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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关键词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资源诅咒；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9-0156-07
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重要的环节之一，而明确资源禀赋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性质并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对提高转型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现实意义。“资源诅咒”是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统计规律和经济原理，“资源诅咒”现象的作用机制本质上是自然资源禀赋通过影响经济效率作用于经济发展进程。经济研究文献中关于资源诅咒的机制主要有六种：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逐渐恶化的长期趋势[1-2]、资源行业收益的波动造成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效率低下[3]、“荷兰病”机制[4]、挤出效应[5]、政府干预增多和效率降低[6]、社会、文化与政治影响[7]。六个机制中，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然而这一规律和原理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经验形成的，上述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其所依赖的成熟市场体制条件在我国并不完全具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特点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与经济增长并行，即所谓渐进式改革，因此分析我国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在重新审视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
基于此，本文的工作是测算我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然后统计分析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以此检验我国经济中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如果“资源诅咒”现象不存在，依据我国市场制度结构给出相应解释。文章的结构为：第一部分对我国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及评述；第二部分介绍效率核算的Malmquist方法、处理相关数据并分解2000-2010年我国省级经济增长效率；第三部分在控制经济区位基础上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及其速度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从经济体制角度解释回归结果；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1 研究背景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概念最先来自于Auty，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统计现象[8]。沿着验证与解释“资源诅咒”现象两条主线，经济学界形成大量的研究文献，其中大部分都是跨国角度的实证分析，直到Papyrakis和Gerlagh基于美国州际截面数据的相对收敛性检验分析，相关研究开始延伸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9]。如此背景下，关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近年来也逐步展开，前期形成的文献基本上都认为我国经济中存在着“资源诅咒”[10-14] ，近期一些学者在修正研究指标与方法基础上则得出相反的结论：或者发现不同时期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性质不一致[15]，或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16-17]。
上述两种结论相反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差别是资源丰裕度指标不同。认为我国经济明显存在“资源诅咒”的文献都采用了某个采掘业规模指标占经济总量指标的比例来衡量资源丰裕度，例如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10，12]，采矿业职工收入占总体职工收入比例[11]，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13]，以及采矿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14]。然而此类指标存在着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即使资源禀赋不变，经济增长也会改变度量指标，从而作为因变量的GDP增长越慢，该地区就越倾向于被“度量”成资源丰富区域[17]。为了克服这种工具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掘业从业人数和当地人口数的比重被引入作为度量区域资源丰裕度的工具变量，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在克服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非资源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难以完全剔除，二是以市场有效为前提条件，未能考虑到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相关研究在实证分析时尽量剔除掉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基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劳动力投入、科技投入与区位等等，所采取的方法是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这些变量。然而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系统性问题（类似计量中的协整关系），同时制度类变量也难以准确量化，导致统计分析结果不稳定。同时，自然资源“诅咒”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吸引经济要素过度投入资源产业而制约了制造业发展，而后者具有巨大外部性和显著“干中学”效应，从而导致总体经济效率降低，这一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是要素市场较为完善且政府行为会强化（至少不会弱化）此机制，但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市场制度仍处在建设与完善过程当中[18]，未考虑这一现实背景的研究结论可靠性难以保证。 综上，研究当前我国经济中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性质，必需在利用已有研究消除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恰当剔除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考虑市场制度的效率条件。
2.2 数据处理
根据统计数据状况，本文拟对2000-2010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效率进行Malmquist指数分解。由前述模型介绍可知，效率核算需要各年度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和产出水平（p）。其中劳动投入直接采用2001-2011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年底数”相关数据；产出水平则使用各年度不变价格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指标，具体核算方式为：以2000年各省（市、自治區）GDP为基础，然后使用各年度GDP指数进行核算并获得后续各年的地区生产总值（2000年价格水平），所有原始数据同样来自2001-2011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资本存量则基于永续盘存法原理进行核算，具体核算公式如下：
K（t）=K（0）+∑t[]i=1[I（i）-d（i）]/P（i）（3）
