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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下西进干部已经把根深情地扎在了第二故乡的土壤里。他们与贵州人民同命运、共患难，一起走过峥嵘岁月，一起走上辉煌之路……
1950年初，南下西进干部陆续接管贵州旧政权，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当时的贵州省会贵阳市，城市不大，二三十万人口，而国民党潜伏特务有900人，散兵悍匪9800多人，而我党的接管干部仅110人。此外，贵阳市有1000多家烟馆、几百家妓院。全市5160家工商业，倒闭的有3000家以上，剩下的也大都歇业，失业工人有1万多，包括家属、社会闲散人员等近10万人。
市区全是泥巴路，货物全靠肩挑背驮。农民更是一贫如洗，相当数量的家庭吃的是野菜，盖的是稻草被，盐巴贵到1斤可以换1头肥猪。
在进贵州前，新成立的贵州省委已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广大干部作了省情教育。他们把从冀鲁豫老区运来的3万银元和在湖南筹集的1万多斤食盐，作为与贵州人民的见面礼分赠到贫困群众手中。
贵阳、遵义等城市相继成立军管会，确立了城市接管工作指导思想：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集中在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上。在农村则迅速采取一切措施，让农民群众有饭吃、有盐吃、有衣穿。同时多次派出数百辆汽车，到四川武装押运食盐。开辟各地至广州的通道，把贵州的土特产运出去换粮，及时供应群众。
到1950年底，5斤大米可以换1斤食盐；到1952年后，食盐和大米可以斤兑斤，从而结束了老百姓吃盐难的历史。他们一方面组织强大力量到外地省区调运棉纱，平价供应群众；另一方面制作成衣发给贫困群众，到1951年，80%的成人都穿上了衣服；到1952年，大多数人家盖上了被子；1953年，贵州基本结束了无衣服、无棉被的悲惨历史。
二
贵阳市政府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法，从外地调集了一大批粮食，以粮代薪，组织失业工人整修道路、修建桥梁、植树造林等。职工生活安定下来，一个季度后就全部恢复了生产。贵阳烟厂成为第一批恢复生产的企业。
1950年春，贵阳市领导干部率领全体干部及青年学生、广大群众走上街头，开始贵阳城市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卫生大扫除。一个破旧的贵阳城面貌为之一新。
对吸毒者、妓女、流浪汉，政府也采取多种方式安置，使其各得其所，逐步自食其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好转。
如今，一些健在的南下西进干部认为“贵州之变”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干部吃苦在前，事事带头实干，一切服从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二是相信民众，团结民众，依靠民众，发动民众；三是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哪里，让政策在基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四是大力培养当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南下西进的同志还把正职位置让给少数民族干部，甘当副职；五是传递“民族一家亲”情感，动员、组织各民族同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西南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贵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就把西南作为“复活”的重要根据地，所训练的1500多人都是各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帮会骨干、特务头子，光电台就有20多部……
大規模的匪乱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其对我党政权威胁之重大大超出了预料。匪特组织蠢蠢欲动，逐渐集中成百上千之众攻城掠地，妄图实现建立西南根据地的阴谋。
在进军贵州途中，解放军和南下西进干部伤亡84人，但在贵州剿匪过程中伤亡高达2000多人。
三
1950年的三四月间，全省78个县有31个被土匪占据，广大农村和山区基本被魔掌控制。
南下西进干部到了贵州就分散到县、区、乡接管建政，带的武装很少，大批干部带着一支枪下到基层开展工作。土匪矛头枪口有恃无恐地对准了南下西进干部，扬言“杀死北方人，杀绝土八路”，气焰十分嚣张，手段极为残忍。
贵州匪患惊动了党中央。
1950年3月18日，党中央发出了“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明确了“军事进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
西南局刘邓首长也发出指示：剿匪已成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要求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贵州省委迅速成立了以苏振华、杨勇为首的25人的剿匪委员会。
铁壁合围与梳篦战术结合，重兵清剿悍匪战役随即打响……
贵州省委及时提出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很快，大股土匪被歼，残余土匪逃进大山。
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共剿灭土匪27.8万名，教育处理30余万名。
一些健在的南下西进干部这样评价自己奋斗的一生：我们给菏泽老区人民争气了，家乡人民没有白养育我们。
南下西进干部已经把根深情地扎在了第二故乡的土壤里。他们与贵州人民同命运、共患难，一起走过峥嵘岁月，一起走上辉煌之路……
冀鲁豫区——赣东北——黔之地，南下西进的英雄们，足下跨过的何止八千里路，又何止六十余春秋……
