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黄钧宰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戏剧家，他的笔记、诗词、曲文记录了晚清社会、科举、经济、政治方面宝贵的内容，尤其笔记小说《金壶七墨》在当时就已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传播，黄钧宰创作的风格与他的创作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淮安浓厚的历史元素赋予了黄钧宰开通的视野，不羁的性格，晚清动荡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黄钧宰创作的时代推力。
关键词： 黄钧宰 淮安 晚清 时局创作
清代是文人辈出学术争鸣的一个时代，文人学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揭示也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开掘清代未被现代学者深入研究的二流学者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清代更广泛层面的学术知识，社会文化背景、经济战争等领域有非常大的重要性。黄钧宰，1826年生，原名振钧，号天河生，又署钵池山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贡生，二十九年拔贡，出任奉贤训导。后屡试不第，以校官终。博学能文，而一生偃蹇不遇。“中年丧偶，益侘傺不自聊”（《续纂山阳县志》）。后因病饮铁酒致狂而卒。所著笔记《金壶浪墨》等七种合称《金壶七墨》，最为著名，曾多次翻印刊行。他的笔记、诗词、曲文记录了晚清社会、科举、经济、政治方面宝贵的内容，尤其笔记小说《金壶七墨》在当时就已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传播，而他的创作与他的创作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淮安浓厚的历史元素的熏陶，赋予了黄钧宰开通的视野，不羁的性格，晚清动荡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黄钧宰创作的时代推力。
一、淮安历史元素的熏陶
“黄钧宰道光六年出生于淮安”“世居板闸镇”[1]，主要活动集中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淮安是南北交通的重要连接点，它地处京杭运河的中部，向北连通徐州，向南接连扬州、镇江。淮安市地跨淮河两岸，淮河是京杭大运河沟通的五大水系之一，因此明清时，淮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运河是清封建统治的重要生命线，“当乾隆嘉庆时，河工极盛。距20里即湖嘴（河下镇），仍淮北盐商聚集之地。再5里为淮城（今楚州区），仍漕船必经之所。故河、漕、盐三途并集一隅，人士流寓之多，宾客宴之乐，初广东、汉口外，虽吴门（苏州）亦不逮。”[2]黄钧宰生活的山阳县就是河漕盐聚集的繁华之地，这里南来北往的商人络绎不绝，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的管理深入社会的运转之中，开阔融合的地理位置，不同文化风俗的交往，金钱与人文风情并重的特点塑造了黄钧宰眼界开阔，关心国家政治的情怀，训练他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清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河南铜瓦厢，冲山东运堤，河运废弛十数年，始改行海运，到同治末年，河运全部废弃，从此不复“河漕”矣。淮安亦随之衰敝。[3]淮安的水利枢纽的地位与淮安的命运利息息相关。
淮安的盐业是一项重要的产业，漕运和盐业也带来了淮安商业的空前活跃，安徽、扬州等地的盐商被这块土地吸引，各地客商的会馆，融合了多因素的住所的布局，为丰富娱乐而建造的园林建筑，结合淮安原有的寺、庙、道观构成了淮安独特的人文景观群，对淮安的发展、市镇建设作出了非常多的贡献。这些巨商富贾的行为指引着社会的风气，盐商与官府的往来，他们的悲欢离合为黄钧宰的写作提供了翔实的背景材料。
由于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南北交通咽喉要地，长期以来，淮安一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控制江淮的军事重镇。淮安这个地方孕育了众多名人，军事方面的人才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坚强勇敢的行为为在黄钧宰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春秋时期的管仲、鲍叔牙以军事战略辅佐霸主；楚霸王项羽反抗秦王暴政的“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英雄豪迈之气得到了司马迁的赞颂；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立下了自己的宏愿，为汉朝立下了功勋；南宋时期，大将韩世忠与夫人梁红玉驻守楚州，屏淮筑垒，威勇震慑金兵，使之不敢轻犯；近代的风云变幻的局势下抵御外辱不惜牺牲生命的关天培令人可歌可泣。
淮安这块风水宝地滋养着这里的人民，文明开放的历史环境塑造了黄钧宰不羁的性灵，使他养成了崇尚高洁的秉性，具有气节与强烈爱国之心。对于女英雄的事迹的记忆使他对女子的才情和勇略更多了一份接纳和关注。
二、晚清动荡局势的推力