其中K（0）、I（i）、d（i）和P（i）分别表示基期的资本存量、时期i的投资水平、时期i的固定资产折旧水平和时期i的固定资产价格平减指数。本文以年为时期跨度，除基期（2000年）的资本存量需要核算之外，其余数据均直接来自2001-2011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应指标：投资水平采用“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及构成”表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数据，折旧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表中的“固定资产折旧”指标数据，固定资产价格平减指数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基期（2000年）的资本存量依据“资本产出比率恒定属于经济增长程式化事实（stylized facts）”规律进行核算。首先计算2000到2010年投资总量和总产出增量（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其次用这两个结果计算不同区域的资本产出比率，最后结合2000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当年的资本存量水平。
2.3 效率分解核算
这一部分基于前述数据处理结果和公式（3）、（4）所示的经济效率分解原理，利用DEAP2.1软件对2000-2010年我国大陆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效率进行分解核算。分解结果表明，21世纪头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经济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很低：和12.4%的全国平均经济增长水平相比，经济效率仅仅提高1.9%。同时，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在经济效率进步（年均1.9%）中，技术进步占据了主要部分（年均1.6%）。
3 资源丰裕度对经济效率影响实证分析
3.1 指标与数据说明
这一部分考察各省份经济增长效率对资源丰裕程度的数量依赖关系，其中效率指标使用前一部分分解的结果，其余指标与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1）资源丰裕度。选择采掘业就业人员数量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区域资源丰裕度的测度。具体测度指标采用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核算，其中就业人员数采取“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年底数）”中的采矿业数据，总人口口径为“各地区年末总人口”，两者的比值在2000-2010年的平均水平即为各个省份的资源丰裕度。为了消除经济周期对指标度量效率的影响，资源丰裕度采取了各省（市、自治区）2000-2010年相应指标的平均值。
（2）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由于国内经济环境中区域经济活动之间具有比国际环境更强烈的空间相关特性，因此必须考虑具体省份经济增长遭受其相邻区域“资源诅咒”的可能性。同时出于判断地方政府行为主导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力度的需要，本文引入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指标并估计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性质。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是具体省份相邻的省份资源丰裕度指标的平均值，具体数据处理方法为：
NZY=wZY（4）
其中：NZY为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数据向量；w为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
ZY为各省份的资源丰裕度数据向量。
空间权重矩阵建立方法：相邻省份赋值为1，否则为零。标准化方法：用矩阵每行元素之和除其中每个元素值，结果是每行（列）元素和等于1。
（3）制度效率指标。本文基于世界银行的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测度数据来计算各省份的制度质量。由于制度变迁具有渐进特征，因此2006年数据在时效性上是可行的。World Bank（2006）基于国有-私有产权范围、税费负担、劳动力冗余等指标计算出了政府服务于国内企业的效率指数值[22]。这些指数是针对120个样本城市计算的，本文将各省份的城市指数进行平均，结果作为各省（市、自治区）的制度质量指数。因为西藏没有城市进入样本，因此将与其相邻的青海省指标作为西藏的制度质量指数近似值。
从表1所示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不是“资源诅咒”。在三个效率指标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资源丰裕度ZY都通过0.05显著水平的t检验，说明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影响，这一点和冯宗宪、姜昕、王青[16]及方颖、纪衎、赵扬[17]使用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结论不同；同时，ZY系数估计值均大于零，表明资源越丰富的区域经济效率越高，形成“资源福祉（resource blessing）”这一点不仅和“资源诅咒”经典文献不同，而且和大部分对我国“资源诅咒”的研究文献结论也相反。
第二，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省际“扩散效应”不显著。在所有效率指标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NZY都未通过0.1显著水平的t检验，说明相邻区域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影响，意味着即使在国内经济环境中，我国经济区域之间的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为解决日益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在21世纪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中部等区域发展战略，因此各省份的经济区位不仅包含国际贸易条件差异，而且包含了区域经济政策的不同。从表1看出，区位虚拟变量在技术使用效率的回归中未能通过0.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说明区位对于技术使用效率没有明显影响。技术使用效率主要取决于微观层面的企业交易行为有效程度，而后者又主要决定于市场制度效率，说明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的市场效率影响不明显。
第四，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与对技术使用效率的影响不同，区位对于技术进步以及总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相应回归中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显著性水平0.05的t检验，总体来看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总体经济效率差异。
第五，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按照前述“资源诅咒”机制，自然资源丰富区域必然会因为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腐败等行为而导致制度效率较低[6]，但表1中回归结果却表明包括资源丰裕度等在内的市场因素并没有影响制度效率，说明市场因素未能主导制度效率。
4 资源-效率关系的制度解释
这一部分将说明，第三部分我国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效率作用规律，是政府主导、市场分割经济增长体制中“资源诅咒”机制发生作用的特定后果。
4.1 经济增长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日益完善，然而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即使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与运行当中各级政府仍拥有过多的资源，而且继续充当地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角，严重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这一点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23-26]。
