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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国力逐步增强，尤其是经济实力，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打造到家文化形象。程老师您作为当今书画界重要代表人物，又是从事过30多年美术编辑工作的知名学者，想请您就国家文化形象与中国书画这一话题谈谈您的看法。
程：国家文化形象与中国书画，这个话题太大。我们把话题缩小，谈谈中国书画的文化身份，以确立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我认为应该把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上升到文化立场的高度，因为文化认同感是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在当下，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应成为中国书画家的自觉意识。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画的审美标准关系到中国画的未来，如何重新确立当今中国画的审美标准和续接文脉的发展，将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中国书画重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才可能有好的笔墨。贡布里希《艺术与人文科学》里的观点尚概括不了中国书画的特殊性。中国书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衍生物，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表征，是非常中国化的东西，但我相信西方人能理解，能感受到中国笔墨中的最微妙的那一部分。最微妙的那部分就是笔墨文化，是不见于一般造型规律的东西，而笔墨文化所蕴涵的精神才是中国书画的正脉。
翁：您提出笔墨文化这一概念，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近几年来，您在国家画院讲课，包括您的文章，重要的中心意旨就是在阐述和研究笔墨文化，我认为这一概念是整理和梳理了前人笔墨实践和书画理论所得出来的。
程：笔墨文化的所有道理都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对笔墨的敏感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文人更把笔墨之法推向了理性的高度。《周易》的“易”是变，《易经》最早阐发了艺术的辩证关系。刘勰以“易理”为框架，建构出洋洋大观的体系，生出两仪之说，三才五行之论，验证着“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和人等两极辨证的关系。人们努力寻找一种和谐与平衡，从这点出发，中国艺术的本体规律被总结出来了，这就是笔墨的辩证法。“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这是宗炳的话，太虚就是我们说的道，道即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人和自然，人和自身，人和社会，这三种关系的核心就是道。中国艺术最重这个道字，这确实把问题说得很高又非常明白。中国哲学似乎天生就是为艺术而设计的哲学，中国哲学似乎不是用来发展科学的，而是成就艺术的。
中国的笔墨文化精神体现着自然规律，注定了它的先进性，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究生态、讲究环保和绿色，关注着人类未来。中国的艺术是从这儿来的，笔墨文化是从这儿派生出来的。既然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心灵要求。它的最高旨趣不是图形，而是心象，是观道之后表现出来的心象。宗炳说要“澄怀观道”，这就提出一个人格的问题，中国的文化是人格的文化，这个格不仅仅是品德，也是文化的格调。在古代，文人对艺术最大的批评是一个“俗”字，在古人看来，一有匠气，人就“俗”，没得医了。当然也有去俗的办法，就是读书。董其昌、黄宾虹等反复谈到这个问题，这是对心灵提出的要求。中国的笔墨文化天生对人格有要求，1500多年前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谈到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唐代张彦远谈到“生死刚正谓之骨”，生死刚正便是人格要求。书法行笔忌尖、忌滑、忌流、忌浮、忌轻、忌薄。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用笔如做人，要实、要厚、要重，要沉、要拙。按历来的评论，拙比巧好，重比轻好，沉比浮好，厚比尖好。宁拙勿巧，巧是小聪明，拙是大智慧。黄宾虹是大智慧，说自己的画50年后方有定评，他预见到了。可染先生说：“三百年来若论笔墨，黄宾虹先生是最优秀的。再过三百年，他的地位会更高。”亚明也说到这个问题，再给他多少多少年，他会做哪些事，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
