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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蒙思想资源质疑
启蒙思潮是确凿无疑的舶来品,那么,由此引发的发生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启蒙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启蒙精神的烙印｡只是中国人在面对外来传统时,总喜欢并且也善于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挖掘相对应的内容,以心安理得地享有占用外来资源,何况以传统文化中之固有精神来唤醒民众施以启蒙又可免去“挟洋自重”之嫌,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
处在非主流文化层面的各种非儒学派诚然给“理”中心论的正统思想提供了补充,不时的碰撞与摩擦也确实带来了思想资源多样化的可能性,这之中以“主情反理”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无疑是最具冲击力的｡说到“精神”和“主义”,总不免觉得是有严密理论体系和学派支撑着的,这一评价标准当然是“西化”的影响｡只是,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精英总是茕茕孑立,他们有独立意识、理性思考乃至人文精神,却只流于零星的思想火花迸溅,不成气候,其目的也不在启蒙民众,更多的是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这与西方精神思想界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方启蒙家总是在诸如“个性解放”、“人文精神”的大纛下有着成熟的思考、体系化的理论、相继承的学派｡因此,硬要说启蒙资源更多地来自传统文化内部的分化与异流,将其纳入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体系,甚至认为“启蒙”由来已久,而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恐怕就略显牵强了｡
启蒙精神开辟的是现代性的生活,其所强调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但是纵观今日中国,启蒙精神的理性光芒并未穿透一切生活领域,或者说是异化了的穿透——对人的极度关注导致了压抑人性的另一极端：即事事以个人为中心,重视个人的一切权利,而使社群价值越来越边缘化,人的肆意要求、无可满足的欲望日益膨胀,否定一切,过分依据个人经验世界,人文精神完全被曲解和庸俗化｡这显然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负价值,因为隶属于启蒙精神的人文关怀在中国是无根的,非但作为启蒙对象的民众,就连以思想精英自居的启蒙者自身,也无从把握启蒙这柄双刃剑,结果在刺破压抑人性、蔑视个人的传统文化僵尸之腐皮的同时,自己也伤痕累累｡因此,有理由认为,以新文化运动发端的中国启蒙运动根本上是一次断裂传统的行动,而绝不是传统资源的“文艺复兴”｡
二“伪理性”
李泽厚批评“五四”有一个“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并认为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恰恰相反,“五四”的最大缺陷不在理性的缺失,而在于理性的极度膨胀,换言之,是一种浪漫化的理性,即对一切现存规则表示质疑,要去推翻,用全新的人本位思考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不是约束人,而是服务于人,这里的“人”,更侧重于个体｡启蒙运动用理性唤醒了中国人身上沉睡的个人意识,或被动或主动地挟卷入这场启蒙潮流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开始重新审视世界,而这个审视的坐标或者说参照系便是个人判断——启蒙者呼唤个人觉醒的意图太强烈太激进,以至于让被启蒙者错以为用个人意识来认识世界便是“理性”｡至此,“理性”就像新文化运动中的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一样,物化为一种标志或武器,无往不胜、无坚不摧,一场反压迫反偶像的“主知化”运动,终因太过急切而走向了狂热｡
这种反对一切的狂热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理性走入歧途的必然性,惟其破除了一切传统遗留,运转了几千年的模式忽然停转下来,中国人从生活到思想都失去了方向和支撑,因为文化的根被这股势不可挡的狂热毫无留恋地截断了；信念的缺席,使得本来作为启蒙工具的“理性”被推上了这一宝座,与其说“五四”启蒙运动是一场“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的运动”,倒不如认为,对新信念即刻确立的迫切寻求导致了理性主义的“浪漫化”和“色彩化”｡霍克海默说：“我们与人类,我们与一般的生物,都像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一样,经历过一次手术,便对痛苦麻木不仁｡”那么,“五四”启蒙运动这场不算小的手术,在割除传统毒瘤(且连良性的也一并割除了)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的神经系统,使其处于麻木或癫狂痴迷状而不自觉,认识到这一点,“文革”这一场反启蒙反人道的运动来得也就顺理成章,人在“文革”中的麻木和迷狂的异化表现也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与根源｡
当启蒙者们嘴里叫着“理性”时,是以宣传为目的的,当被启蒙者也加入这一呐喊的队伍时,宣传便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启蒙的主体和客体实际上在完成一个谎言的共同体,不自觉地歪曲着真理——当某种理论用于指导实践时,会不自觉地随着实践的发生而进行修改,保持独立精神与清醒意识的启蒙者一旦被卷入运动的潮流,便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坚持既定的独立启蒙姿态,那就意味着与自己发起的这场运动划清界限；要么跟随运动的狂热化逐步修改自己的指导思想使之对实践做出合理解释,达到理论的有效性｡而往往,启蒙者深陷后一种矛盾无力自拔,在启蒙运动的狂流席卷中被民众同化,迷失了先知立场,步入了“伪启蒙”的歧途｡
