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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农田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农地保护矛盾的重要机制，而补偿区域的划分是进行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前提。本文在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进行农田生态足迹/承载力计算的基础上，对武汉城市圈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类型区划分，并提出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作为武汉城市圈进行跨县域农田补偿先后顺序确立的依据。结果表明：2008年武汉城市圈的农田生态足迹为858.26×104 hm2/cap，生态承载力为755.54×104 hm2/cap，总体上呈现出农田生态赤字的状态，赤字面积为102.72×104 hm2/cap，武汉城市圈农田生态足迹和农田生态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均非常不均衡。依据农田生态盈亏值，划分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区和受偿区，武汉城市圈共有麻城市、仙桃市等24个县（市、区）被划分为农田生态补偿受偿区和武昌区、铁山区等24个支付区。根据农田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公式，在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中，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江汉区等11个中心城区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最大的输入区，属于优先支付区；东西湖区等13个工业发达地区则属于一般支付区；黄陂区等14个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县（市、区）则属于一般受偿区；而经济欠发达的、农业收入比重较大的安陆市等10个县（市、区）则是农田生态服务的最主要的输出地区，应优先享受区域生态补偿，属于优先受偿区。
关键词农田生态盈亏；生态账户；生态补偿分区；生态补偿优先级；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F301；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12-0057-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09
一直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的土地政策诸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划等对农地利用进行管制[1]，基于农、工业产品巨大的价格剪刀差，农地、非农用地经济产出的显著差异以及农田生态系统巨大的社会和生态价值“外溢”[2]，使得农地相关利益群体的福利产生“暴利”和“暴损”现象[3]，违反了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基本理念，因此跨区域的农田生态补偿成为必要，即农田保护主体应获得相应的生态补偿，而受益主体需要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主体予以回馈。农田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利益关系的新型环境经济政策[4]，已经逐渐被欧美等国融入农业经济政策之中，成为许多国家保护农地景观、改善农户生活、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在国内外的实践成效备受好评[5-8]。在当前我国农田生态补偿体制不健全、补偿资金来源有限而农田生态保护又对资金依赖程度较大的现状下，确立不同区域对应的补偿类型，建立各地区对于农田生态补偿基金需求急迫程度的定量指标，划分农田生态补偿优先级是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前提。可有效提高农田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的效率：在补偿资金有限时，将有限的资金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使得每单位补偿资金的边际效益最大；在补偿资金充足的前提下，改变过去补偿“一刀切”的笼统局面，使得每个区域所获取（支付）的农田生态补偿资金额度与其因保护农地（经济发展）而损失（获得）的价值相当，改变当前农地保护“搭便车”的现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农地面积越大，经济发展越受限制的“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也是明确划分补偿主客体、计算差异性补偿标准和确立个性化补偿方式的基础。因此，解决补偿分区问题对于农田生态补偿制度的成功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有关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主客体界定、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9-14]；而关于土地分区的研究主要包含早期的农业资源区划、土地利用规划到近期的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专门针对农田生态补偿分区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的研究进展包括周小平等[15]通过设置人均耕地阈值的方法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王女杰等[16]通过计算区域农地非市场价值占GDP的百分比来进行生态补偿区划分；施开放等[17]通过构建耕地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指数对重庆市的耕地进行生态区域划分；于世伟等[18]应用系统聚类方法确定辽河流域的生态分区。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单纯的从全国、省级层面或者单独对一个城市进行农地生态分区，较少专门从县级层面出发，对相互之间经济产业发展相互耦合的城市群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的分区，结果较为粗略。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从县（市、区）层面出发，在计算和分析区域农田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区域的农田生态盈余/赤字状态，通过构建区域自身的农田生态账户的方式，利用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 Index， ECPSI），对48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的需求程度进行定量化测算，以期为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初步的理论依据。
杨欣等：农田生态盈亏空间差异与跨区域均衡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2期1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城市圈是由武汉及其周边100 km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9个城市构成，是“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区域地理和交通区域优势明显、科教资源丰富，具有承接东部发展模式的区位和软实力，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作为中部最大的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之间互补性的良性关系逐渐显现[19]，空间和地缘经济联系不断增强。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09》，2009年武汉城市圈土地面积为580.52×104 hm2，农田面积为183.52×104 hm2，GDP达到6 972.11×108元，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为1 261.85×108元，财政收入为385.83×108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36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 573元。