我国当前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经济体制中，地方政府是核心主体。地方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径主要包括五个。第一，以行政方式改变土地用途，包括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违法占地和随意批租土地、低标准土地补偿和拖欠征地补偿费等；第二，审批项目，包括越权化整为零、违反环保等规定促成大项目上马；第三，行政性市场控制，包括行政垄断、限制竞争，甚至封锁市场、强迫使用或消费本地生产的产品；第四，干预金融活动，进行信贷控制，例如迫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供贷款和信贷优惠；第五，价格控制，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压低价格，使市场信号严重扭曲；甚至还包括对计生委、妇联等下达招商引资指标等[27]。
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制度特征引导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激烈的经济增长竞争，其结果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造成了严重的区域市场分割进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地方政府间竞争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两个重要形成机制：第一，行政与财政分权的税收激励，导致地方政府实施具有浓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行政手段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发展体制格局被称为所谓“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28-29]；第二，现行政府官员晋升机制作用下形成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中采取区域竞争行为[30-31]。
总体来讲，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必然受制于这一体制环境。
4.2 制度背景的实证解释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的经济体制中，区域发展战略会改变区域经济进步速率，但不会改变地方市场制度变迁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便实行了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近年来又分东、中、西、东北部实施了区域发展战略。这些区域发展战略主要是土地、资金和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无疑会改变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进而改变其技术进步速率。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效率主要是技术进步率，从而整体经济效率也会受到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然而，在地方政府主导、市场分割的制度条件下，这些优惠政策对各省份内部的制度效率不会起到显著作用。
三个效率指标中，技术使用效率、技术进步率分别反映了基础制度效率和纯技术投入-产出效率[20]，因此可以预测，区域战略改变不会改变市场制度但会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这些经济效率的区域性质在第三部分的回归分析中得到验证：区域间不存在明显的技术使用效率差异，但技术进步率和整体经济效率却差别显著。由此同时，反映政府行政效率的制度效率变量也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间接支持了上述结论。
4.3 “资源福祉”的作用机制
和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相比较，资源产业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对市场规模的依赖较大，在理想的有效市场条件下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效率应该无差异；但是在市场效率普遍较低的环境当中，资源产业效率下降要比其他产业剧烈的多，当政府干预经济增长时，资源产业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较其他产业小。以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较，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效率普遍不高，这一点在我国当前政府主导、市场效率不高经济环境下，使得资源产业的效率距离理想市场条件下效率更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资源禀赋更好、资源产业份额更高区域的整体经济效率高于其他地区，在统计上表现为经济效率对资源丰裕度的正向数量依赖关系。也就是说，较高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但没有对区域经济构成“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反而成为其经济增长的“福祉（resource blessing）”而不是“资源诅咒”。
与此相互印证的一个结果是，在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体制中，资源禀赋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被局限在行政区域之内。第三部分实证分析中相邻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对具体省份经济效率无显著影响，“资源诅咒”的经济范围由行政范围替代，意味着资源禀赋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為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其机制在于，市场主导经济运行环境中，丰富的自然资源会通过要素集中、要素价格升高、汇率上升等途径影响统一市场内部的其他产业效率，即“荷兰病”与“挤出效应”机制。 5 结 语
本文从经济效率视角分析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鉴于许多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难以准确计量，同时自然资源禀赋在本质上是通过影响经济效率而作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本文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效率进行分解，然后采用采矿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控制经济区位之后对经济效率和自然资源禀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影响，而未构成“资源诅咒”，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这一结果不同于以往“资源诅咒”研究的“存在-不存在”的二分法结论。
本文将上述结论归结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的政府主导、区域市场分割特征，核心机制是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具体来讲，在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效率普遍不高，政府高度干预下制造业效率下降幅度要大于资源产业，因此自然资源禀赋更好、资源产业份额更大的省份中整体经济效率也更高，即自然资源在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中构成经济增长的“资源福祉”，而不是“资源诅咒”。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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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mechanisms of resources curse are that， excellent resources endowment lowers th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rough de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institute， impaires regular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increases information cost in market. The necessary premise of the three mechanisms running is that market prices system， not government， domains the allocation structures of economic resources， but government leading has always been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us， its necessary to consider governments role to analyze the nature of influe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economic growth. Local governments impa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always limited in their governing regions， therefore whether the nature resources curse inside their regions is consistent with it outside the regions， are the results of government leading economic growth.