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战争的硝烟散去已经数十年了。那场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同年11月22日零时结束的自卫反击战，历时虽短，却影响深远，确保了中国和印度边境数十年的安宁，给中国西藏和内地的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通过翻阅这场战争的有关资料，许多当时不被人们知道的史实袒露出来了，我国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及我军作战内情也十分清楚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使我们既为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机智勇敢所感动，更为毛泽东以及以他为首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把握战机的高超艺术所敬服。本文所记述的是在这场中印之战前后，毛泽东主席及其领导集体的主要决策过程和他们为维护中印友谊所作的艰苦努力。
　　
　　热情关注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领导集体在为国家大事、国际大事而辛勤操劳的同时，仍用热情的目光注视着西藏那覆盖着积雪的高山，放牧着牛羊的草原，飘散着炊烟的村寨，对那里出现的每一件大事都予以高度的关注。笔者集中时间翻阅了和平解放西藏之后至中印之战前后毛泽东同志的部分著作和资料，就发现毛泽东主席本人给有关西藏工作的来函来电及请示所作的批示是极多的。这里仅择取1952年和1959年的一些批示和指示，作一介绍。
　　1952年1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就入藏干部做好民族工作问题，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高过急要求。在内地藏族聚居区暂不进行土改，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1月13日，毛泽东就在此报告上批示：“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值得注意。”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复电稿上亲自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写道：“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个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他同时还指示，要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
　　毛泽东于同年4月22日批示同意西藏工委关于藏政官员人选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电报后，又于5月19日在给中共西藏工委的复电稿上加写了一段话，明确指示处理同西藏有关的工作均须事先报告中央。5月23日，他还为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订一周年给达赖和班禅发去了庆祝电报。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批转了达赖喇嘛的来信，同年8月18日给达赖写了复信，送给其一部电影放映机、两部电影片和二匹黄缎。
　　同年8月18日，毛泽东为康藏公路开工题词：“为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10月8日，他亲自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并发表了谈话。西藏工委成立了西藏农牧部，只报请西南局同意，而未向中央报告，毛泽东于1952年12月29日在西藏工委所作的检讨上作出批示：“根据中央过去规定，我党委和军队一切与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都须报请中央处理，不归西南局处理;西藏工委和军区有些事并未遵守这一条规定。请引据规定原文给以再次指示。”
　　仅从上述所列举的指示、批示及活动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对西藏工作是何等地重视和关怀!
　　


　　进入1959年，毛泽东对于西藏问题的关心更多，更具体。
　　195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将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月22日在稿上作了批示，并加了这样一段话：“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更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武斗争中予以完成。”
　　同一天，即1月22日，毛泽东阅读了西藏军区关于边坝等地叛匪活动的电报。电报说，边坝、扎木、雪喀、山南等地区有叛匪集结，伏击我军，围攻守点分队，企图截断交通要道，我守点分队被迫进行了还击。鉴于叛匪活动猖獗，西藏军区分别于1958年12月25日和1959年1月10日下达了《对敌情的分析判断及对行车备战组织的指示》和《各守点分队注意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守点分队及外出执勤人员的掌管部门，认真研究贯彻，严防遭敌伏击，确保安全。西藏军区特将此情况于1959年1月14日给总参谋部等发去了电报。当这份电报送到毛泽东手里并认真阅读之后，他便作出批示：“这种战争，很有益处，可以发动群众，可以锻炼部队。最好经常打打，打五六年，或七八年，大举歼敌，实行改革的条件就成熟了。”
　　从1955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反动上层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欺骗、诱惑、煽动人民群众，先后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我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积极进行平息叛乱的斗争，使大部分地区的叛乱基本得到平息。为此，总参作战部向中央写出关于平叛情况和几个待解决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平叛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是：一、西藏地区情况复杂，应严守中央关于自卫作战的原则。二、一些叛乱分子利用西藏目前的形势窜入西藏，企图与我长期周旋，为此各地应密切组织、协同作战，使敌无隙可乘。三、各军区应认真总结平叛经验。四、其他如装备、战时供应和救护等问题，由各军区提出，有关部门预作准备，逐步解决。毛泽东于1959年2月19日作出批示，认为“此件很好”，并作了个别地方的文字补充和修改。
　　1959年3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南下武昌，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共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委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不打第一枪。毛泽东于3月12日至15日连续三次给中央拍去电报，认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可能扩大事态，我们不得不提前进行民主改革。他建议在西藏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3月15日，他还写信给中央，对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名义写给达赖的复信表示赞成。毛泽东信的全文是：
　　中央：
　　


　　14日以谭冠三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无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17条(按：指《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笔者)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以上请考虑。
　　毛泽东
　　3月15日下午3时
　　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来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于3月17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政府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与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这次会议尚未结束，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便立即决定增调入藏部队，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叛乱，但仍须执行不打第一枪的方针。3月17日夜，达赖集团渡过拉萨河向南逃去。