淮安是黄钧宰生长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精神与视野开阔的作家，黄钧宰的生活并不局限在淮安，也并不局限在对河工的剥夺行为进行揭发，局限在乡民野叟的闲谈，他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注着国际之间的冲突，对官场的黑暗他表示愤慨，对列强的侵略显示出愤怒。黄钧宰在19世纪中叶即感受到“中外一家，古今之变局”，黄钧宰的视野沿着运河延展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为他走南闯北的经历埋下了种子，为了目睹各地的名胜、为了科名奔波，黄钧宰一生到过的地方包括南京、扬州、上海、镇江、云南等等，在各地留下了生动的诗篇。
法国著名评论家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用这来评价黄钧宰的作品恰到好处。
晚清的动荡局势突出在几方面：鸦片对人精神和肉体的奴役；自然灾害对百姓的摧残；列强侵略的贪婪与洋货的流入；宫廷内部官场污秽的暗涌。春明倦客为黄钧宰同治本《金壶七墨》序中说黄钧宰曾说“人世间事，莫不如飘风浮云，镜光石火之过而不留，吾适然遇之，亦即适然书之。里巷委琐之谈，何足以劳手民，示识者。”如同白居易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黄钧宰的适然书之的内容遍及生活时代的各个方面，他的作品记录了他的内心对各种事件的感受。
鸦片让人活得没有尊严，完全受到鸦片的控制，相比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奴隶尚且有思想的自由，而鸦片不仅造成了人肉体的糜烂，处于行尸走肉的状态，还完全对生活没有自主决断的能力，精神完全被操控俘虏。黄钧宰在《金壶七墨》说“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于鸦片者也。”这是他对鸦片造成的百姓生存凋敝、无法抗拒的诱惑的愤怒控诉，认为“少年流弊，曰赌博，曰狭斜，然皆多金者为之”，“独烟既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正因为晚清时期，鸦片的扩散，鸦片的奴役意志的力量不可低估，使得黄钧宰的作品充满了愤恨与创痛。 另一方面，朝廷任人不贤，官场中的官员对国家缺少责任感与爱国热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仍然耽于享乐与糜烂的生活，不是依靠真正的战斗力，靠着幻想与迷信企图获得成功。1840年6月英国政府以中国禁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中暴露清政府的官场腐败和军队的无能。1841年10月，定海、镇海、宁波失陷后，道光帝为了挽回“天威”，派皇侄奕经为扬武将军，但奕经以“筹办军务”为名，驻苏州两个月，整日狎妓酗酒，勒索供应，置军情于不顾。朝廷中的官员多是贪生怕死之徒，奕经本人在作战的时候和他的参谋长留了许多士兵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余下的不多的兵力去收复舟山、宁波、镇海。《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记载》他“实际上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如果奕经把他的后备军也投进去，他们甚至可以夺回这个城市（镇海）。但是由于无须指出的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挥那些后备军的参谋长躺在驼峰上的轿子中大吸鸦片，而且正当需要他的兵力的时候，他已陷入一种麻醉的状态。”光绪五年，福建马尾港之战的张佩纶、何如璋没有做应战的准备，“在法军密集的炮击中，岸上的五营大清军队一哄而散。”[4]黄钧宰在《陈关阵亡》《粤师误胜》等篇中记叙了他所了解的当时的情况，清晰具体地演绎。
清朝的官员做着白日梦，英勇牺牲的爱国者化成了一缕缕风中渐散的青烟。[5]黄钧宰满怀辛酸的为逝去者悼念，对胆小委琐的官员进行讽刺与挖苦。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理想被强行打破，整个晚清尤其洋务运动兴起后，可以用一种“春秋战国”说诠释这场变局的特征[6]。鸦片叩开了中国的国门，禁烟的举动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于是战争中火器的威猛与将士的牺牲谱写了清王朝失败却值得纪念的一次又一次战争。随着国门的打开，法国、德国也开始瞄准中国这个大市场，尽可能的倾销物资，尽可能掠夺需要的资源。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过渡，为求得短暂而虚幻的和平，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些条约或是增加赔款额度，或是把中国的国土一分一分地割去，或是增开港口增加国内商业的负累，或是允许华工出口造成黑暗的人民生活。
对于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黄钧宰感受最为深刻的是黄河决堤造成的水灾。《金壶七墨》的《质儿行》写得深层痛苦“黄河北走海东徙，河滩有田三百里。居民争领完官租，十年耕种九年水……今年小儿未十岁，心预卖去形神孤。秋来风雨水盛长，屡经慌乱人烟疏。十里八里一村落，卖儿有人买者无。”是血和泪的低诉。
