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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掀起了“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社会，这几天又在筹划“占领中环”的具体步骤和日期（提议最早在今年八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之后）。亲政府的报刊连连大声抱怨：如今的香港已经成了“游行之都”——这些年来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游行示威，过若干年就有一次达到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香港确实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治：这次“七一”大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游行人士沿途高叫现任特首下台、争取公民提名普选下届特首。面对着像开水锅翻滚的香港政局和民情，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和为数不少的老百姓频频发出尖锐指责：“你们如今天天向中央政府要真普选，当年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你们为什么不要求搞民主？”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贱”，“甘当英国殖民主义的奴才”。
表面上看，以上的指责挺符合史实——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后半个世纪里，当全球的殖民地相继去殖民化、闹独立、搞民主的期间，香港却大体上安安稳稳，没有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大规模运动。
为什么香港人看起来“很服英国管，不服中国管”？难道香港人真的特别“贱”、“偏好为奴”？这个大问题必须解答清楚，否则北京的中央政府乃至中国大陆亿万民众跟香港人都难以化解分歧、理顺关系。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与反殖民浪潮相悖
我离开中国出去留学的30年之前，正是中英关于香港回归谈判的要害时刻。那时候的我刚刚有机会面对外部的真实世界，诸多重大疑问油然而生，其中最令我难以解释的难题之一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正是非殖民主义化的最高潮时期——香港偏偏不跟随全球的民族解放浪潮、走上反殖民主义的大道？为何香港与世界潮流那么南辕北辙？
过去这些年里，对好几个前殖民地的亲身观察和体验，牵引我找到符合实情的解答。这个至今让中国官方和无数大陆人民恼火的问题，只能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下去疏理，才可以悟出真相。
我们这一代人出去留学时，带了不少的中共传统革命思维。其中一个观念就是：全球20世纪的发展大趋势、尤其是在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过程。按照当时中国人熟悉的毛泽东式语言，就是“人民要自由、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
很巧合的是，就在今年6月22日香港市民自发举行公投前的一天，中国驻港前任高级官员、现任港澳研究会会长的陈佐洱在批评如今的香港政治抗争一波接一波时强调：香港的非殖民化远未完成，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可见这些中国官方人士与30年前的我是一脉相承的，被同样的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所困扰——香港的非殖民化还没有完成。
讨论目前香港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波，此乃不能回避的历史根源。
以下我试图讲清楚的就是：为何当年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华人虽然没有同等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持续的反抗？这样的情况即便放在同时期的世界历史上来看，也是很特殊的，因为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by definition）就是外来的少数人统治当地的多数人。殖民主义政权一定拒绝普选——只要一搞普选，本地多数人的选票就会结束外来少数人的专权。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中，这样的统治方式都遭到了大的反抗，既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挑战，也有街头的民众抗争，乃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那么，为何香港缺乏这些，如此特异？
二战后的香港是中国人几十年的避难所
如果观察二战结束到1997年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会发现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作为历史潮流席卷了全世界。二战前，殖民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亚洲多处都有殖民地，香港在那时先被英国、后被日本占领和统治，没有出现大的反抗也很正常。二战以后，香港与世界潮流逆向而行，是有深刻原因的，与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的巨大变迁乃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
二战刚结束的香港，日本军队留下强占后的烂摊子，经济民生处于崩溃的边缘。日本人撤出后，英国作为宗主国又回到了香港。香港本应该和其他殖民地一样，籍此时机终结被外来民族殖民的历史，与中国大陆一起走进后殖民时代。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在抗战结束后，直接进入全面严酷的内战，并未如国共两党宣称的那样，马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独立的共和国。香港本应该出现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之良机，被中国全面残酷的大内战一笔勾销。
于是，英国殖民统治延续下来。虽然1940年代末的香港经济民生破烂，好歹还有一个汇丰银行，银行的老板Robert Morse把所有能够筹集的资金，据悉是700万英镑，全部支出作为抵押，接收了（redeemed）日本占领军滥印发行的货币，挽救了濒临破产的金融体系，稳定了香港宏观经济局面，从而让香港成为一个能够和平建设的边陲之地——它的北边正战火纷飞。也就是说，相对内战之下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从1946年到1948年，来自内地的资金和劳工促使香港的贸易额翻了一番。
