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闻，名动华夏的书法篆刻家，也是早生华发的美男子，魁伟沉稳，玉树临风。他的书法、篆刻与绘画，如风如雨，如雷如电，阳春烟景，山花烂漫。
　　藝术家都是敏感的，早慧的，喜欢标新立异的，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被批判过的恶词——“天才”。刘一闻就是天才。在他还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在田字格里写个“一”，他就不按照老师的教法老老实实写那个呆板僵硬的一横，而是根据自己从马路店招上看到的楷书字体来写，将“一”字写得有波有折，载歌载舞。但是老师是按照体制内的教育大纲设计来授课的，这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一”字自然视作异类表达，刘一闻遭到了人生第一次严肃批评，深感委屈。读到二三年级时，他就找来《玄秘塔》等名帖，青灯黄卷地临摹，不久就木秀于林，令老师们刮目相视。学校里出墙报，要请他，有校际书法比赛，也要请他，并且只要他出场，总能拿个奖回来。
　　进了中学后，他遇到了两位好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是总务处搞后勤的，身处钢板蜡纸的复印时代，他们都成了刻蜡纸的高手，一手娟秀的硬笔书法令刘一闻五体投地。在他们的鼓励和引荐下，刘一闻认识了心仪已久的任政先生，拜任先生为师。任先生看了刘一闻的习作后，根据他的基础，嘱他从隶书学起，临《曹全碑》。每周一次，刘一闻带着习作去任府请先生批改。有一次刘一闻在任府求教，正好另一个师兄弟进来，任先生让他带走一张自己写的《兰亭序》，刘一闻在旁边瞥了一眼，像触电一样震颤，觉得任先生的这件作品，无论从结体还是布局上说，简直完美无瑕，甚至比王右军《兰亭序》的原本还精彩。等这位师兄弟离开，他也坐不住了，找了个借口离开任府，出门追上那位师兄弟，只求再细细看一眼。回家路上，刘一闻就暗暗想：哪天能写得跟老师一样就好啦！
　　当时正值“文革”内乱时期，作为一位身在企业指导工人群众学书法的书法家，任先生还经常要受单位安排，到工厂或农村参加运动，一去就是一两个月。但是任先生临走都会给学生布置好作业，对刘一闻这样的“资深学生”，他就写一张字，放在大衣橱顶上，刘一闻一去，交上每月二元钱的笔墨费，任先生的太太就会从橱顶上取下一张交给刘一闻，回去细细领会研习。
　　刘一闻就这样跟了两年时间，除了在任先生那里受教，还看了当时逃过秦火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名碑名帖，眼界开阔了不少。同时也觉得任先生隶书的那套技法自己已窥穿门径，不禁心有旁骛，临摹起更具挑战性的《礼器碑》，并将习作带去给任先生看。任先生看了一言不发，等到下个月刘一闻送缴笔墨费时任先生说：你的字写得不错，我教到你这一步就可以了，接下来你自己朝前走吧。
　　这让青年刘一闻颇感意外，先生不高兴了。
　　上世纪90年代，刘一闻以书法家身份与学术造诣调进上海博物馆，在书画部当研究员，上博每年按惯例调换三四次展品，书法展品就由刘一闻主持筛选。由是，他饱览古代书法精品，眼界大开，时有顿悟，他从前贤的法迹中细细琢磨中国书法的要义与发展轨迹，不断否定自己，鞭策自己，从而形成迥异时趣的典雅风格。
　　数十年后的今天，刘一闻经常对学生们谈起当年任政先生与自己从任政先生那里获得的体会：“学习书法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是自己与古人的对话，是心智与体力的较量，更是阅历与人生感悟的累积。切忌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当初匆促地改变先生为自己的设计的学习方案，现在看起来是太肤浅了。当然，每个从事艺术创造的人，一定要开阔眼界。眼界决定审美高度，眼界一开，以前觉得完美的事物，就能看出它的破绽与缺失，探索至此，就意味着又向前跨出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