清王朝从内部显露行将灭亡的征兆，道光后期，为了担负大量的分期支付及赔款条例，国家卖官以获取财政上的收入，形成大清国依靠捐纳的高峰时期，但如此入仕引起恶性循环，正当科举职位的削减，加重科举舞弊，薛福成《庸盦笔记》有载，“咸丰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又有无耻之徒，加识三圈五圈于条子上者，倘获中式，则三圈者馈三百金，五圈者馈五百金，考官之尤无行者或歆羡之，不知此风始于何时，世风日下，至斯极矣。”[7]生于1828年与黄钧宰同时代的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写道“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矫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盖今之时为势力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也久矣。勿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世穷。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思奋，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王韬对待“今之时为势力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是“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这一点是这个时期的文人不愿承认却不得不暴露的体会，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了官场的徇私舞弊，官贼同体的怪现象，层层剥开掩盖在伪装面具下的真相。
晚清社会复制了它之前所有腐败王朝的晚期特征，而且它腐败烈度远远高于以前各个王朝。[8]动荡的局势、官场的黑暗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成为推动文人创作的时代推力。作为一名具有爱国意识与宏博知识的文人，黄钧宰用他的小说、词曲创作了多样化的内容，以他独到的洞察力书写了时代风云、百姓生活，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参考文献：
[1]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第72辑淮安古今人物（第1集）.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
[2][3]刘跃进，秦永明主编.运河之都：淮安故事.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序.
[4][8]綦彦臣著.晚清官场乱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1，100.
[5][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21.
[6]刘学照.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的变法自强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02）：54-58.
[7]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録.三联书店出版，1958：316.
关键词： 黄钧宰 淮安 晚清 时局创作
清代是文人辈出学术争鸣的一个时代，文人学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揭示也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开掘清代未被现代学者深入研究的二流学者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清代更广泛层面的学术知识，社会文化背景、经济战争等领域有非常大的重要性。黄钧宰，1826年生，原名振钧，号天河生，又署钵池山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贡生，二十九年拔贡，出任奉贤训导。后屡试不第，以校官终。博学能文，而一生偃蹇不遇。“中年丧偶，益侘傺不自聊”（《续纂山阳县志》）。后因病饮铁酒致狂而卒。所著笔记《金壶浪墨》等七种合称《金壶七墨》，最为著名，曾多次翻印刊行。他的笔记、诗词、曲文记录了晚清社会、科举、经济、政治方面宝贵的内容，尤其笔记小说《金壶七墨》在当时就已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传播，而他的创作与他的创作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淮安浓厚的历史元素的熏陶，赋予了黄钧宰开通的视野，不羁的性格，晚清动荡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黄钧宰创作的时代推力。
一、淮安历史元素的熏陶
“黄钧宰道光六年出生于淮安”“世居板闸镇”[1]，主要活动集中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淮安是南北交通的重要连接点，它地处京杭运河的中部，向北连通徐州，向南接连扬州、镇江。淮安市地跨淮河两岸，淮河是京杭大运河沟通的五大水系之一，因此明清时，淮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运河是清封建统治的重要生命线，“当乾隆嘉庆时，河工极盛。距20里即湖嘴（河下镇），仍淮北盐商聚集之地。再5里为淮城（今楚州区），仍漕船必经之所。故河、漕、盐三途并集一隅，人士流寓之多，宾客宴之乐，初广东、汉口外，虽吴门（苏州）亦不逮。”[2]黄钧宰生活的山阳县就是河漕盐聚集的繁华之地，这里南来北往的商人络绎不绝，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的管理深入社会的运转之中，开阔融合的地理位置，不同文化风俗的交往，金钱与人文风情并重的特点塑造了黄钧宰眼界开阔，关心国家政治的情怀，训练他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清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河南铜瓦厢，冲山东运堤，河运废弛十数年，始改行海运，到同治末年，河运全部废弃，从此不复“河漕”矣。淮安亦随之衰敝。[3]淮安的水利枢纽的地位与淮安的命运利息息相关。