内地阶级斗争的难民让香港经济起飞
等到中国的内战结束，1949年大陆基本上实现统一，和平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此时实为香港反殖民主义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的第二次契机。但立刻中国大陆就进入到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这场大革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阶层——企业家、金融家、商人、地主富农、知识分子成为斗争的对象。简单地说，中国大陆在刚刚结束了内战之际，马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阶级的战争”（列宁语），中国翻译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战争虽然不用大炮机关枪，但照样会让许许多多的人家破人亡。
而同时期的香港，却意外收获了大陆革命局势的两大“成果”：资本和劳动力。英国殖民主义政权战后的措施，只是稳定了香港的局面，尚不足以带来香港的高速发展。但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却提供了香港经济起飞的基本动力——来自中国内地一波波阶级斗争的逃亡者。一方面来自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浙江）的资本家，为香港带来了企业家和管理人才以及开办工商企业的资本。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特别是广东），则带来了经济起飞的另一个要素——廉价劳工。 这就是香港为何在1950年代初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未曾涌现大规模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第二大原因——大陆一波波逃港的难民潮。
大陆难民刚到达香港，是四等公民——洋人是一等，本港出生的华人是二等，早先来港的华人是三等，经济权利、更不用说政治权利，是相对匮乏的。但相比于当时中国内地的状况，在各个可以比较的方面来说，香港还是好得多，因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宗教信仰、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受法律保障的：这些就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有了这些基本的人权，然后又可以打工糊口，运气好的还可以创小业发点财，逐渐地他们和子女还能享受到初步的公费医疗、公立教育的少许福利。你要他们敌视、仇恨、着手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很难办到。
有人要问：那为什么英国殖民主义政权会这样做？也许有人说香港需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力来发展当地的经济，或者殖民主义特别狡猾，以此收买人心。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同样的。当逃到殖民地香港的中国内地人在这里得到了在他们的故乡无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以后，他们就会把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生存、生活、经商、发展机会看得极端重要。
香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试图逃离内地的难民越来越多。仅仅在到1950年代初的几年里，就有至少30万人跑了过来。港英政府也因此设立了“东方柏林墙”，即从1951年起建立香港边境禁区，与内地完全分隔开。但内地阶级斗争越来越剧烈，土地改革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后来就是三年大饥荒，再后来是“文革”。与此相应的，有好几次大中小型逃港潮，总共约达56万人次。
“文革”中逃港的最知名的就是海归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1966年“文革”开始，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逃往香港。他本人则成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的开端。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大逃港》164页）。当时还有一个恐怖现象，流经广东广西的河流到了香港的入海口，武斗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从上游漂来的尸体，往往是五花大绑，带着被虐待的伤痕，都不是自然死亡的。香港居民从报刊上看见照片，或者自己亲眼所见，让他们对北边的祖籍故乡惊恐不已，庆幸自己人在香港，没被卷进这些灾难。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在北京方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小型报告会上，我第一次提及这个问题，强调说：“香港过去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主要不是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白白得了‘比较优势’的好处——毛时代中国内地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反衬之下，香港尚可安身安家、打工赚钱，华人老百姓因此不愿意起来推翻不太糟糕的港英政权。”听众中有英国驻华使馆来的人，显出哭笑不得的神色。
香港殖民政权“维稳”的两个独特优势
我以上的历史厘清，并不是说香港在二战后一点反殖民主义的风浪都没有。虽然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不愿意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但也还有少数的激进分子不甘现状。香港至少发生过两次带有暴力成分的反殖民主义街头运动，第一次是1956年的“右派暴动”，规模小一些，是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促成的。港英政府抓了一些人，把国民党早先派来的骨干分子驱逐到台湾，从此以后国民党在香港发动群众的力量就完结了。
