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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不意味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说它是对各种政策进行“可控社会试验”的有效机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就长期坚持下去；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策，就迅速予以纠正
近一年来，“一个黑人、一个女人和一个老人”的竞选吸引了世人的眼球，现在，这场大剧终于落幕了，黑人获胜，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对于旁观者来说，第一个黑人总统或者第一个女人总统，显然比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更有看点。选举结果表明，美国选民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吻合的，推选“新人”作代表的民主党全面压倒了把希望寄托在“老人”身上的共和党。
很多人把奥巴马视为“肯尼迪第二”、“黑皮肤的肯尼迪”。除了同样的年轻、英俊、哈佛毕业、呼唤“变革”，奥巴马与肯尼迪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少数人群出身，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大多数美国人是新教徒，上一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也是天主教徒，本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罗姆尼是摩门教徒)。这说明，美国的宪政民主已经超越了“多数人暴政”、“多数人垄断”，美国公民的身份超越了族裔、宗教的身份，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真谛。麦凯恩在承认竞选失败的演讲中说：“在这场持久而且艰难的竞选活动中，他(奥巴马)的成功赢得了我对他能力和毅力的尊敬。但是更让我赞赏的是，他激起了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民的希望……美国为所有勤奋并愿意抓住机会的人提供了机会……再也没有比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我们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不珍视他们的国民身份，珍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国民身份。”
小布什执政8年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恶化。小布什把西部牛仔作风应用于外交，悍然退出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不通过安理会批准就发动伊拉克战争，得罪了美国的许多传统盟友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大兵陷身于伊拉克泥潭，既不能速胜，又不能撤出，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又趁机死灰复燃。最近几个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各国，并且危及到全球实体经济。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选一个黑人当总统，换一个党上台执政，竟然使全世界的人对美国的观感焕然一新。不论是在奥巴马的祖籍肯尼亚、他曾度过童年的印度尼西亚，还是在与美国有盟友关系的发达国家，都出现一片欢呼声浪，连美国的宿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给奥巴马发来贺信，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领导人首次向美国当选总统表示祝贺。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民主政体的软实力与自我更新的内在活力。奥巴马在获胜后的演说中称：“对那些怀疑美国的灯塔是否还在闪耀的人，今夜我们再次证明，美国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武器的威力，也不是来自财富的多寡，而是来自我们的信念的持久的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永不放弃的希望。”不管他将来会怎样做，仅仅是这些言辞。就让天涯海角各种肤色的人感到振奋不已。
意识形态挂帅，驴象各执一端，党人冥顽不化，政客互相拆台，这是一些人想象中的美国两党制弊端，却不是其运行的全部真相。事实上，美国的两党政治，既有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又有政策的延续性，还有在面临危机时的举国体制。众所周知，共和党总统林肯签署了黑奴《解放宣言》，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签署了《民权法案》，这是两党为消除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做出的两大关键性贡献。美国的政党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民主党曾是南方蓄奴州的政治代言人，现在，90％以上的非洲裔美国人却选择投民主党的票；美国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轻易动摇：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执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医疗保险、充分就业和工会权利保障的立法措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仅没有把它们推翻，反而给予了进一步的推动；当美国面临战争和危机的时候，两党制也不会妨碍举国团结一致格局的形成“二战”期间，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历史上唯一连续四次当选的美国总统；在“9.11”事件后，美国国会给予了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以充分的授权。
我们很难说是民主党更“好”还是共和党更“进步”，纵观美国历史，两党都有不可泯灭的功劳。19世纪最受好评的美国总统是共和党人林肯，20世纪最受好评的总统是民主党人肯尼迪，这是多少次民意测验的定论。在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垄断资本的反托拉斯举措，进步主义运动达到高潮。在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推行了“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伟大社会”施政纲领，奠定了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础。共和党的里根总统领导美国摆脱经济“滞涨”，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则把美国带进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经济”。民主党的总统兼总司令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统领全国军民打胜了两次世界大战。共和党的总统兼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把美国拖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泥坑，取得了四十多年冷战的胜利。不是哪一个政党，而恰恰是两党竞争制度，成为推动美国社会持续进步的引擎。