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mainland from 2000 to 2010 is decomposed in terms of Malmquist index， and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is measured by the proportion of workers employed by resources industries in total population. Through controlling the economic locations，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dowments of natural resources increase the economic efficiencies obviously， but the endowment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has no influence to each provinces economic efficienc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economic location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each provinces technologic progres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but no influe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applying technology. Its also found that that the institute efficiency of each province is not impacted by themselves and neighbor regions endow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locations. Institutes analysis implies that government dominance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ar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ies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s； therefore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the one of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institute system， the resourcesblessing effect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decided by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degree to economies， which is at large influenced by regional endow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present governmentdominance， marketsegment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Key words government dominance； market segmentation； resource curse； economic efficiency
关键词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资源诅咒；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9-0156-07
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重要的环节之一，而明确资源禀赋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性质并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对提高转型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现实意义。“资源诅咒”是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统计规律和经济原理，“资源诅咒”现象的作用机制本质上是自然资源禀赋通过影响经济效率作用于经济发展进程。经济研究文献中关于资源诅咒的机制主要有六种：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逐渐恶化的长期趋势[1-2]、资源行业收益的波动造成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效率低下[3]、“荷兰病”机制[4]、挤出效应[5]、政府干预增多和效率降低[6]、社会、文化与政治影响[7]。六个机制中，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然而这一规律和原理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经验形成的，上述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其所依赖的成熟市场体制条件在我国并不完全具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特点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与经济增长并行，即所谓渐进式改革，因此分析我国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在重新审视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
基于此，本文的工作是测算我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然后统计分析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以此检验我国经济中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如果“资源诅咒”现象不存在，依据我国市场制度结构给出相应解释。文章的结构为：第一部分对我国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及评述；第二部分介绍效率核算的Malmquist方法、处理相关数据并分解2000-2010年我国省级经济增长效率；第三部分在控制经济区位基础上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及其速度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从经济体制角度解释回归结果；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1 研究背景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概念最先来自于Auty，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统计现象[8]。沿着验证与解释“资源诅咒”现象两条主线，经济学界形成大量的研究文献，其中大部分都是跨国角度的实证分析，直到Papyrakis和Gerlagh基于美国州际截面数据的相对收敛性检验分析，相关研究开始延伸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9]。如此背景下，关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近年来也逐步展开，前期形成的文献基本上都认为我国经济中存在着“资源诅咒”[10-14] ，近期一些学者在修正研究指标与方法基础上则得出相反的结论：或者发现不同时期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性质不一致[15]，或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16-17]。