第二次要大得多，是1967年5月的“左派暴动”，主要是受了内地“文革”的刺激和支持，有人制造土炸弹，引发了街头的冲突和死伤。港英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抓了上千的人，把最骨干的力量驱逐到中国内地去，施行了一段时间的特殊街头保安和交通管制后，事情也大体平息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内地的文革势力不可推动香港的群众运动。
可见，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没有出现大规模持续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港英殖民政权还有两个法宝：第一，对涉及反殖民主义的言论不太理会，一旦付诸街头运动，就将涉及暴力行动的个人抓起来。第二，把最关键的骨干人物遣送回他们的祖国——你是“中华民国”派来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去台湾；你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指派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回中国内地，“人归其主”。这第二种方法特别有效，纯粹受理想主义鼓舞的群众很少，而一旦反殖民的骨干人物被驱赶回他们的大本营，香港本地的社会运动就瓦解了。
遗憾的是英国当年有的中国如今没有
我以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大背景下殖民地时期香港“特异性”的疏理，主要讲的道理都是基于人之常情，而非忽悠人的抽象意识形态。
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之所以不愿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并不是因为殖民制度有多么完美，更不是因为香港人特别“下贱”，而是因为中国内地长时期多种形式的大动乱——全面内战、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较起来是一个不那么可怕的避难所，普通华人在此能够谋生、发财、写作、图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块避难所丧失了，他们就会过与故乡同胞们同样可怕的那种生活。所以极少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比他们人数多几十倍的香港华人（在那个时代，华人占本地人口的96%-98%），就比较容易。作为华人，你要是极痛恨英国殖民主义制度，不安于现状，那你就回你的故乡去；你要是组织群众试图推翻殖民主义制度，港英当局就驱赶你回故乡。
这样的“比较优势”英国当年有，如今的中国却没有——今天香港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你无法让他们继续有一种“被殖民地保护”的心态。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殖民主义者已经走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家园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于那些非常不满目前的香港政治制度、企图发动群众改变它的骨干分子，你也不可能把他们驱赶回故乡，相反，中国内地政府这几年来能够做到的，是坚决不许他们回内地去，怕的是他们在内地闹事。
前不久我在大陆与朋友、熟人谈起英国治理香港比中国治理香港更容易时，非常耐心地解释过这后面深层次的“比较优势”的道理。随后有听众问：那还有没有可能，为中国治理香港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我说，除非你能够告诉香港居民，如果你们不满意北京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那就马上让北朝鲜来治理香港。只要有这样的“比较优势”，香港立刻就会很服北京的中央政府管治。
你听起来这是笑话，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道理。
香港确实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治：这次“七一”大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游行人士沿途高叫现任特首下台、争取公民提名普选下届特首。面对着像开水锅翻滚的香港政局和民情，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和为数不少的老百姓频频发出尖锐指责：“你们如今天天向中央政府要真普选，当年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你们为什么不要求搞民主？”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贱”，“甘当英国殖民主义的奴才”。
表面上看，以上的指责挺符合史实——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后半个世纪里，当全球的殖民地相继去殖民化、闹独立、搞民主的期间，香港却大体上安安稳稳，没有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大规模运动。
为什么香港人看起来“很服英国管，不服中国管”？难道香港人真的特别“贱”、“偏好为奴”？这个大问题必须解答清楚，否则北京的中央政府乃至中国大陆亿万民众跟香港人都难以化解分歧、理顺关系。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与反殖民浪潮相悖
我离开中国出去留学的30年之前，正是中英关于香港回归谈判的要害时刻。那时候的我刚刚有机会面对外部的真实世界，诸多重大疑问油然而生，其中最令我难以解释的难题之一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正是非殖民主义化的最高潮时期——香港偏偏不跟随全球的民族解放浪潮、走上反殖民主义的大道？为何香港与世界潮流那么南辕北辙？
过去这些年里，对好几个前殖民地的亲身观察和体验，牵引我找到符合实情的解答。这个至今让中国官方和无数大陆人民恼火的问题，只能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下去疏理，才可以悟出真相。
我们这一代人出去留学时，带了不少的中共传统革命思维。其中一个观念就是：全球20世纪的发展大趋势、尤其是在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过程。按照当时中国人熟悉的毛泽东式语言，就是“人民要自由、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
很巧合的是，就在今年6月22日香港市民自发举行公投前的一天，中国驻港前任高级官员、现任港澳研究会会长的陈佐洱在批评如今的香港政治抗争一波接一波时强调：香港的非殖民化远未完成，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可见这些中国官方人士与30年前的我是一脉相承的，被同样的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所困扰——香港的非殖民化还没有完成。
