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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希罗多德著作《历史》，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传播，当前尤以译本为最主要的形式。我国自1959年首次出版该书译本以来，有多种版本存在，以王译本和徐译本最具代表性。通过比较发现，尽管因各种原因，几个译本在结构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对《历史》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正是中国对西方史学认同与接受的一个显著表现，也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的趋势。
【关键词】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0）42-0088-03
作为西方史学起源的标志，希罗多德（约前480年─前425年）的《历史》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其地位堪比司马迁的《史记》。一直以来，国内外都有诸多学者从事对该书的研究工作，但大多是从史学史、历史研究的角度展开的，对于其版本，尤其是中译本的研究较少，西南大学宋艾曾对两种中译全本进行过对比研究。本文在概述《历史》国外流传发展过程和整理国内各个译本的基础上，利用对比研读的方法，通过对两种有代表性的中文全译本的比较，来梳理各版本的特点与差异，为读者提供一个版本选择的参考，并揭示译本同中国史学发展、中外史学交流与接受之间的关系。
一、希罗多德《历史》的“源”与“流”
（一）国外《历史》的版本流传
《历史》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成书以来，抄本是其最早的流传形式。据学者考证，传世抄本有十几种，大多是十到十五世纪的，主要包括纸草和手稿两类。大致分为佛罗伦萨系列和罗马系列两类。
校勘本在抄本的流传过程中逐步产生。《历史》的古希腊文校勘本主要有：牛津古典文本中由修德（C.Hude）校勘的两卷本，是当前英语学界最为常用的校勘本;法国比较古典丛书版本中由勒格朗（Philippe-Ernest Legrand）独自校勘编订本;由德国学者罗森（H.B.Rosén）编订的托伊布纳希腊罗马文献丛刊校勘本。
注释本又在校勘本流传基础上出现。《历史》原书不分卷、无注释，后学者将其划分为九卷并冠以卷名，同时对文本进行注释，目前较为重要的注释本有：豪（W.W.How）和威尔斯（J.Wells）编订的《希罗多德历史注释》和奥尔温·穆瑞主编的《希罗多德历史注释》。
译本是该书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而产生的。因语言的原因，世界各国多是将其翻译成本国语言后出版，如约翰·马林柯拉（John Marincola）主编的英译本、勒格朗（Philippe-Ernest Legrand）主编的法译本。
（二）《历史》在中国的版本流传
对希罗多德及其著作的译介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但真正的引进传播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流传主要有全译本和选译本两种形式。其中，中文全译本梳理如下：
1.商务印书馆1959年王以铸（1923～2019）译本①（以下简称王译本）。该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版本②。
2.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徐松岩译注本。该本是徐松岩所译《历史》一书的初版。亦采用了一卷本的形式。
3.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周永强译《历史》。该本无译者介绍、译本依据等相关信息。
4.商务印书馆2009年王译本珍藏本，该本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系列之一。
5.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周永强译本。该本内容与陕西师大本基本一致，且同样无相关信息说明。
6.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徐松岩译注本。该本是在三联书店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并分上下两册。
7.商务印书馆2017年王译本纪念版，该本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而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珍藏版·分科本）历史学科系列之一。
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徐松岩详注本（以下简称徐译本）。该本是译者多次赴希腊实地考察交流后的修订本，是当前最新的中译本。
上述周永强译本，据学者考证，疑似作伪，故本文仅就王译本和徐译本进行比较。
二、王译本与徐译本的对比
（一）两个版本各自的演变与史学认识的发展
王以铸译本自1959年出版以来，版本未发生过变化，主要是印刷方面有所不同。但有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王译本初版曾将苏联学者卢里叶的《希罗多德论》作为引言，但1978年修订后，删除了该内容。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着较大关系，中国史学层一度受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开始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努力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徐氏的译本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其内容有着较多的变化。2008年的初版，译者本人都对其不太满意，此后，相继在2013年、2018年推出了新的译本。译者通过自己多次的实地考察访问，在修订的过程中对之前译本有多处内容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在最新译本中有多处内容是译者本人研究成果的理性表达，这不仅体现了中西方史学的学术交流历程，也反映了现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步构建学术话语权的历史趋势。