三谁是“上帝”?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撇不清与政治的干系,或者说,乐于与政治周旋｡因此,把“立人”作为启蒙价值预设大概还是值得商榷的；相反,“救国”绝对不是“被抛弃的上帝”｡中国的启蒙家出现伊始便笼罩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对政治革命持有着高昂的热情,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全新的并且强大的国家的出现,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才将“立人”作为手段之一,意在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个人理性,同心同力来立国｡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启发民智、塑造国民性格的重要性,但未能以文化、心理层面上的改造为主,迫切的唤醒,在于革命运动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众被启蒙欺骗了,大众的力量被启蒙家利用了,因为在根本上,民众并没有在思想层面上觉醒,达到“自我启蒙”这一启蒙的真谛状态；但是救国的迫切需要压倒了启蒙的需要,亡国的阴霾遍被华林,国家与个人的存在第一性选择摆到了启蒙者面前,而先行者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救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启蒙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假以时日的,只有保住了大前提,“立人”才成为一种可能性,因此,在我看来,“救亡压倒启蒙”不是对五四精神的偏离,而是在特定环境下、特殊时代中的必然抉择｡
在“理性”被曲解和误读之后,“立人”更成了冰山雪莲,可望而不可即｡中国人性格中狂热、极端、个人主义等国民性中的卑劣面被大大激发出来,对人的解放走向了放纵,理想人格的塑造业已成为明日黄花,“立人”的启蒙预设走入了迷途无法自返,远远脱离了启蒙者的指导和掌控,在这种情形下,最大限度地凝聚大众的“伪启蒙”冲击波,先达到“立国”的目标,国立后而来改造国民劣根性,循序渐进地从容立人,不啻为启蒙者安慰自己的一剂良药,或者说,也是无计可施的最好选择了｡
因此,无论是从启蒙价值预设来看,抑或从启蒙实际结果来看,“救国”始终是启蒙者坚定不移追逐并且最终完成的目标,“立人”却从价值中心逐渐边缘化,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启蒙理想,并且时至今日都没有完成,这是启蒙者身上最痛的伤疤,也是启蒙的失败和悲哀｡“立人”——这个被抛弃的上帝,能否、何时、怎样重新占据启蒙的中心点,作为启蒙群体和被启蒙群体的我们该怎样来共同接续启蒙未竟的目标,是保有知识分子立场的每个人都应认真思索的问题,而现在,是时候了｡
启蒙思潮是确凿无疑的舶来品,那么,由此引发的发生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启蒙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启蒙精神的烙印｡只是中国人在面对外来传统时,总喜欢并且也善于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挖掘相对应的内容,以心安理得地享有占用外来资源,何况以传统文化中之固有精神来唤醒民众施以启蒙又可免去“挟洋自重”之嫌,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
处在非主流文化层面的各种非儒学派诚然给“理”中心论的正统思想提供了补充,不时的碰撞与摩擦也确实带来了思想资源多样化的可能性,这之中以“主情反理”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无疑是最具冲击力的｡说到“精神”和“主义”,总不免觉得是有严密理论体系和学派支撑着的,这一评价标准当然是“西化”的影响｡只是,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精英总是茕茕孑立,他们有独立意识、理性思考乃至人文精神,却只流于零星的思想火花迸溅,不成气候,其目的也不在启蒙民众,更多的是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这与西方精神思想界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方启蒙家总是在诸如“个性解放”、“人文精神”的大纛下有着成熟的思考、体系化的理论、相继承的学派｡因此,硬要说启蒙资源更多地来自传统文化内部的分化与异流,将其纳入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体系,甚至认为“启蒙”由来已久,而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恐怕就略显牵强了｡
启蒙精神开辟的是现代性的生活,其所强调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但是纵观今日中国,启蒙精神的理性光芒并未穿透一切生活领域,或者说是异化了的穿透——对人的极度关注导致了压抑人性的另一极端：即事事以个人为中心,重视个人的一切权利,而使社群价值越来越边缘化,人的肆意要求、无可满足的欲望日益膨胀,否定一切,过分依据个人经验世界,人文精神完全被曲解和庸俗化｡这显然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负价值,因为隶属于启蒙精神的人文关怀在中国是无根的,非但作为启蒙对象的民众,就连以思想精英自居的启蒙者自身,也无从把握启蒙这柄双刃剑,结果在刺破压抑人性、蔑视个人的传统文化僵尸之腐皮的同时,自己也伤痕累累｡因此,有理由认为,以新文化运动发端的中国启蒙运动根本上是一次断裂传统的行动,而绝不是传统资源的“文艺复兴”｡
二“伪理性”