讨论目前香港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波，此乃不能回避的历史根源。
以下我试图讲清楚的就是：为何当年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华人虽然没有同等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持续的反抗？这样的情况即便放在同时期的世界历史上来看，也是很特殊的，因为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by definition）就是外来的少数人统治当地的多数人。殖民主义政权一定拒绝普选——只要一搞普选，本地多数人的选票就会结束外来少数人的专权。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中，这样的统治方式都遭到了大的反抗，既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挑战，也有街头的民众抗争，乃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那么，为何香港缺乏这些，如此特异？
二战后的香港是中国人几十年的避难所
如果观察二战结束到1997年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会发现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作为历史潮流席卷了全世界。二战前，殖民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亚洲多处都有殖民地，香港在那时先被英国、后被日本占领和统治，没有出现大的反抗也很正常。二战以后，香港与世界潮流逆向而行，是有深刻原因的，与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的巨大变迁乃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
二战刚结束的香港，日本军队留下强占后的烂摊子，经济民生处于崩溃的边缘。日本人撤出后，英国作为宗主国又回到了香港。香港本应该和其他殖民地一样，籍此时机终结被外来民族殖民的历史，与中国大陆一起走进后殖民时代。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在抗战结束后，直接进入全面严酷的内战，并未如国共两党宣称的那样，马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独立的共和国。香港本应该出现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之良机，被中国全面残酷的大内战一笔勾销。
于是，英国殖民统治延续下来。虽然1940年代末的香港经济民生破烂，好歹还有一个汇丰银行，银行的老板Robert Morse把所有能够筹集的资金，据悉是700万英镑，全部支出作为抵押，接收了（redeemed）日本占领军滥印发行的货币，挽救了濒临破产的金融体系，稳定了香港宏观经济局面，从而让香港成为一个能够和平建设的边陲之地——它的北边正战火纷飞。也就是说，相对内战之下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从1946年到1948年，来自内地的资金和劳工促使香港的贸易额翻了一番。
内地阶级斗争的难民让香港经济起飞
等到中国的内战结束，1949年大陆基本上实现统一，和平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此时实为香港反殖民主义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的第二次契机。但立刻中国大陆就进入到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这场大革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阶层——企业家、金融家、商人、地主富农、知识分子成为斗争的对象。简单地说，中国大陆在刚刚结束了内战之际，马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阶级的战争”（列宁语），中国翻译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战争虽然不用大炮机关枪，但照样会让许许多多的人家破人亡。
而同时期的香港，却意外收获了大陆革命局势的两大“成果”：资本和劳动力。英国殖民主义政权战后的措施，只是稳定了香港的局面，尚不足以带来香港的高速发展。但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却提供了香港经济起飞的基本动力——来自中国内地一波波阶级斗争的逃亡者。一方面来自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浙江）的资本家，为香港带来了企业家和管理人才以及开办工商企业的资本。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特别是广东），则带来了经济起飞的另一个要素——廉价劳工。 这就是香港为何在1950年代初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未曾涌现大规模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第二大原因——大陆一波波逃港的难民潮。
大陆难民刚到达香港，是四等公民——洋人是一等，本港出生的华人是二等，早先来港的华人是三等，经济权利、更不用说政治权利，是相对匮乏的。但相比于当时中国内地的状况，在各个可以比较的方面来说，香港还是好得多，因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宗教信仰、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受法律保障的：这些就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有了这些基本的人权，然后又可以打工糊口，运气好的还可以创小业发点财，逐渐地他们和子女还能享受到初步的公费医疗、公立教育的少许福利。你要他们敌视、仇恨、着手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很难办到。
有人要问：那为什么英国殖民主义政权会这样做？也许有人说香港需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力来发展当地的经济，或者殖民主义特别狡猾，以此收买人心。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同样的。当逃到殖民地香港的中国内地人在这里得到了在他们的故乡无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以后，他们就会把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生存、生活、经商、发展机会看得极端重要。
