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本刊近日邀请在京科学界与社科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以“科技自主创新与社会文化环境”为主题进行了座谈。本期选登座谈纪要，希望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
赖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要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把科技自主创新与社会文化环境这两个题目结合到一起，特别是在我国处于一个国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技投入与管理需要有较大改变的时候，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必须依靠科技和自主创新来解决。我国虽然是一个资源总量的大国，但又是一个人均资源的贫国，而且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和环境面临的压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大。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和根本出路在哪里？我觉得还是只能依靠科技，依靠自主创新。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舒尔茨很早就讲过，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而忽略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在发展中的作用。因此W·舒尔茨在他的著名的《人力资本论》中提出了所谓的资源替代法，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以及人才素质的提高来一定程度上缓解发展中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这也是我们国家之所以在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同时，指出要走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化道路的原因。
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越来越大，但是在科技投入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产出、效益怎么样？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可能是立法、执法、体制、机制、政策上或者是人才培养上有问题，但是根源在什么地方？我看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带来的。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搞数字化城市建设，数字化城市最重要的基础就是GIS系统。我刚刚去武汉做过调研，在武汉要做一个GIS系统，至少要投入一千多万。武汉现在已经建了48个应用系统，据他们的分析，最终可能要建200多个应用系统，涉及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把这些系统建在同一个GIS系统平台上，而不是各自为政、独立开发GIS系统，按照每个应用系统节约500万投入计算，一下子就节约了近2亿元。但是现在他们就面临着这些系统不得不分开来建设的局面，因为国土跟规划分家了，规划局有一套，国土局还要搞一套，那么后面这200多个系统就不知道要分成多少个系统了，结果造成了大量的重复投资。投入越大，浪费越多，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方便也越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跟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系，跟我们的官本位思想等社会不良风气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仅仅就技术上去谈创新，不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可能走得越快，死的越快。
再举一个也很普遍的例子。我们的科技投入现在是非常多，很多国外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比较羡慕我们的科学家的工作硬环境，但是我们的产出、效益怎么样？最近我们在与国家地震局的专家讨论时了解到，国家地震局为了做地震预报需要一些数据，去向国家某某部门索取数据，国家某某部门竟要求拿钱来取！我们在国内拿不到，到美国的网站去搜索反而能拿得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资源不能够充分共享！为什么会这样？我看这里面还是社会文化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立法、执法、体制、机制、政策、人才问题，但是实质上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所以，从根子上找出一些我们国家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的问题， 才能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殷登祥(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科技伦理事关科技自主创新的成败
“科技自主创新与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标准的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我们应该从STS的新视角来加以分析和解决。科技自主创新并不纯粹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是社会活动、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业，是隐含价值的社会实践，具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技术具有建构和塑造的作用，科技自主创新是科技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其成功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几个层面，其中科技伦理涉及价值定向，对科技自主创新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的科技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一系列与基因工程、信息网络、全球变暖等有关的新的伦理问题；科技领域的不端伦理行为，如抄袭、弄虚作假、剥削部下、歧视等，越来越严重；科技与商业、工业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在科学资助、同行评审、科学公开性、知识产权、资源分享等方面，科学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伦理冲突日趋尖锐。因此，现在的科技伦理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事关科技自主创新成败的重大问题。