　　达赖喇嘛逃出拉萨之后，我驻藏部队从3月20日开始展开了平叛作战，很快平定了叛乱。在此平叛作战过程中，毛泽东已从武昌来到上海，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又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在这样的会议上，毛泽东要邓小平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作了通报。邓小平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一、要理直气壮，平息叛乱。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要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的名。
　　1959年3月2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并于同天凌晨3时作出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新闻公报已改好，请你们约集常委及其他几位同志，于今天上午看一下，斟酌文句。然后，叫吴冷西，连同政府命令、军区布告，用电话发至北京，译成藏文及外文，准备于3月28日用汉藏英俄各种文字广播，29日见报。政府命令应署明发布时间(27日)。命令和公报均有人名须查实填入。毛泽东3月27日上午3时”
　　同年3月30日，毛泽东批准发表了班禅额尔德尼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命令的电报。
　　4月7日，毛泽东就调查研究藏族情况一事，专门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同志写了一封信。同一天，他对印度新闻社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加了批语，交新华社《参考资料》发表。第二天，又在我外交部《国际时事资料》上登载的《我公布西藏叛乱事件后的反应(之二)》上作了批语，认为此稿可以公开发表。
　　4月25日晨6时，毛泽东为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作了一段批语。其中写道：“短评好(指4月24日《人民日报》之《原来如此!》和《此地无银三百两》——笔者)，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指4月24日《光明日报》之《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笔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
　　同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就印度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给驻印使馆的指示稿作出批语和修改。28日凌晨1时半，又对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决议稿作了批语。同日，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长达千余字的电讯稿，此稿后未公开发表。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在转发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报告上作了批语。29日，对《光明日报》发表《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的资料作出批语：“乔木同志：此件可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应发表此项资料，还可说得详细一点，中外皆需要。”
　　


　　1959年5月4日，毛泽东作出关于反击挪威报纸侮辱我国领袖问题的批语。其中写道：“挪报第二次登出在中国主席面部打大白×的漫画，并说毛是比希特勒还坏的独裁者，人能骂神，不能骂毛，毛比神还利(厉)害吗?如果中国不屈服，继续胡闹，那末，西方将有一千张报纸大骂毛的独裁云云。……我意应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万家、十万家报纸挑战，让他们都在我的面上打白×，骂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认为如此极为有益，将此事闹大闹长，让世界人民注意，想一想，在西藏问题上和革命反革命界线问题上闹清楚。”同日，他还对关于注意逃缅蒋军配合西藏叛乱在我边境扩大骚扰问题作出了批语。
　　5月6日，毛泽东接见苏联等11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并发表讲话说：“尼赫鲁是个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
　　在翻阅1959年有关西藏平叛资料过程中，笔者发现毛泽东不仅有5月9日对驻印使馆关于孟买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批语，有5月13日、14日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有6月2日转发青海省军区海南指挥部党委关于平叛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有6月10日转发兰州军区司令部关于5月份战果综合通报的批语，有6月15日对西藏工委关于进藏人员计划的批语，有6月20日转发洪学智、张国华关于西藏山南地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有6月某日在关于印度和尼泊尔联合声明的报道上的批语，而且有7月16日转发兰州军区骑兵一师关于政治争取工作总结的批语，有7月17日对西藏工委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会议情况和周仁山关于边境工作意见报告的批语，有7月22日印发阿里分工委关于接管旧政权工作的报告的批语，有9月4日关于请班禅来京参加国庆问题的批语和同日在西藏军区关于雅斜儿入侵印军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有11月7日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尼赫鲁的信稿的修改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印友谊的无比珍惜。
　　
　　密切注意印度动向
　　
　　


　　与中国西藏毗邻的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亚洲的文明古国，在近代都遭受过殖民主义侵略的痛苦，在长期的交往中，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建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新中国建立之后，印度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中国也一直把建立和发展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的重点，因而几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印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但由于英国在奴役印度期间，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西藏，企图分割西藏，并派兵向西藏进攻，还划出了一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把西藏的大片领土划归英国侵占的印度。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印度在独立之后，一些思想观念并未从英国殖民主义的观念中独立出来，相反，它还要把英国殖民者未能把西藏领土划归英印政府的企图变为事实。这就不能不使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分出心来，对印度的动向加以密切的注意。
　　早在和平解放西藏前后，毛泽东就注意到印度的态度。195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草拟的与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取得中央同意后，毛泽东在同年8月23日《关于今年占领昌都问题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的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印度的态度是十分重视的。为使印度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得到实现，毛泽东于1950年10月11日在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态度报告上给外交部作出这样一段批语：“应告袁大使”，“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9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还批示：“外交部拟电送阅。”可见毛泽东对印度态度的重视是非同一般的，对中印友好是十分珍视的。