根据传统的民主理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就是“多数统治”。波普指出，这里存在一个“民主的悖论”。柏拉图早就诘问，假如人民的意愿是他们不应当统治，而应由专制君主来统治，将会怎么样?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马克思说，1851年12月20日和21日的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不是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阿克顿说，那项需要有四分之三多数的法律竟使路易’拿破仑本人成为皇帝。正是选举和表决中的“多数统治”，埋葬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迎来了“作为笑剧出现”的波拿巴帝国。类似的情况在80年后的德国再次上演。1932年7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大选中获得37％的选票，在国会608个席位中占据233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3月23日，国会以444票(纳粹党人占288票)对99票通过《权力授予法案》，达到了宪法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把独裁、专制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希特勒。这两个事例，是对“民主的悖论”——以民主的方式取消民主，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拥立“一个人的统治”——的历史注释。
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的悖论，波普对传统的民主学说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说：“我心中的这个学说并不出自所谓多数统治固有的善良和正当，而是出自专制的卑劣；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基于如下的决定或采纳如下的建议：要避免和反抗专制。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政府。第一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 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议，‘民主’这个词是第一种类型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第二种类型的简略代号。”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就是一种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避免和反抗专制”的社会建构。
除了“民主的悖论”，历史上更多出现“多数的谬误”。在1930年代，欧美国家的多数民意都支持“关税壁垒”政策，现在我们知道，正是这种政策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的多数民意支持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政策，到了196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根据波普的试错法或批判理性主义，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可确证的真理，正确的意见也不是经常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历史的进步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探索过程，是不断试验和纠错的演进过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信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如依靠能够保障“试验一纠错”程序顺利进行的一种机制。
一党独大的政体，会出现两方面的弊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社会建构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统治者可以罢免统治者，而社会传统又保证这些建构不容易被当权者所破坏。第二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端。当党内缺乏政治强人的时候，常常缺乏社会试验的动力，在需要政治决策的时候无所作为；当党内出现超级政治强人时，则又容易因为个人的错误而带来整个国家的错误。
在一党独大的政体中，政党丧失了利益整合、政策筛选、民众动员的功能，成为单纯的官员输送的管道。譬如在日本，国会议员不需要经过激烈的竞选，常常由世家子弟轻而易举地继承了父兄的席位，他们在政治上是非常无能的，往往沦为行政官僚的傀儡。日本政府的实质性决策，通常是由各部常务次长以下的中级官员很随意地制定。在实行赶超战略的时候，行政官员尚能够以美国为榜样，制定出相当漂亮的发展计划；而当日本的人均GDP超过美国以后，以模仿为能事的行政官员就失去了政治方向。日本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彷徨后，开始呼唤“政治家”。中国现在的情况也很相似。当“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需要有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更新时，人们发现，政坛上多是维护现有系统运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缺乏勇于制度创新和承担责任的“发明家”和“设计师”。在美国两党制的政体下，通过大选同时赢得总统职位和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就能够在多数民意的授权下展开新的社会试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即将出任奥巴马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伊曼纽尔称，除了近期的应急刺激经济一揽子方案，奥巴马还计划推动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不排除采用“重磅”手段。奥巴马当选后在电台发表的首次演讲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在我竞选时确定的关键优先事务上停步不前的代价，关键优先事务包括干净的能源、医疗、教育、为中产家庭的减税措施。我们也需要向中产阶级提供一个营救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提供投资以创造工作岗位，向那些收入减少、存款消失的家庭提供帮助。”自然，如果他采用的“重磅”手段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不用等到下一次大选，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就会受到报应。