科技伦理学研究表明，科学技术的主体是人，无论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变革和创新，还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都是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绝对离不开伦理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指导。科技伦理的准则和规范，可以调节科技共同体成员自身之间及其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获取正确、可靠的知识和有用、精准的技能，并应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为人类造福。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科技活动中，存在着明显的误区，往往重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相对而言却比较轻视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尤其缺乏对作为科学技术主体的人的内心素养的关注和培养。这里所谓的“内心素养”，主要是指“内心的科技伦理素养”。人们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内心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科技伦理准则，怎样自觉地应用科技伦理规范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科技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伦理规范作为正确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内在的动力，能激发出强大的感情、勇气和献身精神，其积极作用不可估量。比如科学的客观性、诚信、公开性等规范，使科学家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技术中的责任、公正、风险等规范，使工程技术专家自觉地向公众和社会提供优质、安全的设施和物品，并勇敢地揭发一切危害公众和社会的工程技术行为和产品。这些伦理规范作为社会文化环境的精神因素，可以内化到科技人员的内心深处，变成科技人员自身的科技伦理素养和良知。科技伦理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强大伦理保障和社会文化支撑！
杜子德（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研究员）
我们需要正确的科学与技术评价体系
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二者的本质、定义和成果的评价都是不同的，不能混淆。创新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发现与解释自然现象，这是科学；另一个是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95%以上的活动都是属于后者，这属于“术”的范畴。这也是是否创新的判别式，即不管技术也好，机制也好，体制也好，是不是解决了现实问题。此外，科学研究除了发现自然规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在于教育。科学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要把科学和教育放在一起讨论。教育是要培养人，人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科学思维、科学素养很重要，尽管你可能看不见。
关于科技投入的问题，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投入量的问题，而是投入的效率问题，是科技投向的问题以及投入和产出比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投入的越多，浪费的可能越多。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考评方式不一样，在考核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把两件事情分开。
目前社会上对科技界的产出不满意，这不能简单怪罪于社会文化环境，当然社会上有浮躁，有腐败、有急功近利的现象，会影响到科技界。但是，现在整个科研环境的恶化，不在于外部社会，而在于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因为我们现在缺失了正确的科学和技术评价的体系，失去了具有社会良知和科学精神的科学共同体，这个科学共同体已经失去了客观公正的判断能力。我们许多科学家借“项目”来搞钱，但看不到成果。所以，目前的问题在我们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针对目前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能真正脱离开本部门和自己的利益，站在公众的立场和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说话。只有这样，问题才有解，否则无解。我们不能寄希望政府官员去做科学方面的判断。所以，我认为，需要修正现行的科技评价体制，从项目立项到追踪问效果都要修正。虽然有许多不好的科学家，但是还有好的科学家，是真正能从公众的立场出发、以科学家的良知来评判事物的。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成了借科技项目“洗钱”的工具，成了“科学”暴发户了，这就太危险了。这时候，就应该由共同体出来说话，把这种人清除出去。
胡维佳（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需求是科技创新的动力
中国科技界是否支撑了中国这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支撑的？如果我们想清楚了，也许我们就找到了中国科技自主创新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1949年到现在，可以大致上分为前后两个30年。现在，大家普遍对中国科技界后30年的表现不太满意，对没有能形成有效的自主创新能力的现状不太满意。前30年，我们引进了苏联技术，完成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逐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构筑了一个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后来，虽然苏联撕毁了合作协议，但我们还是有了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后30年，虽然中国的科技界似乎没有直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显著的贡献，但是在前30年构筑的基础上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始终是中国科技界在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达到和美国硅谷那样规模的创新的境界的话，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促进科技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是需求。个人好奇心之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作用，但从整个发展的大脉络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由需求来推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在前30年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并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也就是由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构成了这样一个只能依靠自己科技力量的需求关系。
从1981年开始，我们的科技政策有一个大的变革，科技发展方针有个大的变革。放弃了1978年制定的“洋跃进”规划，不再追求大而全的科学技术发展体系，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些在当时的背景下无疑是有合理性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体制的合理与否总是有相对性的。我们原先的科技政策有它当时的作用，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后果。“市场换技术”，我们有些一厢情愿，没有实现原先的预想。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开始有自主品牌的汽车了。为什么？因为，市场虽然没换来技术，但是换来了汽车零配件的生产体系。有了这个体系，大众、通用能用它们生产的零部件来组装，奇瑞、吉利也能用它们生产的零部件来组装。所以，我们换个思路看，这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不是依赖我们科技界的创新成果取得的，但是我们的科技界做了支撑经济发展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是必要的。中国科技界没有产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创新成果的问题在哪里？是需求。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没有能去面对像硅谷企业和R
