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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2-22
作者简介：丁冬，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通讯作者：郑风田，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编号：07&ZD04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建设研究”（编号：07BJY08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民工回乡创业行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编号：70872109）。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的关系是多层面的，可以从国家、区域层面来研究，也可以从社区、村庄范围来切入，还可以从家庭层面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总之，关于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仍无法达成共识。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层面，社区、家庭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社区、家庭范围入手，依据网络规模、公共参与、人际关系三个指标考察社会资本、农户家庭福利、农村贫困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更丰富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经济福利；丰富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农户规避风险，降低陷入贫困的概率。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户福利；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2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9
长期以来，关于家庭福利、家庭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从“传统”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金融可及性）的角度进行考察，而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福利增长的作用长期被忽视。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本概念发展尚未成熟，存在着许多争议，导致对社会资本的量化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机制，从而导致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相关关系未能形成定论。此外，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内生性也导致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福利的影响难以确定。
就研究对象而言，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的关联考察可以是多层面的，可以考察国家、区域层面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考察社区、村庄范围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考察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目前，大量研究集中在国家、区域层面［1］，例如，近年来兴起了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关系的考察，如印尼［2］、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2］等。当然，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家庭经济福利和社会资本的相关关系［10］。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发展大国，社会资本和农村经济福利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尚少，只有少数立足于村庄层面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当前中国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3］，我国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占有量的差异到底能否对家庭福利产生影响？社会资本是否能够作为农民摆脱贫困、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
本文试图利用2009年河南省焦作、开封两市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村级社会资本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测量家庭社会资本拥有量与家庭经济福利的相关关系，探究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贫困的影响。
1文献回顾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但学界至今依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而统一的定义。该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涂尔干对社会整合观念的理解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解［4］，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资源。随后，社会资本逐渐被概念化，被比喻为“个人之间或家庭之间的名声、友谊、互相怜悯、社交礼仪”，Jacobs于1961年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将邻居网络关系作为构成社会不可替代的资本。显然地，对于社会资本的使用，此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将其看成是一个与社会紧密联系所构成的公共物品。Bourdieu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完善和拓展做出了跨越性的一步，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指在相互熟悉和认同基础上建立起的持久的社会网络所具有的潜在和实际的资源集，是可以为个人所拥有的，Bourdieu尤其强调象征性资产以及资产的相互转化［5］。Li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该概念，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上的可利用的资源，能够为个人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6］。
丁冬等：社会资本、农户福利与贫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Coleman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Bourdieu不尽相同：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中的公共资源，具有再生产的能力，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在家庭内部和外部产生（即社会网络），他尤其强调社会资本对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作用［7］。Putnam将社会资本看作是社团成员互动、社会信任及公民参与，根据这些指标，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不断地下降，不得不出现“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1］。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确定本文的研究前提：社会资本依附在社会网络之上，通过长期进行网络互动可以产生社会资源，能够促进群体内部的信息对称［8］、信任［1］与合作。因此，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社会资本从组织成员中产生正外部性；第二，这些外部性通过共享信任、规范、价值及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实现；第三，这些共享的价值规范和信任是产生于组织的非正式规则，是基于社会网络和联系的实现［9］。
无论是在国家、地区层面上的研究，还是在社区层面上的研究，都显示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Putnam考察意大利南北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时，发现北部意大利比南部意大利发展更快，因为北部意大利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其运用组织和俱乐部中成员的数量来考察社会资本），而且社会资本能够促进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但是，Putnam也考察了美国1950年来的发展经验，发现在这50年间尽管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式和非正式俱乐部）显著下降，而国家经济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衰退，即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urlauf和Fafchamps对此进行了解释：因为社会资本包括普遍的信任（General trust）和个人的信任（Personal trust），对处于经济发展中期的意大利地区而言，个人的信任占据主要地位，因而俱乐部的存在能够扩大个人信任半径，促进更多互惠交易的完成；而美国作为更为发达的国家，普遍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互惠的交易不需要依赖个人信任完成，因此，尽管在这五十年中俱乐部数量下降了，但是对经济发展并不产生显著影响［9］。
大量研究显示社会资本能够对家庭经济福利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主要通过如下机制实现：第一，提高与机会和风险相关的信息流动，提高创新技术的扩散和采用，提高当地政府机构的知识水平，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第二，推动协商决策和集体行动，最小化负外部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最终促进公共物品的产生；第三，通过发展公民行动的规范、价值和声誉传播机制，最终促进互利性交易的实现［2］。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占有量与经济福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例如Gertler和Levine于2006年利用印尼长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理论上被认为能够提供风险保障和社会支持的社会资本与风险创伤过后的家庭福利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没有证据表明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10］。此外，在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福利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人口福利的路径与机制问题，如金融发展［11］、小额信贷［12］、劳动力流动［13］等。