淮安的盐业是一项重要的产业，漕运和盐业也带来了淮安商业的空前活跃，安徽、扬州等地的盐商被这块土地吸引，各地客商的会馆，融合了多因素的住所的布局，为丰富娱乐而建造的园林建筑，结合淮安原有的寺、庙、道观构成了淮安独特的人文景观群，对淮安的发展、市镇建设作出了非常多的贡献。这些巨商富贾的行为指引着社会的风气，盐商与官府的往来，他们的悲欢离合为黄钧宰的写作提供了翔实的背景材料。
由于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南北交通咽喉要地，长期以来，淮安一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控制江淮的军事重镇。淮安这个地方孕育了众多名人，军事方面的人才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坚强勇敢的行为为在黄钧宰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春秋时期的管仲、鲍叔牙以军事战略辅佐霸主；楚霸王项羽反抗秦王暴政的“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英雄豪迈之气得到了司马迁的赞颂；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立下了自己的宏愿，为汉朝立下了功勋；南宋时期，大将韩世忠与夫人梁红玉驻守楚州，屏淮筑垒，威勇震慑金兵，使之不敢轻犯；近代的风云变幻的局势下抵御外辱不惜牺牲生命的关天培令人可歌可泣。
淮安这块风水宝地滋养着这里的人民，文明开放的历史环境塑造了黄钧宰不羁的性灵，使他养成了崇尚高洁的秉性，具有气节与强烈爱国之心。对于女英雄的事迹的记忆使他对女子的才情和勇略更多了一份接纳和关注。
二、晚清动荡局势的推力
淮安是黄钧宰生长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精神与视野开阔的作家，黄钧宰的生活并不局限在淮安，也并不局限在对河工的剥夺行为进行揭发，局限在乡民野叟的闲谈，他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注着国际之间的冲突，对官场的黑暗他表示愤慨，对列强的侵略显示出愤怒。黄钧宰在19世纪中叶即感受到“中外一家，古今之变局”，黄钧宰的视野沿着运河延展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为他走南闯北的经历埋下了种子，为了目睹各地的名胜、为了科名奔波，黄钧宰一生到过的地方包括南京、扬州、上海、镇江、云南等等，在各地留下了生动的诗篇。
法国著名评论家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用这来评价黄钧宰的作品恰到好处。
晚清的动荡局势突出在几方面：鸦片对人精神和肉体的奴役；自然灾害对百姓的摧残；列强侵略的贪婪与洋货的流入；宫廷内部官场污秽的暗涌。春明倦客为黄钧宰同治本《金壶七墨》序中说黄钧宰曾说“人世间事，莫不如飘风浮云，镜光石火之过而不留，吾适然遇之，亦即适然书之。里巷委琐之谈，何足以劳手民，示识者。”如同白居易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黄钧宰的适然书之的内容遍及生活时代的各个方面，他的作品记录了他的内心对各种事件的感受。
鸦片让人活得没有尊严，完全受到鸦片的控制，相比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奴隶尚且有思想的自由，而鸦片不仅造成了人肉体的糜烂，处于行尸走肉的状态，还完全对生活没有自主决断的能力，精神完全被操控俘虏。黄钧宰在《金壶七墨》说“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于鸦片者也。”这是他对鸦片造成的百姓生存凋敝、无法抗拒的诱惑的愤怒控诉，认为“少年流弊，曰赌博，曰狭斜，然皆多金者为之”，“独烟既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正因为晚清时期，鸦片的扩散，鸦片的奴役意志的力量不可低估，使得黄钧宰的作品充满了愤恨与创痛。 另一方面，朝廷任人不贤，官场中的官员对国家缺少责任感与爱国热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仍然耽于享乐与糜烂的生活，不是依靠真正的战斗力，靠着幻想与迷信企图获得成功。1840年6月英国政府以中国禁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中暴露清政府的官场腐败和军队的无能。1841年10月，定海、镇海、宁波失陷后，道光帝为了挽回“天威”，派皇侄奕经为扬武将军，但奕经以“筹办军务”为名，驻苏州两个月，整日狎妓酗酒，勒索供应，置军情于不顾。朝廷中的官员多是贪生怕死之徒，奕经本人在作战的时候和他的参谋长留了许多士兵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余下的不多的兵力去收复舟山、宁波、镇海。《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记载》他“实际上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如果奕经把他的后备军也投进去，他们甚至可以夺回这个城市（镇海）。但是由于无须指出的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挥那些后备军的参谋长躺在驼峰上的轿子中大吸鸦片，而且正当需要他的兵力的时候，他已陷入一种麻醉的状态。”光绪五年，福建马尾港之战的张佩纶、何如璋没有做应战的准备，“在法军密集的炮击中，岸上的五营大清军队一哄而散。”[4]黄钧宰在《陈关阵亡》《粤师误胜》等篇中记叙了他所了解的当时的情况，清晰具体地演绎。