香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试图逃离内地的难民越来越多。仅仅在到1950年代初的几年里，就有至少30万人跑了过来。港英政府也因此设立了“东方柏林墙”，即从1951年起建立香港边境禁区，与内地完全分隔开。但内地阶级斗争越来越剧烈，土地改革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后来就是三年大饥荒，再后来是“文革”。与此相应的，有好几次大中小型逃港潮，总共约达56万人次。
“文革”中逃港的最知名的就是海归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1966年“文革”开始，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逃往香港。他本人则成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的开端。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大逃港》164页）。当时还有一个恐怖现象，流经广东广西的河流到了香港的入海口，武斗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从上游漂来的尸体，往往是五花大绑，带着被虐待的伤痕，都不是自然死亡的。香港居民从报刊上看见照片，或者自己亲眼所见，让他们对北边的祖籍故乡惊恐不已，庆幸自己人在香港，没被卷进这些灾难。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在北京方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小型报告会上，我第一次提及这个问题，强调说：“香港过去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主要不是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白白得了‘比较优势’的好处——毛时代中国内地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反衬之下，香港尚可安身安家、打工赚钱，华人老百姓因此不愿意起来推翻不太糟糕的港英政权。”听众中有英国驻华使馆来的人，显出哭笑不得的神色。
香港殖民政权“维稳”的两个独特优势
我以上的历史厘清，并不是说香港在二战后一点反殖民主义的风浪都没有。虽然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不愿意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但也还有少数的激进分子不甘现状。香港至少发生过两次带有暴力成分的反殖民主义街头运动，第一次是1956年的“右派暴动”，规模小一些，是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促成的。港英政府抓了一些人，把国民党早先派来的骨干分子驱逐到台湾，从此以后国民党在香港发动群众的力量就完结了。
第二次要大得多，是1967年5月的“左派暴动”，主要是受了内地“文革”的刺激和支持，有人制造土炸弹，引发了街头的冲突和死伤。港英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抓了上千的人，把最骨干的力量驱逐到中国内地去，施行了一段时间的特殊街头保安和交通管制后，事情也大体平息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内地的文革势力不可推动香港的群众运动。
可见，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没有出现大规模持续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港英殖民政权还有两个法宝：第一，对涉及反殖民主义的言论不太理会，一旦付诸街头运动，就将涉及暴力行动的个人抓起来。第二，把最关键的骨干人物遣送回他们的祖国——你是“中华民国”派来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去台湾；你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指派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回中国内地，“人归其主”。这第二种方法特别有效，纯粹受理想主义鼓舞的群众很少，而一旦反殖民的骨干人物被驱赶回他们的大本营，香港本地的社会运动就瓦解了。
遗憾的是英国当年有的中国如今没有
我以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大背景下殖民地时期香港“特异性”的疏理，主要讲的道理都是基于人之常情，而非忽悠人的抽象意识形态。
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之所以不愿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并不是因为殖民制度有多么完美，更不是因为香港人特别“下贱”，而是因为中国内地长时期多种形式的大动乱——全面内战、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较起来是一个不那么可怕的避难所，普通华人在此能够谋生、发财、写作、图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块避难所丧失了，他们就会过与故乡同胞们同样可怕的那种生活。所以极少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比他们人数多几十倍的香港华人（在那个时代，华人占本地人口的96%-98%），就比较容易。作为华人，你要是极痛恨英国殖民主义制度，不安于现状，那你就回你的故乡去；你要是组织群众试图推翻殖民主义制度，港英当局就驱赶你回故乡。
这样的“比较优势”英国当年有，如今的中国却没有——今天香港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你无法让他们继续有一种“被殖民地保护”的心态。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殖民主义者已经走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家园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于那些非常不满目前的香港政治制度、企图发动群众改变它的骨干分子，你也不可能把他们驱赶回故乡，相反，中国内地政府这几年来能够做到的，是坚决不许他们回内地去，怕的是他们在内地闹事。
前不久我在大陆与朋友、熟人谈起英国治理香港比中国治理香港更容易时，非常耐心地解释过这后面深层次的“比较优势”的道理。随后有听众问：那还有没有可能，为中国治理香港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我说，除非你能够告诉香港居民，如果你们不满意北京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那就马上让北朝鲜来治理香港。只要有这样的“比较优势”，香港立刻就会很服北京的中央政府管治。
你听起来这是笑话，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