上述两种结论相反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差别是资源丰裕度指标不同。认为我国经济明显存在“资源诅咒”的文献都采用了某个采掘业规模指标占经济总量指标的比例来衡量资源丰裕度，例如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10，12]，采矿业职工收入占总体职工收入比例[11]，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13]，以及采矿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14]。然而此类指标存在着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即使资源禀赋不变，经济增长也会改变度量指标，从而作为因变量的GDP增长越慢，该地区就越倾向于被“度量”成资源丰富区域[17]。为了克服这种工具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掘业从业人数和当地人口数的比重被引入作为度量区域资源丰裕度的工具变量，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在克服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非资源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难以完全剔除，二是以市场有效为前提条件，未能考虑到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相关研究在实证分析时尽量剔除掉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基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劳动力投入、科技投入与区位等等，所采取的方法是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这些变量。然而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系统性问题（类似计量中的协整关系），同时制度类变量也难以准确量化，导致统计分析结果不稳定。同时，自然资源“诅咒”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吸引经济要素过度投入资源产业而制约了制造业发展，而后者具有巨大外部性和显著“干中学”效应，从而导致总体经济效率降低，这一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是要素市场较为完善且政府行为会强化（至少不会弱化）此机制，但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市场制度仍处在建设与完善过程当中[18]，未考虑这一现实背景的研究结论可靠性难以保证。 综上，研究当前我国经济中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性质，必需在利用已有研究消除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恰当剔除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考虑市场制度的效率条件。
2.2 数据处理
根据统计数据状况，本文拟对2000-2010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效率进行Malmquist指数分解。由前述模型介绍可知，效率核算需要各年度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和产出水平（p）。其中劳动投入直接采用2001-2011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年底数”相关数据；产出水平则使用各年度不变价格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指标，具体核算方式为：以2000年各省（市、自治區）GDP为基础，然后使用各年度GDP指数进行核算并获得后续各年的地区生产总值（2000年价格水平），所有原始数据同样来自2001-2011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资本存量则基于永续盘存法原理进行核算，具体核算公式如下：
K（t）=K（0）+∑t[]i=1[I（i）-d（i）]/P（i）（3）
其中K（0）、I（i）、d（i）和P（i）分别表示基期的资本存量、时期i的投资水平、时期i的固定资产折旧水平和时期i的固定资产价格平减指数。本文以年为时期跨度，除基期（2000年）的资本存量需要核算之外，其余数据均直接来自2001-2011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应指标：投资水平采用“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及构成”表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数据，折旧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表中的“固定资产折旧”指标数据，固定资产价格平减指数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基期（2000年）的资本存量依据“资本产出比率恒定属于经济增长程式化事实（stylized facts）”规律进行核算。首先计算2000到2010年投资总量和总产出增量（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其次用这两个结果计算不同区域的资本产出比率，最后结合2000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当年的资本存量水平。
2.3 效率分解核算
这一部分基于前述数据处理结果和公式（3）、（4）所示的经济效率分解原理，利用DEAP2.1软件对2000-2010年我国大陆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效率进行分解核算。分解结果表明，21世纪头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经济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很低：和12.4%的全国平均经济增长水平相比，经济效率仅仅提高1.9%。同时，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在经济效率进步（年均1.9%）中，技术进步占据了主要部分（年均1.6%）。
3 资源丰裕度对经济效率影响实证分析
3.1 指标与数据说明
这一部分考察各省份经济增长效率对资源丰裕程度的数量依赖关系，其中效率指标使用前一部分分解的结果，其余指标与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1）资源丰裕度。选择采掘业就业人员数量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区域资源丰裕度的测度。具体测度指标采用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核算，其中就业人员数采取“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年底数）”中的采矿业数据，总人口口径为“各地区年末总人口”，两者的比值在2000-2010年的平均水平即为各个省份的资源丰裕度。为了消除经济周期对指标度量效率的影响，资源丰裕度采取了各省（市、自治区）2000-2010年相应指标的平均值。
（2）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由于国内经济环境中区域经济活动之间具有比国际环境更强烈的空间相关特性，因此必须考虑具体省份经济增长遭受其相邻区域“资源诅咒”的可能性。同时出于判断地方政府行为主导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力度的需要，本文引入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指标并估计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性质。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是具体省份相邻的省份资源丰裕度指标的平均值，具体数据处理方法为：
NZY=wZY（4）
其中：NZY为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数据向量；w为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
ZY为各省份的资源丰裕度数据向量。
空间权重矩阵建立方法：相邻省份赋值为1，否则为零。标准化方法：用矩阵每行元素之和除其中每个元素值，结果是每行（列）元素和等于1。
（3）制度效率指标。本文基于世界银行的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测度数据来计算各省份的制度质量。由于制度变迁具有渐进特征，因此2006年数据在时效性上是可行的。World Bank（2006）基于国有-私有产权范围、税费负担、劳动力冗余等指标计算出了政府服务于国内企业的效率指数值[22]。这些指数是针对120个样本城市计算的，本文将各省份的城市指数进行平均，结果作为各省（市、自治区）的制度质量指数。因为西藏没有城市进入样本，因此将与其相邻的青海省指标作为西藏的制度质量指数近似值。