近年来农田面积逐年减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湖北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武汉城市圈在1996-2008年14年间农田面积年均递减率为0.91%，农地资源稀缺将是武汉城市圈今后乃至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实行划分农田生态补偿区域类型，建立农田生态补偿优先级，对于实现区域农田保护，探索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农田生态盈亏；生态账户；生态补偿分区；生态补偿优先级；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F301；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12-0057-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09
一直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的土地政策诸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划等对农地利用进行管制[1]，基于农、工业产品巨大的价格剪刀差，农地、非农用地经济产出的显著差异以及农田生态系统巨大的社会和生态价值“外溢”[2]，使得农地相关利益群体的福利产生“暴利”和“暴损”现象[3]，违反了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基本理念，因此跨区域的农田生态补偿成为必要，即农田保护主体应获得相应的生态补偿，而受益主体需要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主体予以回馈。农田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利益关系的新型环境经济政策[4]，已经逐渐被欧美等国融入农业经济政策之中，成为许多国家保护农地景观、改善农户生活、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在国内外的实践成效备受好评[5-8]。在当前我国农田生态补偿体制不健全、补偿资金来源有限而农田生态保护又对资金依赖程度较大的现状下，确立不同区域对应的补偿类型，建立各地区对于农田生态补偿基金需求急迫程度的定量指标，划分农田生态补偿优先级是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前提。可有效提高农田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的效率：在补偿资金有限时，将有限的资金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使得每单位补偿资金的边际效益最大；在补偿资金充足的前提下，改变过去补偿“一刀切”的笼统局面，使得每个区域所获取（支付）的农田生态补偿资金额度与其因保护农地（经济发展）而损失（获得）的价值相当，改变当前农地保护“搭便车”的现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农地面积越大，经济发展越受限制的“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也是明确划分补偿主客体、计算差异性补偿标准和确立个性化补偿方式的基础。因此，解决补偿分区问题对于农田生态补偿制度的成功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有关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主客体界定、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9-14]；而关于土地分区的研究主要包含早期的农业资源区划、土地利用规划到近期的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专门针对农田生态补偿分区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的研究进展包括周小平等[15]通过设置人均耕地阈值的方法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王女杰等[16]通过计算区域农地非市场价值占GDP的百分比来进行生态补偿区划分；施开放等[17]通过构建耕地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指数对重庆市的耕地进行生态区域划分；于世伟等[18]应用系统聚类方法确定辽河流域的生态分区。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单纯的从全国、省级层面或者单独对一个城市进行农地生态分区，较少专门从县级层面出发，对相互之间经济产业发展相互耦合的城市群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的分区，结果较为粗略。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从县（市、区）层面出发，在计算和分析区域农田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区域的农田生态盈余/赤字状态，通过构建区域自身的农田生态账户的方式，利用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 Index， ECPSI），对48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的需求程度进行定量化测算，以期为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初步的理论依据。
杨欣等：农田生态盈亏空间差异与跨区域均衡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2期1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城市圈是由武汉及其周边100 km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9个城市构成，是“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区域地理和交通区域优势明显、科教资源丰富，具有承接东部发展模式的区位和软实力，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作为中部最大的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之间互补性的良性关系逐渐显现[19]，空间和地缘经济联系不断增强。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09》，2009年武汉城市圈土地面积为580.52×104 hm2，农田面积为183.52×104 hm2，GDP达到6 972.11×108元，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为1 261.85×108元，财政收入为385.83×108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36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 573元。
近年来农田面积逐年减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湖北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武汉城市圈在1996-2008年14年间农田面积年均递减率为0.91%，农地资源稀缺将是武汉城市圈今后乃至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实行划分农田生态补偿区域类型，建立农田生态补偿优先级，对于实现区域农田保护，探索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