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旗谱》到《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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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的语文教学经验,对《红旗谱》与《白鹿原》的关系及相似之处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关键词】中学语文;课文;教学;比较
  
  From 《Red Flag Spectrum》 to 《Bailu plain》
   Yang Mei
  【Abstract】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language teaching experience,to 《Red Flag Spectrum》 and 《Bailu plain》 the relations and similarity have carried on the discussion and the research.
  【Key words】Middle school language;Text;Teaching;Compared with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50X(2007)11-0147-02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红旗谱》与《白鹿原》,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可比之处。
  《红旗谱》与《白鹿原》在小说类型上都可以称为家族小说,都是以家族的迁变、争斗来浓缩历史嬗变和民族精神的艺术实践。《红旗谱》让家族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来叙述,表现出阶级的历史希翼,历史信息直接出自于历史的“原生情镜”。而《白鹿原》则倾向于家族结构及其变动和一些历史经典行为的叙事,历史住处更多地来自于家庭叙事的隐喻性,表达的是作者对民族历史及存在的思考和生命感受。
  《红旗谱》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与斗争的壮丽画面。它以大革命前后的动荡年代为历史背景,以翼中平原的农村和城市为中心舞台,以两家农民三代人的生活道路为典型代表,深刻地概括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组织斗争的历史性转折,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由低潮到高潮的历史性发展。而《白鹿原》写的是清末到解放的农村生活,正好是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这段时间。是以中国民主革命在白鹿原上的具体演进过程为经,以白、鹿两家族的家族内部生活以及两族的相互关系为纬,来推进小说的发展。
  《红旗谱》把家族的行动直接进入历史中的政治事件,阶级斗争的观念贯穿于叙事中,锁井镇便划分出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农民与冯兰池为代表的地主这两大对立的阵营,在这两大阵营中的双方家庭都未出现叛逆自己阶级的人物,三大家庭两大阵营经历了种种尖锐矛盾的冲突,农民的反抗循着一条从传统到现代,由自发到集体的政治理性轨迹成长,叙事也在一个全知叙述者对历史时空的全局把握中,用过去到现在的循序渐进方式与主题对应起来,由此将家仇族恨演化为阶级对抗,并汇入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旋涡中,通过家庭生活流程与革命斗争历程相一致的概括性想象,叙述现代中国农民的成长史,完成了以国共斗争为核心的、以农民为主要同盟军的中国革命的文学建构。与《红旗谱》不同,《白鹿原》没有太多地去直接展示创造大动荡的集团之间的搏斗,它更关注的是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它把政治斗争作为故事的背景,让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黄土地一块聚族而居的坡原,通过白、鹿两姓合二为一的宗法文化的恒常与震荡,来探究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历程。白、鹿儿女们的社会政治角色也有国共之别。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父辈的关系,则不可能像《红旗谱》那样以政治立场加以确认。
  《白鹿原》中白、鹿家族的儿女们在政治立场上错综复杂,白孝文以族长的继承人到家族的弃儿,再成为国民党县保安团团长,最后率领队伍起义当上家乡的县长,经历了堕落、沦丧到洗雪耻辱的精神苦旅,最后抛离了家乡的“仁义之乡”的文化精神;黑娃是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他的人生道路正是白孝文的鲜明对照,经历一段生命动荡的岁月,他由一个“叛逆者”成为圣人朱先生理想的关门弟子;白灵联系着白的仇家鹿子霖的两个儿子,由于选择政治道路的分岐,但他们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振兴中华”而奋斗。《白鹿原》的叙事让那只神秘的想象中的白鹿不时地腾跃在情节点上,白灵的死、鹿兆海及朱先生的逝世时都出现过白鹿,由此将历史叙事指向了那块团结白鹿家族的文化体。由此可见,《白鹿原》不同于《红旗谱》的叙事,《白鹿原》的叙事都着力于揭示历史生活形态后面所隐藏的文化因素,它是将家族作为一条团结民族文化的缆绳或销链,借白鹿家族的兴败动荡,去探索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隐秘。
  读《红旗谱》,你眼前是一位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呼啸前引的农民英雄,他是朱老忠。而读《白鹿原》,你眼前则是一位在苍茫的黄土坡原上挺直着腰杆走着的乡村长者,他不是普通的农民,但他一样受到乡民的拥戴,他叫白嘉轩。他经历过太多的风云变幻,但没有一次历史动荡动摇过他心中固有的为人处世。朱老忠与白嘉轩,一位是十七年文学塑造出来的农民,一位的九十年代文学创造出来的乡村地主,这本来会是一组相互对立的人物,但今天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则能从两个层面看到民族的那种人格理想,看到民族的人格理想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中是如何被表现的。朱老忠是集民族性、革命性和时代性为一身的人物,这个形象被认为是十七年文学中“最有艺术光彩的典型”。
  而白嘉轩则不是个成长发展的人物,他始终与团结着那块黄土地的文化以及这块土地的生存方式浑然一体,他在乡村社会中充当着一个几近人格神的角色,他身上具备着诸多传统美德和修养,有着巨大的人格力量。《白鹿原》的胜利主要在这一点,没有白嘉轩、朱先生,就没有《白鹿原》。
  豪迈与苍凉,这构成了《红旗谱》与《白鹿原》以家族叙述历史在风格上的美学差异。《白鹿原》的开端则是一种苍凉的情调,而《红旗谱》则在叙事开篇把读者带进历史斗争的场景。《白鹿原》的结尾呼应了开篇的苍凉感,白嘉轩终于老了,向仇家忏悔。白鹿原上是一片苍茫的景象。《白鹿原》的叙事风格是苍凉的,这种苍凉的风格来原于作者对民族文化所抱的希望与历史事实“不可能”的内在矛盾。整部家族的历史叙事,在苍劲的基调上又染上了茫茫的哀愁,让人体验到一种文化重建的艰辛与苦痛。
  从《红旗谱》与《白鹿原》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五四”新文学的悲凉、忧郁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学的豪迈热烈,到世纪之交文学的苍凉,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在民族现代历程中的一条心灵轨迹。
  收稿日期:200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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