翁：中国书法是中国的国粹之一，这是世界上独有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最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而书法与国画又是姊妹艺术，素有“书画同源”之说，二者同样是以笔墨作为内在艺术精神表达的载体，我们甚至可以说，研究中国书画就是研究笔墨文化，因此笔墨文化正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就是您为什么始终关注着中国笔墨文化的精神价值。
程：中国书画中的笔墨，与西方的造型艺术不是一回事。中国先贤们认为，宇宙自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人体内也是真气流转，没有间歇。观照笔墨也应该是元气充沛、淋漓而浩荡的。当外部环境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时，元气会产生不稳定的变化，如气虚、烦躁等。反映在笔墨上便破坏了元气的平衡，出现画上常出现“浮气”“躁气”“匠气”等等。所以，养气便成了文人画家的功课。
中国山水画有人格要求，要求人要具备澄明、朗澈的心胸，这样眼里看到的大自然才是干净的和纯粹的。一个清澈的人不会把山画得脏兮兮的，不会把汽车开到山里头去的，因为那样不环保。所有的环保先从心灵开始。认为把汽车开到山里去才是好画，才能表现生活，只能说明肤浅、教条和刻意，这不符合中国艺术最本质的精神。中国笔墨艺术的本质就是三个字，“不刻意”，不刻意就叫自然，唐代文人认为，这是禅意。禅极自然，喝茶、洗碗、扫地都是禅，一颗平常心就是禅，王维、苏东坡、董其昌皆同禅，皆是大家。自然是大道，大道才是宇宙的本质，这也是笔墨文化的规律。
翁：刚才您提到“古典哲学成为笔墨文化的背景”，那么笔墨文化应该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一致的。
程：笔墨文化自身规律是天人合一，是道的一致性，人和画的一致性。“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是笔墨文化的规律；大器晚成是笔墨文化的规律；当然，“顿悟”也不一定是老人的专利。但是“顿悟”就象一幢建筑的总开关，所有线路都联通了，所有灯都装好了，你去找那个总开关，找到了，灯火通明，就是“顿悟”。线没接好，灯没装上，怎么能“顿悟”呢?画如其人，书如其人是笔墨文化规律的体现。涵养心胸是很重要的事，养气、养人，从而养笔墨、成就作品，这就是笔墨规律。它不为形役，很超脱，它追求心象的东西，讲求气韵。气韵是什么?是生命状态，每个字每一笔画都有灵魂在，看你的字能感受到你的体温，不是冰冷的毫无生命的东西。苏东坡说：“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笔和墨，是有言外之意的，书法和绘画都是如此。
翁：说到诗歌的“言外之意”，中国画也是非常讲究“言外之意”，历来中国文人都讲求诗画相通，诗画相通其实就是思想情感和人文精神的相通。
程：诗性是对画家本人的才华和才学的检测，是书卷气息和对中国画深层的理解，甚至有人品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中国画绝不能就事论事，绝不能看图识字，绝不能作为生活的图注。中国山水画曾经是
程：国家文化形象与中国书画，这个话题太大。我们把话题缩小，谈谈中国书画的文化身份，以确立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我认为应该把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上升到文化立场的高度，因为文化认同感是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在当下，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应成为中国书画家的自觉意识。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画的审美标准关系到中国画的未来，如何重新确立当今中国画的审美标准和续接文脉的发展，将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中国书画重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才可能有好的笔墨。贡布里希《艺术与人文科学》里的观点尚概括不了中国书画的特殊性。中国书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衍生物，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表征，是非常中国化的东西，但我相信西方人能理解，能感受到中国笔墨中的最微妙的那一部分。最微妙的那部分就是笔墨文化，是不见于一般造型规律的东西，而笔墨文化所蕴涵的精神才是中国书画的正脉。
翁：您提出笔墨文化这一概念，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近几年来，您在国家画院讲课，包括您的文章，重要的中心意旨就是在阐述和研究笔墨文化，我认为这一概念是整理和梳理了前人笔墨实践和书画理论所得出来的。
程：笔墨文化的所有道理都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对笔墨的敏感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文人更把笔墨之法推向了理性的高度。《周易》的“易”是变，《易经》最早阐发了艺术的辩证关系。刘勰以“易理”为框架，建构出洋洋大观的体系，生出两仪之说，三才五行之论，验证着“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和人等两极辨证的关系。人们努力寻找一种和谐与平衡，从这点出发，中国艺术的本体规律被总结出来了，这就是笔墨的辩证法。“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这是宗炳的话，太虚就是我们说的道，道即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人和自然，人和自身，人和社会，这三种关系的核心就是道。中国艺术最重这个道字，这确实把问题说得很高又非常明白。中国哲学似乎天生就是为艺术而设计的哲学，中国哲学似乎不是用来发展科学的，而是成就艺术的。