（二）基本情况对比
其一是两位译者的专长不同。王氏通晓古希腊、拉丁、英、俄、日、法、德、波兰等多国语言，翻译有多部世界经典学术名著，如《战争史》③等。徐氏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和西方史学史，精通英语，习过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译著多为古希腊史学名著，如《希腊史》 ④等。
其二是内容结构的不同。第一，两者对上下册正文的编排有所不同。王译本上册四卷下册五卷，徐译本上册五卷下册四卷。第二，附录等补充资料的内容和详略有较大差异。王译本只有年表、主要度量衡币制单位折算表和2幅地图，徐译本则提供了9幅地图和3个附录，除都有年表外，其他内容完全不同，徐译本较王译本年表也更为详细。第三，徐译本的新版译序详细介绍了希罗多德的生平、贡献和《历史》的内容、流传情况，而王译本则没有。第四，两者在细节处理上有所不同。王译本除在卷首有一幅希罗多德像之外，没有任何插图，徐译本上下两册提供了与正文内容密切相关的16幅插图。第五，目录编排的形式不同。王译本只有上册有目录页，徐译本在上卷提供了完整目录，下卷又编排了一个分卷目录。 （三）翻译原本及参考译本对比
译本是原本的衍生，不同译者在原本、参考文献的选择上因人而异。
经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两位译者都选择了修德、豪和威尔斯、哥德雷、乔治·罗林逊译、哥多尔芬订正本等版本作为翻译的原本或参考依据。其次，由于译作的时间不同，两译本参考的研究成果不同。王氏译著出版于1959年，而徐氏译著还参考了的罗森的古希腊文校注本、阿舍利注释本等资料均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版的。最后，译者的语言能力也对参考译本的选择有所影响。徐氏译著主要依据的版本语言为古希腊文、英文和中文，而王氏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过古希腊文、英文、波兰文、日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
（四）翻译文本对比
王译本与徐译本在注释上有很多的不同。其一，注释的详略程度不同。王译本明确提出了“注释方面力避繁琐，而以简要为原则，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不收”的原则，故注释极少。徐译本作为详注修订本，全书的注释解说非常详细，几乎每一页正文都有注释。其二，徐译本还以注释的形式指出了参考译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疑为漏译”;有的是参考译本对文本内容理解上的误差。还有的是都是由于对古希腊文化不甚了解而产生的误译。其三，徐译本的注释还明确说明了与参考译本中某些地方在的不同。如徐译本IV.109的第一句注释指出该句在“哥译本”中是IV.108的最后一句。
两译本的翻译上也有着很多区别。首先，是对专有名词的翻译有所不同。例如II.1开篇首句中有4个人名中非常见人名 “Pharnaspes”和“Cassandane”，王译本译为“帕尔纳斯佩斯”和“桑达涅”，徐译本则译为“法那斯皮斯”和“桑丹涅”。王译本在某些常见名词的翻译上又与当前惯用的译法有所不同，如VII.8中， “Battle of Thermopylae” 现在则多译为“温泉关之战”，王氏则译为“提莫皮莱战役”，这种译法“除了王译本，在近30年以来其他中文出版物中是比较罕见的”。其次，语言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例如王译本I.155中有一句“我想目前我的做法就仿佛是一个人杀死了父亲却又留下了孩子们的活命”，徐译本则译为“我目前的做法就好比是‘斩草而不除根’”。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王译本基本以直译为主，徐译本则以意译为主，在语言上更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习惯。
两译本在章节的编号上也有所差异。王译本和徐译本都按传统做法分卷分章，并对各章进行了编号，但王译本除少数原书就因过长而按希腊字母顺序再分节的章，如VII.8下又有“α”“β”“γ、”“δ”4节，其余章之下不再分节。而徐译本则将各章都分为若干节用方括号加数字表示，对于原书就已经有分节的，在节的基础上又分为若干段用方括号加数字表示，这种方式更便于读者的阅读、查找和引用。
晚清至民国，中国史学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以梁启超、何炳松为代表的许多学者纷纷投身到外国史学的译介中，由注重国史转向注重外史。在此背景下，人们可通过多部译著来了解希罗多德及其著作。对于《历史》一书的翻译，主要成就是在建国之后。尽管因年代、译者学识、资料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各个译本之间的差异，但不论是哪一种译本，本质上都是在推广和普及《历史》，都有利于该书在国内的传播，这正是中国对西方史学认同与接受的一个显著表现，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
王译本长期以来被视为中文译本的权威，徐译本则体现了译者的史学研究功底;王译本由于资料、注释较少，对于社会读者来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更加适合专业人士，徐译本详尽的注释，可以帮助社会读者更好地了解希波战争与当时各地区的社会风貌;王译本的珍藏本、纪念本，徐译本则都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总之，读者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去选择具体的版本。
注释：
①1959年出版时译者因历史原因署名为王嘉隽，1978年后改为王以铸。