　　1951年1月26日，印度大使举行印度国庆宴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祝词，说道：“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终于签订。党中央为此举行了庆祝宴会，毛泽东于1951年5月24日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日，毛泽东还致信达赖喇嘛，称赞他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北京举行谈判的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1956年周恩来接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一封信，邀请前后藏的喇嘛达赖和班禅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认为这是促进中印两国友好的好事，便同意了。谁知印度这次邀请是另有企图的，妄图挑拨达赖和班禅的关系，抬高达赖，贬低班禅，对达赖的礼遇和接待超乎寻常，舆论宣传规模很大，在各地召开的欢迎大会主席台上，印度给达赖设的椅子也要比班禅的高一些。同时印方特务机关和接待人员还明目张胆地煽动达赖搞独立，组织流亡政府，有意纵容在印的西藏分裂分子进行分裂活动，并把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从美国叫回来，指使其对达赖施加影响，妄想把达赖滞留在印度。看到达赖长期不归，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只好专程访印，同尼赫鲁谈话。尼赫鲁不愿意谈，推说要欢庆新年。周恩来说，不，我就要走了，今天一定要谈。周恩来指出，达赖、班禅是尼赫鲁亲自写信邀请的，印方在他们到印后的所作所为是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尼赫鲁开始不承认，周恩来列举了许多事实，尼赫鲁又说他不知道，可能是下面干的，要查一查。周恩来向尼赫鲁指出，达赖如被留在印度，一钱不值，只能成为你们的包袱。由于事实俱在，加上周恩来义正辞严的态度，尼赫鲁不得不把达赖和班禅于1957年2月送回中国。
　　达赖回到拉萨之后，于1957年4月1日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毛泽东于同年4月22日给达赖复电：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4月1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
　　你同班禅额尔德尼出国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毛泽东
　　1957年4月22日
　　从这封复电稿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达赖的仁慈、关爱、鼓励和希望，对印度态度的宽大和忍让。
　　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达赖喇嘛：“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毛泽东对达赖的正确表现，予以了热情的鼓励，也是对印度少数分子分裂西藏企图的一种遏制。
　　尽管毛泽东对西藏给予了热情关注，对达赖喇嘛给予了多方的关怀，对印度动向予以密切的关注，但西藏分裂分子在外部反华势力的唆使下，还是发动了叛乱。据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6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及兰州军区的报告说，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的6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从捕获的反革命叛乱分子等方面获得材料，证明青海的武装叛乱与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密切相联，是帝国主义与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同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上写下如下批语：“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事实证明，这次平叛虽然有扩大化的错误，但对当时局部地区的叛乱实行坚决打击则是正确的，对于分裂分子无疑是一种有力的警告。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于1959年3月10日，还是在拉萨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之后，以达赖为首的叛乱集团逃出拉萨，流亡印度。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还是能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印度。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着重研究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要邓小平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作了通报。
　　


　　1959年4月8日，中央常委会议在杭州西湖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毛泽东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和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为此，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根据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常委会议上的意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于4月15日发表。这篇文章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对尼赫鲁演说中所说的“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评论还引用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赫鲁“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赫鲁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同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西藏叛乱问题，作了长篇发言。
　　4月19日晚，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毛泽东说，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的“达赖喇嘛声明”：
　　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
　　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根据达赖于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来信，来说明达赖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
　　第二天，即4月20日下午，毛泽东把吴冷西和胡乔木叫到自己家里，把自己修改过的文章清样让他们看。毛泽东在清样中加了这样一段话：“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啊!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毛泽东还让吴冷西和胡乔木对评论中的一些措辞当场作了修改，最后提出，当天就以“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的署名，马上发表这篇《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4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载了这篇评论。评论指出，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所谓的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
