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基调，向高收入群体加大征税力度，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这一“劫富济贫”的举措能否医治中国经济的顽疾？
　　目前中国经济至少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内需疲乏、贫富差距太大。表面上看起来，“劫富济贫”的措施一举两得，既能推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又能减少消费层面的贫富差距。但仔细推敲，恐怕过于乐观。
　　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说要向中产阶级征税，而是向“高收入群体征税”。但“高收入”既可以是工资收入，也可以是财产收入。而对财产收入征税具体表现为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这就需要探讨加征财产税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先说合理性。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主张零财产税，因为财产税不鼓励投资，不利于资本形成。不过放宽极端假设后，较新的理论往往主张征收一些财产税。在中国，老百姓往往相信富豪都有不干净的行为，因此更有理由加征财产税。总之，很难断定财产税合不合理。
　　再说可行性。要切实加征财产税，首先理清谁有哪些财产，这就是难题，糊涂账一笔；其次，决策层恐怕也难有决心来推动。如今有财的往往有权有势，有权有势的总是有财，很难对有权有势有财的加征财产税。
　　既然加征财产税的可行性不高，对穷人的转移支付恐怕还得靠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工资来源比较清楚，想避税很难，在发达国家也是最好的税源。
　　但面临高房价、高车价、高电价、高教育支出，对未来的高不确定，中产阶级消费起来总是底气不足。如果政策是要向中产阶级征税来提振消费，无异于南辕北辙。且一旦中产阶级被剪了羊毛，总消费恐怕无法提振。
　　贫富差距扩大在中国是个不争的事实，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发达国家市场完善，司法相对公正。贫富差距扩大通常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个人掌握的技能差距拉大了；二是不同层次技能的价格差距拉大了。
　　上述两大经济层面因素当然也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因素。但中国还有更重要的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官商一体化、国企垄断等。粗略地划分，中国社会的金字塔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上层的高收入，高财富和上述的制度性因素密切相关；中层靠能力、技术、机遇，过上了所谓中产的生活；底层贫苦，也和制度性因素有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垄断和腐败最终都会体现在物价上，由各个阶层来承担，但底层最缺乏应对手段，受害最深。
　　二次分配的本质，是搜刮中层接济底层，问题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所能分到的经济蛋糕还有膨胀的趋势。中产阶级瘦弱，能剪到的羊毛自然有限。因此，试图通过二次分配来减少贫富差距，在中国只会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