赖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要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把科技自主创新与社会文化环境这两个题目结合到一起，特别是在我国处于一个国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技投入与管理需要有较大改变的时候，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必须依靠科技和自主创新来解决。我国虽然是一个资源总量的大国，但又是一个人均资源的贫国，而且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和环境面临的压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大。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和根本出路在哪里？我觉得还是只能依靠科技，依靠自主创新。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舒尔茨很早就讲过，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而忽略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在发展中的作用。因此W·舒尔茨在他的著名的《人力资本论》中提出了所谓的资源替代法，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以及人才素质的提高来一定程度上缓解发展中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这也是我们国家之所以在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同时，指出要走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化道路的原因。
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越来越大，但是在科技投入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产出、效益怎么样？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可能是立法、执法、体制、机制、政策上或者是人才培养上有问题，但是根源在什么地方？我看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带来的。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搞数字化城市建设，数字化城市最重要的基础就是GIS系统。我刚刚去武汉做过调研，在武汉要做一个GIS系统，至少要投入一千多万。武汉现在已经建了48个应用系统，据他们的分析，最终可能要建200多个应用系统，涉及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把这些系统建在同一个GIS系统平台上，而不是各自为政、独立开发GIS系统，按照每个应用系统节约500万投入计算，一下子就节约了近2亿元。但是现在他们就面临着这些系统不得不分开来建设的局面，因为国土跟规划分家了，规划局有一套，国土局还要搞一套，那么后面这200多个系统就不知道要分成多少个系统了，结果造成了大量的重复投资。投入越大，浪费越多，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方便也越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跟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系，跟我们的官本位思想等社会不良风气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仅仅就技术上去谈创新，不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可能走得越快，死的越快。
再举一个也很普遍的例子。我们的科技投入现在是非常多，很多国外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比较羡慕我们的科学家的工作硬环境，但是我们的产出、效益怎么样？最近我们在与国家地震局的专家讨论时了解到，国家地震局为了做地震预报需要一些数据，去向国家某某部门索取数据，国家某某部门竟要求拿钱来取！我们在国内拿不到，到美国的网站去搜索反而能拿得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资源不能够充分共享！为什么会这样？我看这里面还是社会文化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立法、执法、体制、机制、政策、人才问题，但是实质上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所以，从根子上找出一些我们国家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的问题， 才能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殷登祥(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科技伦理事关科技自主创新的成败
“科技自主创新与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标准的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我们应该从STS的新视角来加以分析和解决。科技自主创新并不纯粹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是社会活动、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业，是隐含价值的社会实践，具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技术具有建构和塑造的作用，科技自主创新是科技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其成功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几个层面，其中科技伦理涉及价值定向，对科技自主创新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的科技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一系列与基因工程、信息网络、全球变暖等有关的新的伦理问题；科技领域的不端伦理行为，如抄袭、弄虚作假、剥削部下、歧视等，越来越严重；科技与商业、工业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在科学资助、同行评审、科学公开性、知识产权、资源分享等方面，科学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伦理冲突日趋尖锐。因此，现在的科技伦理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事关科技自主创新成败的重大问题。
科技伦理学研究表明，科学技术的主体是人，无论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变革和创新，还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都是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绝对离不开伦理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指导。科技伦理的准则和规范，可以调节科技共同体成员自身之间及其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获取正确、可靠的知识和有用、精准的技能，并应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为人类造福。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科技活动中，存在着明显的误区，往往重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相对而言却比较轻视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尤其缺乏对作为科学技术主体的人的内心素养的关注和培养。这里所谓的“内心素养”，主要是指“内心的科技伦理素养”。人们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内心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科技伦理准则，怎样自觉地应用科技伦理规范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科技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伦理规范作为正确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内在的动力，能激发出强大的感情、勇气和献身精神，其积极作用不可估量。比如科学的客观性、诚信、公开性等规范，使科学家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技术中的责任、公正、风险等规范，使工程技术专家自觉地向公众和社会提供优质、安全的设施和物品，并勇敢地揭发一切危害公众和社会的工程技术行为和产品。这些伦理规范作为社会文化环境的精神因素，可以内化到科技人员的内心深处，变成科技人员自身的科技伦理素养和良知。科技伦理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强大伦理保障和社会文化支撑！