　　4月22日，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应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对3月17日以来尼赫鲁在议会上的五六次讲话作出回答。
　　毛泽东在4月25日早晨6时给胡乔木、彭真和吴冷西的一封信中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24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25日晚上，毛泽东再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反击印度反华言行的问题。说道，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还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但是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他还特别强调，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4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5月1日，毛泽东邀请政治局常委和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在自己的住处开会，讨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问题。5月2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评论文章，毛泽东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为避免分散力量，可不涉及此前尼赫鲁在议会中发表的6次讲话内容。
　　2.要高屋建瓴，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落后，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把尼赫鲁一下子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位置。
　　3.要揭穿尼赫鲁在“民族感情”、“宗教感情”幌子下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强调和平解放8年来我国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是执行十七条协议的。
　　4.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指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
　　5.指出尼赫鲁讲话前后自相矛盾，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时又要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用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6.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来提出，文章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讲过的好话。
　　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同意会上对文章标题提出的意见，把标题改为《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
　　5月4日，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评论文章作再次讨论，并由政治局原则通过。毛泽东提出，署名仍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
　　这样精心写出的文章，于5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外国驻京记者发出报道，称《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各报纷纷发表社论，其《政治家报》的社论认为，这篇文章“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其《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人民日报的文章对尼赫鲁触动很大，他于5月8日在议会的讲话中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则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5月6日晚上，毛泽东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论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在全国舆论界风平浪静之时，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5月11日上午，毛泽东看了各方面的反应之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他还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毛泽东于5月15日在外交部对同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先生的谈话的答复稿上，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尼赫鲁，对于中印友谊，是相当爱护和珍惜的，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尽了最大努力的。
　　
　　果断决定反击印度侵略
　　
　　事实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并未听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劝告，而是一意孤行，继续做着破坏中印友谊的事。特别是达赖逃到印度之后，印度军队接连不断地向中国边防军挑衅，1959年8月25日侵占中国的朗久，袭击中国马及墩边防哨所，挑起了一连串的武装冲突。
　　中印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事实上却存在着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1959年以前，除个别地点外，中印双方的实际控制范围基本上符合传统习惯线。自西藏达赖发动叛乱之后，印度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尼赫鲁于1959年8月6日至9月4日，先后10次在印度议会上发表有关中印关系的谈话，硬说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由英国人画出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两国的国界，把印度越境挑衅说成是“中国侵略的事件”。9月7日，他还提出中印关系的“白皮书”。
　　9月8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对其“白皮书”作出答复。他在信中再次重申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阐明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对西藏地方政府实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不能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建议印度立即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9月11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作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批准了周恩来的这一报告。
　　9月26日，周恩来收到尼赫鲁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对边界事实的申述的复信。为此，周恩来为答复这封来信写出一封复信，并送毛泽东审定。
　　11月7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尼赫鲁的信稿作出修改，并加了这样一段话：“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周恩来在这封经毛泽东审定的信中建议，为维护两国边境现状，给友好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气氛，中印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保证双方不再派遣武装人员在撤出地区驻守和巡逻。还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周恩来于11月7日当天就将此信交给了印度驻华大使。16日，尼赫鲁复信表示准备会晤，但又说当前应努力达成一次过渡性的谅解。