南下西进，这是一个昂首天宇引吭高歌的民族壮举，这是一种熊熊烈焰熔铸锻造的不渝忠贞……（来源：《菏泽日报》）
南下西进干部已经把根深情地扎在了第二故乡的土壤里。他们与贵州人民同命运、共患难，一起走过峥嵘岁月，一起走上辉煌之路……
1950年初，南下西进干部陆续接管贵州旧政权，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当时的贵州省会贵阳市，城市不大，二三十万人口，而国民党潜伏特务有900人，散兵悍匪9800多人，而我党的接管干部仅110人。此外，贵阳市有1000多家烟馆、几百家妓院。全市5160家工商业，倒闭的有3000家以上，剩下的也大都歇业，失业工人有1万多，包括家属、社会闲散人员等近10万人。
市区全是泥巴路，货物全靠肩挑背驮。农民更是一贫如洗，相当数量的家庭吃的是野菜，盖的是稻草被，盐巴贵到1斤可以换1头肥猪。
在进贵州前，新成立的贵州省委已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广大干部作了省情教育。他们把从冀鲁豫老区运来的3万银元和在湖南筹集的1万多斤食盐，作为与贵州人民的见面礼分赠到贫困群众手中。
贵阳、遵义等城市相继成立军管会，确立了城市接管工作指导思想：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集中在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上。在农村则迅速采取一切措施，让农民群众有饭吃、有盐吃、有衣穿。同时多次派出数百辆汽车，到四川武装押运食盐。开辟各地至广州的通道，把贵州的土特产运出去换粮，及时供应群众。
到1950年底，5斤大米可以换1斤食盐；到1952年后，食盐和大米可以斤兑斤，从而结束了老百姓吃盐难的历史。他们一方面组织强大力量到外地省区调运棉纱，平价供应群众；另一方面制作成衣发给贫困群众，到1951年，80%的成人都穿上了衣服；到1952年，大多数人家盖上了被子；1953年，贵州基本结束了无衣服、无棉被的悲惨历史。
二
贵阳市政府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法，从外地调集了一大批粮食，以粮代薪，组织失业工人整修道路、修建桥梁、植树造林等。职工生活安定下来，一个季度后就全部恢复了生产。贵阳烟厂成为第一批恢复生产的企业。
1950年春，贵阳市领导干部率领全体干部及青年学生、广大群众走上街头，开始贵阳城市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卫生大扫除。一个破旧的贵阳城面貌为之一新。
对吸毒者、妓女、流浪汉，政府也采取多种方式安置，使其各得其所，逐步自食其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好转。
如今，一些健在的南下西进干部认为“贵州之变”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干部吃苦在前，事事带头实干，一切服从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二是相信民众，团结民众，依靠民众，发动民众；三是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哪里，让政策在基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四是大力培养当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南下西进的同志还把正职位置让给少数民族干部，甘当副职；五是传递“民族一家亲”情感，动员、组织各民族同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西南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贵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就把西南作为“复活”的重要根据地，所训练的1500多人都是各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帮会骨干、特务头子，光电台就有20多部……
大規模的匪乱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其对我党政权威胁之重大大超出了预料。匪特组织蠢蠢欲动，逐渐集中成百上千之众攻城掠地，妄图实现建立西南根据地的阴谋。
在进军贵州途中，解放军和南下西进干部伤亡84人，但在贵州剿匪过程中伤亡高达2000多人。
三
1950年的三四月间，全省78个县有31个被土匪占据，广大农村和山区基本被魔掌控制。
南下西进干部到了贵州就分散到县、区、乡接管建政，带的武装很少，大批干部带着一支枪下到基层开展工作。土匪矛头枪口有恃无恐地对准了南下西进干部，扬言“杀死北方人，杀绝土八路”，气焰十分嚣张，手段极为残忍。
贵州匪患惊动了党中央。
1950年3月18日，党中央发出了“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明确了“军事进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
西南局刘邓首长也发出指示：剿匪已成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要求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贵州省委迅速成立了以苏振华、杨勇为首的25人的剿匪委员会。
铁壁合围与梳篦战术结合，重兵清剿悍匪战役随即打响……
贵州省委及时提出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很快，大股土匪被歼，残余土匪逃进大山。
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共剿灭土匪27.8万名，教育处理30余万名。
一些健在的南下西进干部这样评价自己奋斗的一生：我们给菏泽老区人民争气了，家乡人民没有白养育我们。
南下西进干部已经把根深情地扎在了第二故乡的土壤里。他们与贵州人民同命运、共患难，一起走过峥嵘岁月，一起走上辉煌之路……
冀鲁豫区——赣东北——黔之地，南下西进的英雄们，足下跨过的何止八千里路，又何止六十余春秋……
南下西进，这是一个昂首天宇引吭高歌的民族壮举，这是一种熊熊烈焰熔铸锻造的不渝忠贞……（来源：《菏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