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不意味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说它是对各种政策进行“可控社会试验”的有效机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就长期坚持下去；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策，就迅速予以纠正。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以普选方式和平地进行权力交替，是当代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一年来，“一个黑人、一个女人和一个老人”的竞选吸引了世人的眼球，现在，这场大剧终于落幕了，黑人获胜，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对于旁观者来说，第一个黑人总统或者第一个女人总统，显然比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更有看点。选举结果表明，美国选民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吻合的，推选“新人”作代表的民主党全面压倒了把希望寄托在“老人”身上的共和党。
很多人把奥巴马视为“肯尼迪第二”、“黑皮肤的肯尼迪”。除了同样的年轻、英俊、哈佛毕业、呼唤“变革”，奥巴马与肯尼迪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少数人群出身，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大多数美国人是新教徒，上一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也是天主教徒，本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罗姆尼是摩门教徒)。这说明，美国的宪政民主已经超越了“多数人暴政”、“多数人垄断”，美国公民的身份超越了族裔、宗教的身份，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真谛。麦凯恩在承认竞选失败的演讲中说：“在这场持久而且艰难的竞选活动中，他(奥巴马)的成功赢得了我对他能力和毅力的尊敬。但是更让我赞赏的是，他激起了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民的希望……美国为所有勤奋并愿意抓住机会的人提供了机会……再也没有比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我们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不珍视他们的国民身份，珍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国民身份。”
小布什执政8年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恶化。小布什把西部牛仔作风应用于外交，悍然退出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不通过安理会批准就发动伊拉克战争，得罪了美国的许多传统盟友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大兵陷身于伊拉克泥潭，既不能速胜，又不能撤出，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又趁机死灰复燃。最近几个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各国，并且危及到全球实体经济。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选一个黑人当总统，换一个党上台执政，竟然使全世界的人对美国的观感焕然一新。不论是在奥巴马的祖籍肯尼亚、他曾度过童年的印度尼西亚，还是在与美国有盟友关系的发达国家，都出现一片欢呼声浪，连美国的宿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给奥巴马发来贺信，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领导人首次向美国当选总统表示祝贺。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民主政体的软实力与自我更新的内在活力。奥巴马在获胜后的演说中称：“对那些怀疑美国的灯塔是否还在闪耀的人，今夜我们再次证明，美国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武器的威力，也不是来自财富的多寡，而是来自我们的信念的持久的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永不放弃的希望。”不管他将来会怎样做，仅仅是这些言辞。就让天涯海角各种肤色的人感到振奋不已。
意识形态挂帅，驴象各执一端，党人冥顽不化，政客互相拆台，这是一些人想象中的美国两党制弊端，却不是其运行的全部真相。事实上，美国的两党政治，既有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又有政策的延续性，还有在面临危机时的举国体制。众所周知，共和党总统林肯签署了黑奴《解放宣言》，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签署了《民权法案》，这是两党为消除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做出的两大关键性贡献。美国的政党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民主党曾是南方蓄奴州的政治代言人，现在，90％以上的非洲裔美国人却选择投民主党的票；美国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轻易动摇：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执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医疗保险、充分就业和工会权利保障的立法措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仅没有把它们推翻，反而给予了进一步的推动；当美国面临战争和危机的时候，两党制也不会妨碍举国团结一致格局的形成“二战”期间，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历史上唯一连续四次当选的美国总统；在“9.11”事件后，美国国会给予了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以充分的授权。
我们很难说是民主党更“好”还是共和党更“进步”，纵观美国历史，两党都有不可泯灭的功劳。19世纪最受好评的美国总统是共和党人林肯，20世纪最受好评的总统是民主党人肯尼迪，这是多少次民意测验的定论。在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垄断资本的反托拉斯举措，进步主义运动达到高潮。在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推行了“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伟大社会”施政纲领，奠定了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础。共和党的里根总统领导美国摆脱经济“滞涨”，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则把美国带进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经济”。民主党的总统兼总司令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统领全国军民打胜了两次世界大战。共和党的总统兼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把美国拖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泥坑，取得了四十多年冷战的胜利。不是哪一个政党，而恰恰是两党竞争制度，成为推动美国社会持续进步的引擎。