　　12月7日，周恩来复信尼赫鲁，提出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首要步骤，并建议本月26日两国总理举行会谈。但9月21日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说双方对事实存在完全分歧的说法，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
　　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印度地图标出的边界线除了大部分符合实际以外，其他根本不代表传统习惯线。对于一部分争执，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在边界正式划定以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境的安谧”。
　　对于这份照会，毛泽东于1960年1月24日作出批语：“总理：12月26日我政府给印政府的那个照会，建议用中央宣传部名义发一通知，全党全国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农村中似可不讨论，因他们多数人不能阅读。工厂中则可以讨论。请商常委酌定。毛泽东1月24日上午2时”
　　从1961年起，目中无人的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在中印边界东段已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也开始设立新的侵略据点，到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印度在该段中国境内设立的据点已多达43个，中国哨所有的被切断了后路，有的相距几米就有印度的一个哨所，整个边界已不成一条线了，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
　　从1962年9月20日午夜开始，非法盘踞在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扯冬地区的印军向我边防人员发动进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多达47人。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先后提出7次严重抗议，而印军仍不放松侵略，继续向中国进攻。10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竟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到10月20日清晨，印度军队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国边防军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对于印度的挑衅和武装进攻，毛泽东予以严重的关注。他和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批复有关照会、信件及有关新闻稿件。在总参谋部给边防部队下达了作战预备令之后，毛泽东还是考虑不要打。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为中印边界之事睡不稳觉，就让总参防突小组找出印度敢于侵犯中国边境的五点原因。毛泽东看到防突小组的研究报告后，认为不对印度予以迎头痛击，其野心就会越来越大。总参谋部得知毛泽东有反击印度侵略的意向后，就立即通知西藏、新疆边防军进入战备状态，并把成都军区一个军和兰州军区一个步兵师调入西藏。
　　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举行。周恩来在总参和外交部雷英夫、乔冠华汇报了中印边境冲突和各方面的反应之后，认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目光投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得赢打不赢?”张国华回答说：“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我军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切不可麻痹大意，要精心部署。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了总参谋部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同意反击作战的时间为10月20日。中央领导为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给自卫反击作战规定了四条原则：一是我军打到喜马拉雅山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来;二是主动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三是主动交换俘虏;四是主动交还武器枪支。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要返回西藏指挥作战了，毛泽东和有关领导特意召见了他。一惯喜欢碰硬的毛泽东听说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他，就把张国华叫到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指着地图上标出的印度据点，突然挥起手臂，高声说：“扫了它!”显示出领袖人物特有的偏要碰硬、偏向虎山行的宏大气魄。
　　总参谋长罗瑞卿问张国华：“你有没有把握打赢?”张国华回答：“有!”“根据呢?”张国华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他们训练也赶不上我们。”
　　听到这样的回答，毛泽东和在场的邓小平、罗瑞卿等人都欣喜地笑了。
　　10月20日清晨5时，随着两颗照明弹的升起，中国军队的500门大炮发出了震天的怒吼，自卫反击战打响了。面对中国军队强大凌厉的攻势，印军一片惊慌，节节败退。经过两个阶段的战斗，就歼灭了印军3个整旅和5个旅的大部。在战斗开始之初，周恩来按照毛泽东“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的指示，就将一封长达20多页的函件发送给了20多个亚非国家，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和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真诚愿望。
　　在我军基本到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之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毛泽东回答说：“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1962年11月21日24时，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都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主动停火的命令。于是，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
　　这次历时仅一个来月的自卫反击作战，沉重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
　　
　　坚决抵制北方大国干扰
　　
　　在介绍中印之争和中印之战的所有著述中，多数著作都忽视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即北方大国苏联在这一过程中对印度的支持和对中国决策的干扰。
　　印度支持西藏叛乱并侵略中国领土西藏，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那时，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国都很不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实行着经济与政治封锁，北方有苏联的政治威胁，东方有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和韩国，东南方、南方及西北方有《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基斯坦等国。这一军事同盟条约是1954年9月8日日内瓦会议会后，美国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的，其目的是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附在条约之中的美国提出的《谅解》，说它对于“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其实质，它既是美国干涉东南亚国家内政、镇压这一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称霸太平洋的一个工具，也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军事组织。该条约在1955年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直到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之后，该条约组织才于1977年6月30日宣布解散。而地处中国西南和西北方的印度，也极想称霸南亚，梦想通过入侵中国来显示威风和确立其霸主地位。那时在军事上也对中国十分不利，台湾蒋介石集团企图反攻大陆，中国主要正规军都放在了国内东南地区;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又有大量军力被吸引在了北方中苏边界，处于中印边界的西藏、新疆只有少数边防部队。当此之时，由于自然灾害、“大跃进”失败和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国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这就更给中国的处境雪上加霜。