中国的笔墨文化精神体现着自然规律，注定了它的先进性，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究生态、讲究环保和绿色，关注着人类未来。中国的艺术是从这儿来的，笔墨文化是从这儿派生出来的。既然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心灵要求。它的最高旨趣不是图形，而是心象，是观道之后表现出来的心象。宗炳说要“澄怀观道”，这就提出一个人格的问题，中国的文化是人格的文化，这个格不仅仅是品德，也是文化的格调。在古代，文人对艺术最大的批评是一个“俗”字，在古人看来，一有匠气，人就“俗”，没得医了。当然也有去俗的办法，就是读书。董其昌、黄宾虹等反复谈到这个问题，这是对心灵提出的要求。中国的笔墨文化天生对人格有要求，1500多年前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谈到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唐代张彦远谈到“生死刚正谓之骨”，生死刚正便是人格要求。书法行笔忌尖、忌滑、忌流、忌浮、忌轻、忌薄。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用笔如做人，要实、要厚、要重，要沉、要拙。按历来的评论，拙比巧好，重比轻好，沉比浮好，厚比尖好。宁拙勿巧，巧是小聪明，拙是大智慧。黄宾虹是大智慧，说自己的画50年后方有定评，他预见到了。可染先生说：“三百年来若论笔墨，黄宾虹先生是最优秀的。再过三百年，他的地位会更高。”亚明也说到这个问题，再给他多少多少年，他会做哪些事，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
翁：中国书法是中国的国粹之一，这是世界上独有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最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而书法与国画又是姊妹艺术，素有“书画同源”之说，二者同样是以笔墨作为内在艺术精神表达的载体，我们甚至可以说，研究中国书画就是研究笔墨文化，因此笔墨文化正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就是您为什么始终关注着中国笔墨文化的精神价值。
程：中国书画中的笔墨，与西方的造型艺术不是一回事。中国先贤们认为，宇宙自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人体内也是真气流转，没有间歇。观照笔墨也应该是元气充沛、淋漓而浩荡的。当外部环境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时，元气会产生不稳定的变化，如气虚、烦躁等。反映在笔墨上便破坏了元气的平衡，出现画上常出现“浮气”“躁气”“匠气”等等。所以，养气便成了文人画家的功课。
中国山水画有人格要求，要求人要具备澄明、朗澈的心胸，这样眼里看到的大自然才是干净的和纯粹的。一个清澈的人不会把山画得脏兮兮的，不会把汽车开到山里头去的，因为那样不环保。所有的环保先从心灵开始。认为把汽车开到山里去才是好画，才能表现生活，只能说明肤浅、教条和刻意，这不符合中国艺术最本质的精神。中国笔墨艺术的本质就是三个字，“不刻意”，不刻意就叫自然，唐代文人认为，这是禅意。禅极自然，喝茶、洗碗、扫地都是禅，一颗平常心就是禅，王维、苏东坡、董其昌皆同禅，皆是大家。自然是大道，大道才是宇宙的本质，这也是笔墨文化的规律。
翁：刚才您提到“古典哲学成为笔墨文化的背景”，那么笔墨文化应该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一致的。
程：笔墨文化自身规律是天人合一，是道的一致性，人和画的一致性。“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是笔墨文化的规律；大器晚成是笔墨文化的规律；当然，“顿悟”也不一定是老人的专利。但是“顿悟”就象一幢建筑的总开关，所有线路都联通了，所有灯都装好了，你去找那个总开关，找到了，灯火通明，就是“顿悟”。线没接好，灯没装上，怎么能“顿悟”呢?画如其人，书如其人是笔墨文化规律的体现。涵养心胸是很重要的事，养气、养人，从而养笔墨、成就作品，这就是笔墨规律。它不为形役，很超脱，它追求心象的东西，讲求气韵。气韵是什么?是生命状态，每个字每一笔画都有灵魂在，看你的字能感受到你的体温，不是冰冷的毫无生命的东西。苏东坡说：“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笔和墨，是有言外之意的，书法和绘画都是如此。
翁：说到诗歌的“言外之意”，中国画也是非常讲究“言外之意”，历来中国文人都讲求诗画相通，诗画相通其实就是思想情感和人文精神的相通。
程：诗性是对画家本人的才华和才学的检测，是书卷气息和对中国画深层的理解，甚至有人品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中国画绝不能就事论事，绝不能看图识字，绝不能作为生活的图注。中国山水画曾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