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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干部”大多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军事上全面胜利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在军事上、经济上还得到美国的大量物质援助，其相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国民党“失道寡助”，不得民心，尤其是得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致使在战场上节节溃败。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决策方针。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启动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及陈赓、谢富治野战兵团亦大举出击中原，三支队伍形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序幕，并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局。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华东局即抽调近3000名的党员干部组成南下支队，以支援大别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1948年4月，山东南下干部再组成“解放军中原支队”，经陈毅任校长的随营学校的学习与集训，跟随解放军南下，到苏、浙、皖、赣等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紧接着，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打响了战略总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也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国民政府都已面临绝境。
一方面，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淮海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而平津战役使华北地区除却个别隅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可见，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因此，三大战役的胜利，既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也为“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与接管工作扫清了军事障碍，于是，“干部南下”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党员干部骨干力量的效能迅速凸现。向这些新解放区输入党员干部以巩固与建设新政权，成为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在新解放区，匪霸尚未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在疯狂反扑。新解放区的这种恶劣形势也呼唤着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光荣职责。
此外，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渡江战役随即打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迅速成功地突破国民政府苦心经营的最后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政府的倒台！新中国政权建设完成基本的第一步。于是，经过学习和整编，“南下干部”纵队迅速随军挺进大西南，开始接管、并开展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活动。
政治形势与党中央决议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时期，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激战的同时，在国统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包含工农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爱国人士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团结在中共领导的周边，从而形成“第二条战线”，使得国民党政府更加陷入到孤立的境地。“第二条战线”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接管城市工作，并积蓄了革命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使之成为战略决战及建国各项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同时，早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总决战的前夕，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并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由此，党中央要求各部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以便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
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全国政权所需要干部的准备工作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决议》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认为未来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五万三千个左右。这些干部按工作性质区分，包括军事工作、党务机要工作、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及舆论工作等。五万三千个干部分两期准备完成，并需要在党校进行集中训练，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推向高潮。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并下达各中央局执行。于是，在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历史语境下，各中央局迅速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贡献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执行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它承载了“南下干部”纵队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由于“南下干部”纵队都经过了政治思想与组织的学习与培训，他们进入南方各个地区开展各项接管工作，皆进行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例如在1949年上海市的接管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先在丹阳进行了集训，制定接管方案。5月28日，简单举行了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中共上海市委与接管会即开始办公。到6月2日，在短短数天之内，上海市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党务、行政等各个部门单位均顺利被中共接管。整个上海市政权的接管工作高效而稳健。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工厂复工，水电未停，人民生活也未受到严重影响。当时，很多敌对分子狂妄叫嚣着：“共产党打得下上海，但是管不了上海”的预言也随即迅速破灭。
“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功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更体现在新政权的建设时期。“南下干部”纵队与南方的当地人民融为一体，忘我奋斗，他们对南方，尤其是大西南地区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都作出了重大的歷史贡献。
仅在湖南，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各老解放区近一万五千名的党员干部、共青团员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间，先后从北方各解放区南下进入湖南。从北方到南方，交通不便，碾转数千里，历经艰辛，或有干部因散兵游匪袭击而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入湘以后，“南下干部”纵队又面临语言不通，环境差异的诸多不便。然而，“南下干部”纵队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呕心沥血，在湖南的接管与建设工作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功勋。入湘之初，“南下干部”纵队分赴各地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特，巩固政权成为首要任务。三湘尤其是湘西，情况复杂，土匪如毛，很多干部在剿匪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南下干部”纵队迅速展开筹粮支前，土地改革，培训干部，恢复生产等工作，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赢得了湖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形势稳定下来之后，“南下干部”纵队即把湖南当作第二故乡，为三湘四水大地奉献着宝贵的青春与全部的心血和智慧。50年代治理洞庭湖，60年代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70年代的湘黔、枝柳铁路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的湖南改革开放等等，无不凝聚着“南下干部”纵队智慧的心血，包含着他们的辛勤汗水与无私奉献。即使现在，仍有一些“南下干部”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发挥着“余热”。
总之，全国解放战争历史语境下的那些年富力强的“南下干部”，大多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今，近六十年的风雨历程过去了，当年随军南下的干部大多已经年逾花甲，甚至已经作古。“南下干部”也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然而，“南下干部”纵队那种不畏艰险、敢于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品质，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奋进。（摘自《党史文苑》）