李泽厚批评“五四”有一个“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并认为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恰恰相反,“五四”的最大缺陷不在理性的缺失,而在于理性的极度膨胀,换言之,是一种浪漫化的理性,即对一切现存规则表示质疑,要去推翻,用全新的人本位思考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不是约束人,而是服务于人,这里的“人”,更侧重于个体｡启蒙运动用理性唤醒了中国人身上沉睡的个人意识,或被动或主动地挟卷入这场启蒙潮流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开始重新审视世界,而这个审视的坐标或者说参照系便是个人判断——启蒙者呼唤个人觉醒的意图太强烈太激进,以至于让被启蒙者错以为用个人意识来认识世界便是“理性”｡至此,“理性”就像新文化运动中的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一样,物化为一种标志或武器,无往不胜、无坚不摧,一场反压迫反偶像的“主知化”运动,终因太过急切而走向了狂热｡
这种反对一切的狂热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理性走入歧途的必然性,惟其破除了一切传统遗留,运转了几千年的模式忽然停转下来,中国人从生活到思想都失去了方向和支撑,因为文化的根被这股势不可挡的狂热毫无留恋地截断了；信念的缺席,使得本来作为启蒙工具的“理性”被推上了这一宝座,与其说“五四”启蒙运动是一场“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的运动”,倒不如认为,对新信念即刻确立的迫切寻求导致了理性主义的“浪漫化”和“色彩化”｡霍克海默说：“我们与人类,我们与一般的生物,都像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一样,经历过一次手术,便对痛苦麻木不仁｡”那么,“五四”启蒙运动这场不算小的手术,在割除传统毒瘤(且连良性的也一并割除了)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的神经系统,使其处于麻木或癫狂痴迷状而不自觉,认识到这一点,“文革”这一场反启蒙反人道的运动来得也就顺理成章,人在“文革”中的麻木和迷狂的异化表现也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与根源｡
当启蒙者们嘴里叫着“理性”时,是以宣传为目的的,当被启蒙者也加入这一呐喊的队伍时,宣传便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启蒙的主体和客体实际上在完成一个谎言的共同体,不自觉地歪曲着真理——当某种理论用于指导实践时,会不自觉地随着实践的发生而进行修改,保持独立精神与清醒意识的启蒙者一旦被卷入运动的潮流,便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坚持既定的独立启蒙姿态,那就意味着与自己发起的这场运动划清界限；要么跟随运动的狂热化逐步修改自己的指导思想使之对实践做出合理解释,达到理论的有效性｡而往往,启蒙者深陷后一种矛盾无力自拔,在启蒙运动的狂流席卷中被民众同化,迷失了先知立场,步入了“伪启蒙”的歧途｡
三谁是“上帝”?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撇不清与政治的干系,或者说,乐于与政治周旋｡因此,把“立人”作为启蒙价值预设大概还是值得商榷的；相反,“救国”绝对不是“被抛弃的上帝”｡中国的启蒙家出现伊始便笼罩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对政治革命持有着高昂的热情,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全新的并且强大的国家的出现,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才将“立人”作为手段之一,意在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个人理性,同心同力来立国｡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启发民智、塑造国民性格的重要性,但未能以文化、心理层面上的改造为主,迫切的唤醒,在于革命运动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众被启蒙欺骗了,大众的力量被启蒙家利用了,因为在根本上,民众并没有在思想层面上觉醒,达到“自我启蒙”这一启蒙的真谛状态；但是救国的迫切需要压倒了启蒙的需要,亡国的阴霾遍被华林,国家与个人的存在第一性选择摆到了启蒙者面前,而先行者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救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启蒙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假以时日的,只有保住了大前提,“立人”才成为一种可能性,因此,在我看来,“救亡压倒启蒙”不是对五四精神的偏离,而是在特定环境下、特殊时代中的必然抉择｡
在“理性”被曲解和误读之后,“立人”更成了冰山雪莲,可望而不可即｡中国人性格中狂热、极端、个人主义等国民性中的卑劣面被大大激发出来,对人的解放走向了放纵,理想人格的塑造业已成为明日黄花,“立人”的启蒙预设走入了迷途无法自返,远远脱离了启蒙者的指导和掌控,在这种情形下,最大限度地凝聚大众的“伪启蒙”冲击波,先达到“立国”的目标,国立后而来改造国民劣根性,循序渐进地从容立人,不啻为启蒙者安慰自己的一剂良药,或者说,也是无计可施的最好选择了｡
因此,无论是从启蒙价值预设来看,抑或从启蒙实际结果来看,“救国”始终是启蒙者坚定不移追逐并且最终完成的目标,“立人”却从价值中心逐渐边缘化,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启蒙理想,并且时至今日都没有完成,这是启蒙者身上最痛的伤疤,也是启蒙的失败和悲哀｡“立人”——这个被抛弃的上帝,能否、何时、怎样重新占据启蒙的中心点,作为启蒙群体和被启蒙群体的我们该怎样来共同接续启蒙未竟的目标,是保有知识分子立场的每个人都应认真思索的问题,而现在,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