从表1所示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不是“资源诅咒”。在三个效率指标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资源丰裕度ZY都通过0.05显著水平的t检验，说明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影响，这一点和冯宗宪、姜昕、王青[16]及方颖、纪衎、赵扬[17]使用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结论不同；同时，ZY系数估计值均大于零，表明资源越丰富的区域经济效率越高，形成“资源福祉（resource blessing）”这一点不仅和“资源诅咒”经典文献不同，而且和大部分对我国“资源诅咒”的研究文献结论也相反。
第二，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省际“扩散效应”不显著。在所有效率指标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相邻区域资源丰裕度NZY都未通过0.1显著水平的t检验，说明相邻区域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影响，意味着即使在国内经济环境中，我国经济区域之间的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为解决日益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在21世纪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中部等区域发展战略，因此各省份的经济区位不仅包含国际贸易条件差异，而且包含了区域经济政策的不同。从表1看出，区位虚拟变量在技术使用效率的回归中未能通过0.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说明区位对于技术使用效率没有明显影响。技术使用效率主要取决于微观层面的企业交易行为有效程度，而后者又主要决定于市场制度效率，说明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的市场效率影响不明显。
第四，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与对技术使用效率的影响不同，区位对于技术进步以及总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相应回归中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显著性水平0.05的t检验，总体来看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总体经济效率差异。
第五，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按照前述“资源诅咒”机制，自然资源丰富区域必然会因为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腐败等行为而导致制度效率较低[6]，但表1中回归结果却表明包括资源丰裕度等在内的市场因素并没有影响制度效率，说明市场因素未能主导制度效率。
4 资源-效率关系的制度解释
这一部分将说明，第三部分我国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效率作用规律，是政府主导、市场分割经济增长体制中“资源诅咒”机制发生作用的特定后果。
4.1 经济增长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日益完善，然而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即使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与运行当中各级政府仍拥有过多的资源，而且继续充当地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角，严重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这一点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23-26]。
我国当前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经济体制中，地方政府是核心主体。地方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径主要包括五个。第一，以行政方式改变土地用途，包括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违法占地和随意批租土地、低标准土地补偿和拖欠征地补偿费等；第二，审批项目，包括越权化整为零、违反环保等规定促成大项目上马；第三，行政性市场控制，包括行政垄断、限制竞争，甚至封锁市场、强迫使用或消费本地生产的产品；第四，干预金融活动，进行信贷控制，例如迫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供贷款和信贷优惠；第五，价格控制，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压低价格，使市场信号严重扭曲；甚至还包括对计生委、妇联等下达招商引资指标等[27]。
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制度特征引导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激烈的经济增长竞争，其结果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造成了严重的区域市场分割进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地方政府间竞争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两个重要形成机制：第一，行政与财政分权的税收激励，导致地方政府实施具有浓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行政手段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发展体制格局被称为所谓“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28-29]；第二，现行政府官员晋升机制作用下形成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中采取区域竞争行为[30-31]。
总体来讲，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必然受制于这一体制环境。
4.2 制度背景的实证解释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的经济体制中，区域发展战略会改变区域经济进步速率，但不会改变地方市场制度变迁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便实行了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近年来又分东、中、西、东北部实施了区域发展战略。这些区域发展战略主要是土地、资金和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无疑会改变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进而改变其技术进步速率。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效率主要是技术进步率，从而整体经济效率也会受到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然而，在地方政府主导、市场分割的制度条件下，这些优惠政策对各省份内部的制度效率不会起到显著作用。
三个效率指标中，技术使用效率、技术进步率分别反映了基础制度效率和纯技术投入-产出效率[20]，因此可以预测，区域战略改变不会改变市场制度但会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这些经济效率的区域性质在第三部分的回归分析中得到验证：区域间不存在明显的技术使用效率差异，但技术进步率和整体经济效率却差别显著。由此同时，反映政府行政效率的制度效率变量也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间接支持了上述结论。
4.3 “资源福祉”的作用机制
和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相比较，资源产业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对市场规模的依赖较大，在理想的有效市场条件下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效率应该无差异；但是在市场效率普遍较低的环境当中，资源产业效率下降要比其他产业剧烈的多，当政府干预经济增长时，资源产业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较其他产业小。以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较，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效率普遍不高，这一点在我国当前政府主导、市场效率不高经济环境下，使得资源产业的效率距离理想市场条件下效率更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资源禀赋更好、资源产业份额更高区域的整体经济效率高于其他地区，在统计上表现为经济效率对资源丰裕度的正向数量依赖关系。也就是说，较高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但没有对区域经济构成“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反而成为其经济增长的“福祉（resource blessing）”而不是“资源诅咒”。