根据传统的民主理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就是“多数统治”。波普指出，这里存在一个“民主的悖论”。柏拉图早就诘问，假如人民的意愿是他们不应当统治，而应由专制君主来统治，将会怎么样?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马克思说，1851年12月20日和21日的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不是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阿克顿说，那项需要有四分之三多数的法律竟使路易’拿破仑本人成为皇帝。正是选举和表决中的“多数统治”，埋葬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迎来了“作为笑剧出现”的波拿巴帝国。类似的情况在80年后的德国再次上演。1932年7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大选中获得37％的选票，在国会608个席位中占据233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3月23日，国会以444票(纳粹党人占288票)对99票通过《权力授予法案》，达到了宪法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把独裁、专制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希特勒。这两个事例，是对“民主的悖论”——以民主的方式取消民主，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拥立“一个人的统治”——的历史注释。
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的悖论，波普对传统的民主学说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说：“我心中的这个学说并不出自所谓多数统治固有的善良和正当，而是出自专制的卑劣；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基于如下的决定或采纳如下的建议：要避免和反抗专制。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政府。第一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 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议，‘民主’这个词是第一种类型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第二种类型的简略代号。”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就是一种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避免和反抗专制”的社会建构。
除了“民主的悖论”，历史上更多出现“多数的谬误”。在1930年代，欧美国家的多数民意都支持“关税壁垒”政策，现在我们知道，正是这种政策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的多数民意支持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政策，到了196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根据波普的试错法或批判理性主义，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可确证的真理，正确的意见也不是经常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历史的进步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探索过程，是不断试验和纠错的演进过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信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如依靠能够保障“试验一纠错”程序顺利进行的一种机制。
一党独大的政体，会出现两方面的弊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社会建构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统治者可以罢免统治者，而社会传统又保证这些建构不容易被当权者所破坏。第二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端。当党内缺乏政治强人的时候，常常缺乏社会试验的动力，在需要政治决策的时候无所作为；当党内出现超级政治强人时，则又容易因为个人的错误而带来整个国家的错误。
在一党独大的政体中，政党丧失了利益整合、政策筛选、民众动员的功能，成为单纯的官员输送的管道。譬如在日本，国会议员不需要经过激烈的竞选，常常由世家子弟轻而易举地继承了父兄的席位，他们在政治上是非常无能的，往往沦为行政官僚的傀儡。日本政府的实质性决策，通常是由各部常务次长以下的中级官员很随意地制定。在实行赶超战略的时候，行政官员尚能够以美国为榜样，制定出相当漂亮的发展计划；而当日本的人均GDP超过美国以后，以模仿为能事的行政官员就失去了政治方向。日本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彷徨后，开始呼唤“政治家”。中国现在的情况也很相似。当“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需要有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更新时，人们发现，政坛上多是维护现有系统运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缺乏勇于制度创新和承担责任的“发明家”和“设计师”。在美国两党制的政体下，通过大选同时赢得总统职位和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就能够在多数民意的授权下展开新的社会试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即将出任奥巴马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伊曼纽尔称，除了近期的应急刺激经济一揽子方案，奥巴马还计划推动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不排除采用“重磅”手段。奥巴马当选后在电台发表的首次演讲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在我竞选时确定的关键优先事务上停步不前的代价，关键优先事务包括干净的能源、医疗、教育、为中产家庭的减税措施。我们也需要向中产阶级提供一个营救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提供投资以创造工作岗位，向那些收入减少、存款消失的家庭提供帮助。”自然，如果他采用的“重磅”手段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不用等到下一次大选，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就会受到报应。
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不意味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说它是对各种政策进行“可控社会试验”的有效机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就长期坚持下去；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策，就迅速予以纠正。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以普选方式和平地进行权力交替，是当代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