　　就是在这个时候，北方大国苏联赫鲁晓夫为了达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目的，不断采取削弱中国、损害中国主权、打击中国国际声望的办法和行动，企图把中国置于其控制之下。其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印边界问题来挑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并且偏袒和支持印度。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分裂集团发动叛乱之后，印度军队不断在中印边界进行武装挑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将此情况专门告诉过苏共中央。同年9月6日，中国官方告诉苏联驻华代办，新德里曾挑起边界争端。并明确指出：“尼赫鲁正在力图利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上当。”三天后苏联代办将准备在9月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稿交给中国政府，该声明以一种完全中立的态度含蓄地反对中国的立场，竟然称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它还责备“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新闻界”试图“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前夕使局势复杂化”。这样的声明文稿当然遭到中国的反对，但莫斯科并不听从中国的意见，相反将塔斯社的声明提前发出，不问是非曲直，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世人面前。
　　就在中印争端纷起之时，印度和苏联从1959年7月开始了对印援助的两国谈判，当塔斯社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之后，9月13日苏印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协议，苏方决定给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37500万美元以上的援助，将援助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在逐步升级的中印对抗中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不久，塔斯社又发表了一条中印边界冲突的新闻，乍看这条新闻对中印各打五十大板，细读便可品出苏联偏袒印度侵略的险恶用心。
　　1959年中国的国庆节就要到了，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了戴维营会谈的赫鲁晓夫，于9月30日飞到北京，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国宴之后，中苏双方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是会谈的主要议题。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等，中方出席的人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并说：“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听到这里，不由得顶碰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赫鲁晓夫看有人顶碰自己，感到十分恼火。
　　“你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陈毅举例大声说。
　　赫鲁晓夫强辩道：“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很不值得!”
　　林彪插言道：“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陈毅也愤怒地指出：“8月份发生的朗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看来赫鲁晓夫真的火了，大声叫道：“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敏感地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掩饰道：“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你们，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周恩来目光盯着对方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问周恩来：“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开始东拉西扯，不再涉及中印问题，指责周恩来1957年1月在莫斯科教训了他等等。
　　在一旁注视着双方争论的毛泽东，这时用低沉的声音对赫鲁晓夫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次会谈，闹了个不欢而散。
　　10月2日，中苏再次举行会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详细说明中印事件的真相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而赫鲁晓夫还是偏袒印度，蛮横地说：“我不管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
　　由于苏方无理袒护印度，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1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告诉周恩来，苏共主席团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会谈的记录烧掉。周恩来指出，我们是尽量想用好的方式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近印度的态度不好，这是有国内国际原因的。
　　10月21日，印度挑起第二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国将情况通知了苏联。而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却抹煞印度挑衅的责任，对中印边境冲突再次表示“遗憾”和“痛心”。11月7日，他在对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说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愚蠢的”。并说，“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暗示中国应放弃自己的领土，满足印度的要求。
　　12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接见准备回国参加中央全会的苏联驻华大使，指出对尼赫鲁作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他更加向右转。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争论，但不应公开分歧。但苏联大使却说：“赫鲁晓夫的讲话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他同意将中共的意见向苏共中央转达。
　　1960年1月19日，周恩来让苏联驻华大使向苏共中央转告中国在中印关系问题上的意见。三天后，即22日该大使告诉陈毅，他已将1月19日与周恩来会见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的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说中国同志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