杜子德（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研究员）
我们需要正确的科学与技术评价体系
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二者的本质、定义和成果的评价都是不同的，不能混淆。创新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发现与解释自然现象，这是科学；另一个是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95%以上的活动都是属于后者，这属于“术”的范畴。这也是是否创新的判别式，即不管技术也好，机制也好，体制也好，是不是解决了现实问题。此外，科学研究除了发现自然规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在于教育。科学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要把科学和教育放在一起讨论。教育是要培养人，人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科学思维、科学素养很重要，尽管你可能看不见。
关于科技投入的问题，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投入量的问题，而是投入的效率问题，是科技投向的问题以及投入和产出比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投入的越多，浪费的可能越多。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考评方式不一样，在考核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把两件事情分开。
目前社会上对科技界的产出不满意，这不能简单怪罪于社会文化环境，当然社会上有浮躁，有腐败、有急功近利的现象，会影响到科技界。但是，现在整个科研环境的恶化，不在于外部社会，而在于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因为我们现在缺失了正确的科学和技术评价的体系，失去了具有社会良知和科学精神的科学共同体，这个科学共同体已经失去了客观公正的判断能力。我们许多科学家借“项目”来搞钱，但看不到成果。所以，目前的问题在我们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针对目前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能真正脱离开本部门和自己的利益，站在公众的立场和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说话。只有这样，问题才有解，否则无解。我们不能寄希望政府官员去做科学方面的判断。所以，我认为，需要修正现行的科技评价体制，从项目立项到追踪问效果都要修正。虽然有许多不好的科学家，但是还有好的科学家，是真正能从公众的立场出发、以科学家的良知来评判事物的。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成了借科技项目“洗钱”的工具，成了“科学”暴发户了，这就太危险了。这时候，就应该由共同体出来说话，把这种人清除出去。
胡维佳（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需求是科技创新的动力
中国科技界是否支撑了中国这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支撑的？如果我们想清楚了，也许我们就找到了中国科技自主创新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1949年到现在，可以大致上分为前后两个30年。现在，大家普遍对中国科技界后30年的表现不太满意，对没有能形成有效的自主创新能力的现状不太满意。前30年，我们引进了苏联技术，完成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逐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构筑了一个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后来，虽然苏联撕毁了合作协议，但我们还是有了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后30年，虽然中国的科技界似乎没有直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显著的贡献，但是在前30年构筑的基础上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始终是中国科技界在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达到和美国硅谷那样规模的创新的境界的话，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促进科技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是需求。个人好奇心之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作用，但从整个发展的大脉络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由需求来推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在前30年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并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也就是由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构成了这样一个只能依靠自己科技力量的需求关系。
从1981年开始，我们的科技政策有一个大的变革，科技发展方针有个大的变革。放弃了1978年制定的“洋跃进”规划，不再追求大而全的科学技术发展体系，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些在当时的背景下无疑是有合理性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体制的合理与否总是有相对性的。我们原先的科技政策有它当时的作用，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后果。“市场换技术”，我们有些一厢情愿，没有实现原先的预想。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开始有自主品牌的汽车了。为什么？因为，市场虽然没换来技术，但是换来了汽车零配件的生产体系。有了这个体系，大众、通用能用它们生产的零部件来组装，奇瑞、吉利也能用它们生产的零部件来组装。所以，我们换个思路看，这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不是依赖我们科技界的创新成果取得的，但是我们的科技界做了支撑经济发展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是必要的。中国科技界没有产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创新成果的问题在哪里？是需求。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没有能去面对像硅谷企业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