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可分两类：对过往的描绘，对过往的召唤。前者忠实于事件，后者忠诚于彼时的精神；前者是对死亡了的形而下的打捞，后者是对尘封的形而上的复原；就动机和社会效用分析，前者有消极研究的嫌疑，后者则是积极主动的。可想而知，无论何时，前者在数量上都远超后者。精神召唤类作品不多，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引普鲁斯特语形容“五四”知识分子对待回忆的态度：“我们寻求恢复那些对我们弥足珍贵，反映我们精神的东西。”这亦可视作她对“五四”运动抱持的姿态、写作的主旨和贯穿首尾的主线。
　　“五四”学生在天安门示威后不到三周，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将事件“寓言化”。自此，个人与共同体出于不同动因有选择地运用“五四”记忆进行重构，并视为最重要的事实赋予某种象征。正如作者对“寓言”的定义：“为了有明确目的来教育当代的记忆重建。”在“五四寓言”层叠遮蔽下，如何考证、推理、甄别，呈现出五四精神，是个艰涩的课题。
　　何谓五四精神？一言蔽之，五四精神是指用理性批判工具对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奴性伦理进行清理，犹如刮骨疗毒。爱国主义，文学运动，二选一或二合一，都偏离了真的“五四”。“五四”知识分子深信康德《何谓启蒙？》中所言：“革命也许能够打倒专制和功利主义，但它自身绝不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老师们的告诫。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中提醒学生警惕“爱国”的感情，鼓励掌握怀疑的理性。
　　“五四”知识分子以“局内人”的责任感积极参与文化改造。多数情况下，却被当“局外人”对待。跟师辈一样，从介绍西方新知识挑战传统知识，引进西方思维方式颉颃传统思维方式起，他们就饱受来自不同阵营的责难：“非中国化”或削弱“民族自信心”。
　　“五四”后十年，五卅惨案、“四·一二”政变卒发，许多知识分子在幻灭中质疑启蒙的主张，朱自清、鲁迅、叶圣陶纷纷著文承认理性批判在殷红血渍和白色恐怖前软弱无力。抗战爆发后，指斥“五四”运动的非中国化和非人民化使五四精神成为负面典型。“自信心”问题再度被民族主义革命家祭起。1932年，瞿秋白《请移脱五四的衣褴》一文，称“‘五四’并未留下什么未竟的大业。中国的文化运动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
　　 这样的气候下，完全遵循启蒙的路线已是不能。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将启蒙的重责引入革命实践中。譬如1937-1939年由“五四”著名知识分子张申府领导的新启蒙运动，固然与国内外环境同1919年相似有关，“五四”老将对启蒙目标的坚持更是其推动力。
　　1949年后，五四精神在海峡两岸都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五四”启蒙运动被局限在“爱国运动”和“文学运动”的范围内。两岸各按所需争夺“五四”运动的继承权，选择性地重塑对彼时历史的叙述。当前的“逻辑”压倒了历史的“逻辑”，“五四”运动当事人被有限制地回忆和纪念。然“五四”精神并没因之黯淡，“五四”老将们在压力下有技巧地保持了诚实，朱务善在1962年发表《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不等于“启蒙”。
　　今天，中国启蒙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洲数百年完成的任务，在中国不可能仅靠一代知识分子来达成，何况，我们的情况更繁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