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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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文化运动是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发端，形成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深刻转变。 然而，新文化运动因其特殊背景存在深刻悖论。近代民族危机使新文化运动具有强烈的文化工具主义特性，与救国图强相关联的“民主、科学”价值得到彰显，而更为重要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被忽略；民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诠释中具有乌托邦特征；新文化运动主流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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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文化运动是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发端，形成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深刻转变。
然而，新文化运动因其特殊背景存在深刻悖论。近代民族危机使新文化运动具有强烈的文化工具主义特性，与救国图强相关联的“民主、科学”价值得到彰显，而更为重要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被忽略；民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诠释中具有乌托邦特征；新文化运动主流在强调个性解放、文明自觉的同时，还有一条潜流，强调每个民族、社群和个人都有其独特性，这就引起中国文化自觉与文明觉醒之间的张力。
这些内在矛盾使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尽曲折。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与局限，如何认识“民主、科学”在中国的误区，如何平衡国家目标与个体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超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刊编发一组海峡两岸学者文章，以此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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