②译者在1978年对译文进行了修订，后商务印书馆又对译本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如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但整体变动幅度不大。除2009年、2017年先后推出的珍藏本、纪念版外，其余年份的重印本均为1959年版。
③（拜占庭）普罗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④（古希腊）色诺芬《希腊史》（详注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⑤根据王译本译者的说明、徐译本附录四、译后记整理。两书相关说明中存在较多相同人名中译名不一致的情况，为便于对照，将两书和本文第三部分商务馆选本中相同参考书目编者人名统一使用徐译本译法，只有一书有参考使用的则按照原书写法进行编排。
⑥译者并未明确说明选本有哪几种。
参考文献：
[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详注修订本）[M].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Robert B. Strassler （ed.）， Andrea L. Purvis （tran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4]John Marincola （ed.）， Aubrey De Sélincourt （trans.），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5]Philippe-Ernest Legrand （ed.），Hérodote： Histoir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1962.
[6]（美）J·W·湯普森.历史著作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7]（美）特韦尔.西洋史学史[M].何炳松，郭斌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8]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9]张广智主编，吴晓群著.西方史学通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0]《外国史学史》编写组.外国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11]《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12]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3]宋艾.希罗多德《历史》“再译本”献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9-20.
[14]张广智.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与当代意义[J].史学理论研究，2017，（04）.
[15]陈恒.西方史学史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J].社会科学文摘，2016，（09）.
[16]曲英奇，韩丽敏，郝忠维.从中外文明交流历史看中华文化自信[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2）.
[17]杨扬.希罗多德“埃及卷”释读[J].西南大学学报，2011，（03）.
作者简介：
杨璨硕，男，汉族，湖北仙桃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历史文献学。
【关键词】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0）42-0088-03
作为西方史学起源的标志，希罗多德（约前480年─前425年）的《历史》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其地位堪比司马迁的《史记》。一直以来，国内外都有诸多学者从事对该书的研究工作，但大多是从史学史、历史研究的角度展开的，对于其版本，尤其是中译本的研究较少，西南大学宋艾曾对两种中译全本进行过对比研究。本文在概述《历史》国外流传发展过程和整理国内各个译本的基础上，利用对比研读的方法，通过对两种有代表性的中文全译本的比较，来梳理各版本的特点与差异，为读者提供一个版本选择的参考，并揭示译本同中国史学发展、中外史学交流与接受之间的关系。
一、希罗多德《历史》的“源”与“流”
（一）国外《历史》的版本流传
《历史》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成书以来，抄本是其最早的流传形式。据学者考证，传世抄本有十几种，大多是十到十五世纪的，主要包括纸草和手稿两类。大致分为佛罗伦萨系列和罗马系列两类。
校勘本在抄本的流传过程中逐步产生。《历史》的古希腊文校勘本主要有：牛津古典文本中由修德（C.Hude）校勘的两卷本，是当前英语学界最为常用的校勘本;法国比较古典丛书版本中由勒格朗（Philippe-Ernest Legrand）独自校勘编订本;由德国学者罗森（H.B.Rosén）编订的托伊布纳希腊罗马文献丛刊校勘本。
注释本又在校勘本流传基础上出现。《历史》原书不分卷、无注释，后学者将其划分为九卷并冠以卷名，同时对文本进行注释，目前较为重要的注释本有：豪（W.W.How）和威尔斯（J.Wells）编订的《希罗多德历史注释》和奥尔温·穆瑞主编的《希罗多德历史注释》。
译本是该书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而产生的。因语言的原因，世界各国多是将其翻译成本国语言后出版，如约翰·马林柯拉（John Marincola）主编的英译本、勒格朗（Philippe-Ernest Legrand）主编的法译本。
（二）《历史》在中国的版本流传
对希罗多德及其著作的译介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但真正的引进传播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流传主要有全译本和选译本两种形式。其中，中文全译本梳理如下：
1.商务印书馆1959年王以铸（1923～2019）译本①（以下简称王译本）。该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版本②。
