除了追责，更重要的是善后。而在善后举措中，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会不会简单粗暴地强令禁止私人、社会收养孤儿的义举。孤儿毕竟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对于他们来说，情感的需求、成长的稳定环境都是底线式的生存条件。从这方面看，家庭寄养，或最接近家庭环境的小机构寄养，比政府集中式的儿童福利院更人性化，也符合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大方向。
　　目前，类似袁厉害收养孤儿的案例很多。河北的“爱心妈妈”王小芬28年收养30余名弃婴；山西的“爱心妈妈”杨云仙收养40余名残障孤儿；唐山滦县高淑珍开办的“爱心小院”都是这种形式。她们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比袁厉害少，如何扶助、监管这些机构，就是民政部门应该认真面对的问题。
　　对兰考火灾事件，还有更深层次的追问。在袁厉害收养的34名孤残儿中，只有6人在官方低保名单上，大多数孤儿并没有领取“孤儿补助”的资格，很多孩子是户籍上的“黑孩”。这正体现了基于文牍系统的户口体制对人的蔑视。人的身份和权利需要靠环环相扣的文牍系统来证明，孩子作为人的身份，需要靠父母的文牍来进行认证。而没有父母的孩子，那么，理所当然的，就不再是人了，基本的保障也就无从实现。这种基于血统、父母身份的文牍系统，实际上抹杀了人本身的存在意义，反映出我们离“以人为本”这四个字还有漫漫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