清朝的官员做着白日梦，英勇牺牲的爱国者化成了一缕缕风中渐散的青烟。[5]黄钧宰满怀辛酸的为逝去者悼念，对胆小委琐的官员进行讽刺与挖苦。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理想被强行打破，整个晚清尤其洋务运动兴起后，可以用一种“春秋战国”说诠释这场变局的特征[6]。鸦片叩开了中国的国门，禁烟的举动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于是战争中火器的威猛与将士的牺牲谱写了清王朝失败却值得纪念的一次又一次战争。随着国门的打开，法国、德国也开始瞄准中国这个大市场，尽可能的倾销物资，尽可能掠夺需要的资源。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过渡，为求得短暂而虚幻的和平，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些条约或是增加赔款额度，或是把中国的国土一分一分地割去，或是增开港口增加国内商业的负累，或是允许华工出口造成黑暗的人民生活。
对于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黄钧宰感受最为深刻的是黄河决堤造成的水灾。《金壶七墨》的《质儿行》写得深层痛苦“黄河北走海东徙，河滩有田三百里。居民争领完官租，十年耕种九年水……今年小儿未十岁，心预卖去形神孤。秋来风雨水盛长，屡经慌乱人烟疏。十里八里一村落，卖儿有人买者无。”是血和泪的低诉。
清王朝从内部显露行将灭亡的征兆，道光后期，为了担负大量的分期支付及赔款条例，国家卖官以获取财政上的收入，形成大清国依靠捐纳的高峰时期，但如此入仕引起恶性循环，正当科举职位的削减，加重科举舞弊，薛福成《庸盦笔记》有载，“咸丰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又有无耻之徒，加识三圈五圈于条子上者，倘获中式，则三圈者馈三百金，五圈者馈五百金，考官之尤无行者或歆羡之，不知此风始于何时，世风日下，至斯极矣。”[7]生于1828年与黄钧宰同时代的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写道“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矫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盖今之时为势力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也久矣。勿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世穷。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思奋，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王韬对待“今之时为势力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是“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这一点是这个时期的文人不愿承认却不得不暴露的体会，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了官场的徇私舞弊，官贼同体的怪现象，层层剥开掩盖在伪装面具下的真相。
晚清社会复制了它之前所有腐败王朝的晚期特征，而且它腐败烈度远远高于以前各个王朝。[8]动荡的局势、官场的黑暗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成为推动文人创作的时代推力。作为一名具有爱国意识与宏博知识的文人，黄钧宰用他的小说、词曲创作了多样化的内容，以他独到的洞察力书写了时代风云、百姓生活，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参考文献：
[1]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第72辑淮安古今人物（第1集）.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
[2][3]刘跃进，秦永明主编.运河之都：淮安故事.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序.
[4][8]綦彦臣著.晚清官场乱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1，100.
[5][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21.
[6]刘学照.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的变法自强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02）：54-58.
[7]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録.三联书店出版，1958：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