军事上全面胜利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在军事上、经济上还得到美国的大量物质援助，其相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国民党“失道寡助”，不得民心，尤其是得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致使在战场上节节溃败。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决策方针。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启动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及陈赓、谢富治野战兵团亦大举出击中原，三支队伍形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序幕，并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局。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华东局即抽调近3000名的党员干部组成南下支队，以支援大别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1948年4月，山东南下干部再组成“解放军中原支队”，经陈毅任校长的随营学校的学习与集训，跟随解放军南下，到苏、浙、皖、赣等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紧接着，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打响了战略总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也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国民政府都已面临绝境。
一方面，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淮海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而平津战役使华北地区除却个别隅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可见，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因此，三大战役的胜利，既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也为“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与接管工作扫清了军事障碍，于是，“干部南下”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党员干部骨干力量的效能迅速凸现。向这些新解放区输入党员干部以巩固与建设新政权，成为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在新解放区，匪霸尚未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在疯狂反扑。新解放区的这种恶劣形势也呼唤着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光荣职责。
此外，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渡江战役随即打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迅速成功地突破国民政府苦心经营的最后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政府的倒台！新中国政权建设完成基本的第一步。于是，经过学习和整编，“南下干部”纵队迅速随军挺进大西南，开始接管、并开展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活动。
政治形势与党中央决议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时期，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激战的同时，在国统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包含工农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爱国人士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团结在中共领导的周边，从而形成“第二条战线”，使得国民党政府更加陷入到孤立的境地。“第二条战线”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接管城市工作，并积蓄了革命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使之成为战略决战及建国各项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同时，早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总决战的前夕，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并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由此，党中央要求各部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以便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
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全国政权所需要干部的准备工作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决议》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认为未来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五万三千个左右。这些干部按工作性质区分，包括军事工作、党务机要工作、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及舆论工作等。五万三千个干部分两期准备完成，并需要在党校进行集中训练，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推向高潮。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并下达各中央局执行。于是，在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历史语境下，各中央局迅速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贡献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执行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它承载了“南下干部”纵队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由于“南下干部”纵队都经过了政治思想与组织的学习与培训，他们进入南方各个地区开展各项接管工作，皆进行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例如在1949年上海市的接管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先在丹阳进行了集训，制定接管方案。5月28日，简单举行了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中共上海市委与接管会即开始办公。到6月2日，在短短数天之内，上海市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党务、行政等各个部门单位均顺利被中共接管。整个上海市政权的接管工作高效而稳健。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工厂复工，水电未停，人民生活也未受到严重影响。当时，很多敌对分子狂妄叫嚣着：“共产党打得下上海，但是管不了上海”的预言也随即迅速破灭。
“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功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更体现在新政权的建设时期。“南下干部”纵队与南方的当地人民融为一体，忘我奋斗，他们对南方，尤其是大西南地区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都作出了重大的歷史贡献。
仅在湖南，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各老解放区近一万五千名的党员干部、共青团员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间，先后从北方各解放区南下进入湖南。从北方到南方，交通不便，碾转数千里，历经艰辛，或有干部因散兵游匪袭击而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入湘以后，“南下干部”纵队又面临语言不通，环境差异的诸多不便。然而，“南下干部”纵队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呕心沥血，在湖南的接管与建设工作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功勋。入湘之初，“南下干部”纵队分赴各地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特，巩固政权成为首要任务。三湘尤其是湘西，情况复杂，土匪如毛，很多干部在剿匪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南下干部”纵队迅速展开筹粮支前，土地改革，培训干部，恢复生产等工作，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赢得了湖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形势稳定下来之后，“南下干部”纵队即把湖南当作第二故乡，为三湘四水大地奉献着宝贵的青春与全部的心血和智慧。50年代治理洞庭湖，60年代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70年代的湘黔、枝柳铁路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的湖南改革开放等等，无不凝聚着“南下干部”纵队智慧的心血，包含着他们的辛勤汗水与无私奉献。即使现在，仍有一些“南下干部”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发挥着“余热”。
总之，全国解放战争历史语境下的那些年富力强的“南下干部”，大多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今，近六十年的风雨历程过去了，当年随军南下的干部大多已经年逾花甲，甚至已经作古。“南下干部”也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然而，“南下干部”纵队那种不畏艰险、敢于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品质，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奋进。（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