与此相互印证的一个结果是，在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体制中，资源禀赋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被局限在行政区域之内。第三部分实证分析中相邻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对具体省份经济效率无显著影响，“资源诅咒”的经济范围由行政范围替代，意味着资源禀赋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為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其机制在于，市场主导经济运行环境中，丰富的自然资源会通过要素集中、要素价格升高、汇率上升等途径影响统一市场内部的其他产业效率，即“荷兰病”与“挤出效应”机制。 5 结 语
本文从经济效率视角分析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鉴于许多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难以准确计量，同时自然资源禀赋在本质上是通过影响经济效率而作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本文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效率进行分解，然后采用采矿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控制经济区位之后对经济效率和自然资源禀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影响，而未构成“资源诅咒”，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这一结果不同于以往“资源诅咒”研究的“存在-不存在”的二分法结论。
本文将上述结论归结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的政府主导、区域市场分割特征，核心机制是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具体来讲，在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效率普遍不高，政府高度干预下制造业效率下降幅度要大于资源产业，因此自然资源禀赋更好、资源产业份额更大的省份中整体经济效率也更高，即自然资源在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中构成经济增长的“资源福祉”，而不是“资源诅咒”。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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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mechanisms of resources curse are that， excellent resources endowment lowers th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rough de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institute， impaires regular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increases information cost in market. The necessary premise of the three mechanisms running is that market prices system， not government， domains the allocation structures of economic resources， but government leading has always been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us， its necessary to consider governments role to analyze the nature of influe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economic growth. Local governments impa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always limited in their governing regions， therefore whether the nature resources curse inside their regions is consistent with it outside the regions， are the results of government leading economic growth.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mainland from 2000 to 2010 is decomposed in terms of Malmquist index， and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is measured by the proportion of workers employed by resources industries in total population. Through controlling the economic locations，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dowments of natural resources increase the economic efficiencies obviously， but the endowment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has no influence to each provinces economic efficienc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economic location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each provinces technologic progres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but no influe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applying technology. Its also found that that the institute efficiency of each province is not impacted by themselves and neighbor regions endow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locations. Institutes analysis implies that government dominance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ar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ies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s； therefore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the one of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institute system， the resourcesblessing effect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decided by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degree to economies， which is at large influenced by regional endow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present governmentdominance， marketsegment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Key words government dominance； market segmentation； resource curse； economic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