2.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徐松岩译注本。该本是徐松岩所译《历史》一书的初版。亦采用了一卷本的形式。
3.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周永强译《历史》。该本无译者介绍、译本依据等相关信息。
4.商务印书馆2009年王译本珍藏本，该本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系列之一。
5.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周永强译本。该本内容与陕西师大本基本一致，且同样无相关信息说明。
6.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徐松岩译注本。该本是在三联书店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并分上下两册。
7.商务印书馆2017年王译本纪念版，该本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而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珍藏版·分科本）历史学科系列之一。
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徐松岩详注本（以下简称徐译本）。该本是译者多次赴希腊实地考察交流后的修订本，是当前最新的中译本。
上述周永强译本，据学者考证，疑似作伪，故本文仅就王译本和徐译本进行比较。
二、王译本与徐译本的对比
（一）两个版本各自的演变与史学认识的发展
王以铸译本自1959年出版以来，版本未发生过变化，主要是印刷方面有所不同。但有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王译本初版曾将苏联学者卢里叶的《希罗多德论》作为引言，但1978年修订后，删除了该内容。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着较大关系，中国史学层一度受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开始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努力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徐氏的译本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其内容有着较多的变化。2008年的初版，译者本人都对其不太满意，此后，相继在2013年、2018年推出了新的译本。译者通过自己多次的实地考察访问，在修订的过程中对之前译本有多处内容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在最新译本中有多处内容是译者本人研究成果的理性表达，这不仅体现了中西方史学的学术交流历程，也反映了现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步构建学术话语权的历史趋势。
（二）基本情况对比
其一是两位译者的专长不同。王氏通晓古希腊、拉丁、英、俄、日、法、德、波兰等多国语言，翻译有多部世界经典学术名著，如《战争史》③等。徐氏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和西方史学史，精通英语，习过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译著多为古希腊史学名著，如《希腊史》 ④等。
其二是内容结构的不同。第一，两者对上下册正文的编排有所不同。王译本上册四卷下册五卷，徐译本上册五卷下册四卷。第二，附录等补充资料的内容和详略有较大差异。王译本只有年表、主要度量衡币制单位折算表和2幅地图，徐译本则提供了9幅地图和3个附录，除都有年表外，其他内容完全不同，徐译本较王译本年表也更为详细。第三，徐译本的新版译序详细介绍了希罗多德的生平、贡献和《历史》的内容、流传情况，而王译本则没有。第四，两者在细节处理上有所不同。王译本除在卷首有一幅希罗多德像之外，没有任何插图，徐译本上下两册提供了与正文内容密切相关的16幅插图。第五，目录编排的形式不同。王译本只有上册有目录页，徐译本在上卷提供了完整目录，下卷又编排了一个分卷目录。 （三）翻译原本及参考译本对比
译本是原本的衍生，不同译者在原本、参考文献的选择上因人而异。
经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两位译者都选择了修德、豪和威尔斯、哥德雷、乔治·罗林逊译、哥多尔芬订正本等版本作为翻译的原本或参考依据。其次，由于译作的时间不同，两译本参考的研究成果不同。王氏译著出版于1959年，而徐氏译著还参考了的罗森的古希腊文校注本、阿舍利注释本等资料均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版的。最后，译者的语言能力也对参考译本的选择有所影响。徐氏译著主要依据的版本语言为古希腊文、英文和中文，而王氏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过古希腊文、英文、波兰文、日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
（四）翻译文本对比
王译本与徐译本在注释上有很多的不同。其一，注释的详略程度不同。王译本明确提出了“注释方面力避繁琐，而以简要为原则，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不收”的原则，故注释极少。徐译本作为详注修订本，全书的注释解说非常详细，几乎每一页正文都有注释。其二，徐译本还以注释的形式指出了参考译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疑为漏译”;有的是参考译本对文本内容理解上的误差。还有的是都是由于对古希腊文化不甚了解而产生的误译。其三，徐译本的注释还明确说明了与参考译本中某些地方在的不同。如徐译本IV.109的第一句注释指出该句在“哥译本”中是IV.108的最后一句。