作者简介：丁冬，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通讯作者：郑风田，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编号：07&ZD04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建设研究”（编号：07BJY08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民工回乡创业行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编号：70872109）。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的关系是多层面的，可以从国家、区域层面来研究，也可以从社区、村庄范围来切入，还可以从家庭层面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总之，关于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仍无法达成共识。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层面，社区、家庭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社区、家庭范围入手，依据网络规模、公共参与、人际关系三个指标考察社会资本、农户家庭福利、农村贫困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更丰富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经济福利；丰富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农户规避风险，降低陷入贫困的概率。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户福利；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2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9
长期以来，关于家庭福利、家庭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从“传统”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金融可及性）的角度进行考察，而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福利增长的作用长期被忽视。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本概念发展尚未成熟，存在着许多争议，导致对社会资本的量化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机制，从而导致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相关关系未能形成定论。此外，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内生性也导致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福利的影响难以确定。
就研究对象而言，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的关联考察可以是多层面的，可以考察国家、区域层面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考察社区、村庄范围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考察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目前，大量研究集中在国家、区域层面［1］，例如，近年来兴起了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关系的考察，如印尼［2］、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2］等。当然，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家庭经济福利和社会资本的相关关系［10］。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发展大国，社会资本和农村经济福利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尚少，只有少数立足于村庄层面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当前中国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3］，我国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占有量的差异到底能否对家庭福利产生影响？社会资本是否能够作为农民摆脱贫困、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
本文试图利用2009年河南省焦作、开封两市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村级社会资本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测量家庭社会资本拥有量与家庭经济福利的相关关系，探究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贫困的影响。
1文献回顾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但学界至今依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而统一的定义。该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涂尔干对社会整合观念的理解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解［4］，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资源。随后，社会资本逐渐被概念化，被比喻为“个人之间或家庭之间的名声、友谊、互相怜悯、社交礼仪”，Jacobs于1961年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将邻居网络关系作为构成社会不可替代的资本。显然地，对于社会资本的使用，此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将其看成是一个与社会紧密联系所构成的公共物品。Bourdieu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完善和拓展做出了跨越性的一步，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指在相互熟悉和认同基础上建立起的持久的社会网络所具有的潜在和实际的资源集，是可以为个人所拥有的，Bourdieu尤其强调象征性资产以及资产的相互转化［5］。Li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该概念，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上的可利用的资源，能够为个人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6］。
丁冬等：社会资本、农户福利与贫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Coleman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Bourdieu不尽相同：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中的公共资源，具有再生产的能力，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在家庭内部和外部产生（即社会网络），他尤其强调社会资本对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作用［7］。Putnam将社会资本看作是社团成员互动、社会信任及公民参与，根据这些指标，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不断地下降，不得不出现“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1］。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确定本文的研究前提：社会资本依附在社会网络之上，通过长期进行网络互动可以产生社会资源，能够促进群体内部的信息对称［8］、信任［1］与合作。因此，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社会资本从组织成员中产生正外部性；第二，这些外部性通过共享信任、规范、价值及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实现；第三，这些共享的价值规范和信任是产生于组织的非正式规则，是基于社会网络和联系的实现［9］。
无论是在国家、地区层面上的研究，还是在社区层面上的研究，都显示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Putnam考察意大利南北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时，发现北部意大利比南部意大利发展更快，因为北部意大利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其运用组织和俱乐部中成员的数量来考察社会资本），而且社会资本能够促进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但是，Putnam也考察了美国1950年来的发展经验，发现在这50年间尽管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式和非正式俱乐部）显著下降，而国家经济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衰退，即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urlauf和Fafchamps对此进行了解释：因为社会资本包括普遍的信任（General trust）和个人的信任（Personal trust），对处于经济发展中期的意大利地区而言，个人的信任占据主要地位，因而俱乐部的存在能够扩大个人信任半径，促进更多互惠交易的完成；而美国作为更为发达的国家，普遍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互惠的交易不需要依赖个人信任完成，因此，尽管在这五十年中俱乐部数量下降了，但是对经济发展并不产生显著影响［9］。
大量研究显示社会资本能够对家庭经济福利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主要通过如下机制实现：第一，提高与机会和风险相关的信息流动，提高创新技术的扩散和采用，提高当地政府机构的知识水平，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第二，推动协商决策和集体行动，最小化负外部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最终促进公共物品的产生；第三，通过发展公民行动的规范、价值和声誉传播机制，最终促进互利性交易的实现［2］。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占有量与经济福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例如Gertler和Levine于2006年利用印尼长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理论上被认为能够提供风险保障和社会支持的社会资本与风险创伤过后的家庭福利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没有证据表明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10］。此外，在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福利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人口福利的路径与机制问题，如金融发展［11］、小额信贷［12］、劳动力流动［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