　　1月26日，周恩来和陈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表示惊讶。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负，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该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作出全面分析。
　　1月30日，周恩来和陈毅再次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指出苏共中央的不正确态度。还说，中苏分歧是一个指头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两党的团结。
　　2月6日，苏共中央口头通知中共中央：“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又说中国的作法是“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在尼·谢·赫鲁晓夫访美的前夕，在中印边界上发出了枪声，全世界都认为，这是给苏联的爱好和平的行动增加困难的事实”。
　　6月22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谈期间，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团长说：“我懂得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中国进攻了印度。”他还无耻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国境线在哪里通过不是主要问题。”他为袒护印度，其言行已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
　　在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支持、纵容下，印度军队从1961年起不断地向中国境内入侵。从1962年9月20日午夜起，仅盘踞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扯冬地区的印军就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47人。在此情况下，10月8日，中国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如果印度一旦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并指出，印度利用苏联直升飞机和运输机向中国边境地区空投和运送军需物资，对我边防战士有影响。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
　　10月13日和14日，赫鲁晓夫一反常态，突然向中国驻苏大使表示：关于印度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问题，苏联得到的情报是与中国一致的。如果苏联处于中国的地位，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不能采取中立态度的，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变行为。
　　面对印度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10月20日奋起反击，打响了自卫反击之战。这场战斗历时仅一个来月，入侵印军大部分被歼灭，只有少数残部逃回印度。
　　在战争进行中，苏联《真理报》于10月25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声名狼藉的麦克马洪线是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这条线从未被中国承认过。并说，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三项建议是建设性的，是中印双方开始谈判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可接受的基础。
　　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赫鲁晓夫在中国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后，又恢复原态。他于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中印争议地区人烟稀少，对人的生活没有多大价值。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关于边界争端的问题，我们遵循列宁的观点。苏联45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什么边界争端不可以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加以解决。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
　　到了1963年9月19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令印度当权派和帝国主义十分激动、一片叫好的编辑部文章《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该文诬蔑中国企图通过战争途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挑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尼赫鲁看到此文，9月21日说，文章表明“苏联对印度的立场的认识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印度报刊叫嚷：“苏联今天放弃了它的‘兄弟的’沉默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许多印度人把《真理报》文章“看成是一个威慑力量，可以同即将举行的亲西方的空军演习相比”。
　　为了揭露苏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毛泽东于1963年10月31日审阅了由康生和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送来的《人民日报》编辑部长文《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并作出批示：“写得很好，完全同意。”该文于11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苏联领导人“不仅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最近以来，苏联领导人在支持印度反动派方面，有时甚至比美帝国主义更加卖力”。文章还揭露说，从1955年到1963年4月，苏联向印度提供和答应的经济援助达50亿卢比，其中绝大部分是印度开始反华后提供的。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军事援助，中国在自卫反击作战中已缴获了印军使用的苏制武器。文章明确地指出，赫鲁晓夫要利用中印之间的边界争执来牵制中国，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对印度问题仍然予以高度重视。原来，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前后，还在中国与锡金边界的中国一侧修了大量军事工事。而印度外交部于1965年9月17日照会中国驻印大使馆，却声称印度人员从未越过锡金边界到中国领土上进行任何骚扰和袭击。为此，中国外交部草拟了给印度驻华使馆的复照稿，指出印军在中锡边境越界修了大量军事工事，并要求其在一天内即9月19日午夜前全部拆除这些工事。毛泽东于9月19日晨4时半审定此稿时，写出了一段批语：“总理：只限一天，太匆促了，事实上印度方面办不到，也难得到各国和印度人民同情。改为限两天内拆掉如何?或者改为在三天内，即21日午夜。这样可能获得各国和印度人民的同情，更好些。请酌定。毛泽东19日4时半。”遵照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外交部将复照稿的“9月19日午夜”改为“9月22日午夜”，于19日将复照给了印度驻华大使馆。由此可见，毛泽东直到这时，还如建国初期一样是怀着维护和增进中印友谊的心情来对待与处理有关印度事务的。
　　中印边界争端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它留下的各类记录仍是那么鲜明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它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复现着毛泽东及其一班人为中印友谊辛勤工作的身影和国际上不同观点人们的形象。它似一束闪光的石火，映照出我党我国领导人为国操劳和处理国际争端的高超智慧和饱满热情。它还如一册深刻的教科书，告诫那些对中国怀有野心和图谋的人，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和泯灭不应有的妄想。
　　2002年11月27日清晨
　　(题图为毛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尼赫鲁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