两译本的翻译上也有着很多区别。首先，是对专有名词的翻译有所不同。例如II.1开篇首句中有4个人名中非常见人名 “Pharnaspes”和“Cassandane”，王译本译为“帕尔纳斯佩斯”和“桑达涅”，徐译本则译为“法那斯皮斯”和“桑丹涅”。王译本在某些常见名词的翻译上又与当前惯用的译法有所不同，如VII.8中， “Battle of Thermopylae” 现在则多译为“温泉关之战”，王氏则译为“提莫皮莱战役”，这种译法“除了王译本，在近30年以来其他中文出版物中是比较罕见的”。其次，语言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例如王译本I.155中有一句“我想目前我的做法就仿佛是一个人杀死了父亲却又留下了孩子们的活命”，徐译本则译为“我目前的做法就好比是‘斩草而不除根’”。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王译本基本以直译为主，徐译本则以意译为主，在语言上更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习惯。
两译本在章节的编号上也有所差异。王译本和徐译本都按传统做法分卷分章，并对各章进行了编号，但王译本除少数原书就因过长而按希腊字母顺序再分节的章，如VII.8下又有“α”“β”“γ、”“δ”4节，其余章之下不再分节。而徐译本则将各章都分为若干节用方括号加数字表示，对于原书就已经有分节的，在节的基础上又分为若干段用方括号加数字表示，这种方式更便于读者的阅读、查找和引用。
晚清至民国，中国史学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以梁启超、何炳松为代表的许多学者纷纷投身到外国史学的译介中，由注重国史转向注重外史。在此背景下，人们可通过多部译著来了解希罗多德及其著作。对于《历史》一书的翻译，主要成就是在建国之后。尽管因年代、译者学识、资料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各个译本之间的差异，但不论是哪一种译本，本质上都是在推广和普及《历史》，都有利于该书在国内的传播，这正是中国对西方史学认同与接受的一个显著表现，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
王译本长期以来被视为中文译本的权威，徐译本则体现了译者的史学研究功底;王译本由于资料、注释较少，对于社会读者来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更加适合专业人士，徐译本详尽的注释，可以帮助社会读者更好地了解希波战争与当时各地区的社会风貌;王译本的珍藏本、纪念本，徐译本则都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总之，读者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去选择具体的版本。
注释：
①1959年出版时译者因历史原因署名为王嘉隽，1978年后改为王以铸。
②译者在1978年对译文进行了修订，后商务印书馆又对译本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如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但整体变动幅度不大。除2009年、2017年先后推出的珍藏本、纪念版外，其余年份的重印本均为1959年版。
③（拜占庭）普罗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④（古希腊）色诺芬《希腊史》（详注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⑤根据王译本译者的说明、徐译本附录四、译后记整理。两书相关说明中存在较多相同人名中译名不一致的情况，为便于对照，将两书和本文第三部分商务馆选本中相同参考书目编者人名统一使用徐译本译法，只有一书有参考使用的则按照原书写法进行编排。
⑥译者并未明确说明选本有哪几种。
参考文献：
[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详注修订本）[M].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Robert B. Strassler （ed.）， Andrea L. Purvis （tran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4]John Marincola （ed.）， Aubrey De Sélincourt （trans.），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5]Philippe-Ernest Legrand （ed.），Hérodote： Histoir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1962.
[6]（美）J·W·湯普森.历史著作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7]（美）特韦尔.西洋史学史[M].何炳松，郭斌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8]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9]张广智主编，吴晓群著.西方史学通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0]《外国史学史》编写组.外国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11]《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12]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3]宋艾.希罗多德《历史》“再译本”献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9-20.
[14]张广智.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与当代意义[J].史学理论研究，2017，（04）.
[15]陈恒.西方史学史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J].社会科学文摘，2016，（09）.
[16]曲英奇，韩丽敏，郝忠维.从中外文明交流历史看中华文化自信[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2）.
[17]杨扬.希罗多德“埃及卷”释读[J].西南大学学报，2011，（03）.
作者简介：
杨璨硕，男，汉族，湖北仙桃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