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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中国正加速向城市化方向发展。但中国的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有明显的区别。文章分析认: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更多地来源于农业的贡献,农业的发展是中国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的加速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资源利用效率是中国城市的内驱力;政府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暴发力;产业结构的转换是城市化的后续力量来源。
【关键词】城市化 动力机制 工业化 内驱力
【中图分类号】J9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585(2011)06-00-02
城市化是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进行变迁的动态过程,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当前世界各国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或正在经历城市化过程,城市化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可以对城市化过程中速度、质量、可持续性进行较好的把握,使城市化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发展。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指促使城市化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及其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进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动力机制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因此,在研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可能要涉及多科学多领域的问题。城市化动力包括产业结构转换力、科技进步推动力、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作用力、制度与政策调控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周一星,2002)。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除了受制于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外,还要受到体制、政策与形势等的影响[1]。对当前的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反求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不是简单地罗列中国城市化动力因素,而是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中国城市化作用的机理过程。本文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更在乎其过程研究。
1 农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
马克思认为城市化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指出:“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使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3]
社会分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城市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使城市化成为可能。还有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解放了农业劳动力(人口),为城市化的人口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新的产业--工商业和手工业,使用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需要转移一部分劳动力从事这些产业工作,在资源和产业集聚的情况下,于是产生了早期城市的雏形。
中国许多城市的成长与社会分工和农业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城市的发展都是依赖于农业的,几十年的农业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2 工业化的推动了城市化
工业化强调的是要素的聚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金、资源、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原本在有限空间上的是分散的,工业化则要求在效益的原则下将其组合起来,从而推动城市(镇)的形成和发展[4]。从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来看,18-19世纪的英国工业化过程促成了英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也说明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而对于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工业对于城市化的主导地位尤为突出。
一般认为,工业化造就城市化的动力机理是这样的: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需要的劳动人口减少,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方便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工业化一方面对农业人口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还需要吸收大量的城市人口作为工业劳动者。从比较利益来看,劳动者的从事工业的活动的收入比从事农业活动的收入增加较多,从个人劳动的比较利益来看,从事工业劳动个人获得的价值更大。
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完善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机制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改革开放来的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充分说明了工业化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
3 资源利用效率的比较利益的驱动
城市化也是资源利用效率的选择问题,资源的价格取决于其利用的效率,资源要素的流动也要实现利益最大化。韦伯认为城市的聚集性能使资源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构成了城市化的基本动力。
社会生产的资源是有限的。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在产业间也有比较利益,农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是一种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特别是劳动力、土地在其他产业有时能产生比农业多的多价值。配第—克拉克法描述了随着经济发展,在比较利益驱动之下,劳动力等生产和要素在二三产业间转移。因此,城市化也是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一方面,资源在农业部门效率不高,本来存在于农业中的资源溢出;另一方面,其他产业资源效率具有明显的优势,造成农业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双重作用下,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必然流向非农业部门。从而为城市化提供的内生动力。
4 政府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暴发力
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中,城市化有三种方式,一是经济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二是政府的规划的结果;三是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的结果。在西方国家由于长期市场经济体制作用,大部分城市发展都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中国自然过程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从历史上来看,我国长期处在封建集权统治状态,国家是一切的主宰,加之自然经济状态,市场经济不发达,难以自发形成城市。在建国初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城市也在国家的规划之中,“三线”城市建设时间,为适应工业化和军事化的需要,许多“三线”城市被规划成立,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此外,政府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产业分工均起到主导作用。
由于政府规划城市,城市可以快速成长,但城市波动大,协调性较差,产业单一,不利于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大规模城市建设也再次呈现出政府对城市发展的暴发力的增长
5 产业结构的转换是城市化的后续力量来源
农业生产力提高给城市化提供最初的源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一旦城市形成,原有的源动力只是在城市化中的基础作用,工业化为城市化进行加固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也受到其自身的约束,单纯的工业化对一个城市而言也有边界问题,这往往制约城市化的后续发展问题。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城市病1”就是因此,城市化要深入发展还要有持续的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后续动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后期即城市化率70%以后的城市化的力量来源主要是第三产业[5]。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进而推动城市化深化。信息化一方面造就了新的产业;另一方面使原有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城市化有加深作用。
由于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在城市化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变量的特色,它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始终。随着产业向城市集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频率和产业类别也快速变化,从而推动城市进一步演化。
6 结语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的动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经济的因素、制度因素随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有不同动力因素,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有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加速、制度的变迁、政府的规划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是城市化动力来源。但总的来看城市化动力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多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在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动力要素发挥的作用有明显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刘中起,吴娟．城市化进程分析与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反思——兼论中国城市化问题[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2.
[2]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第1961版.人民出版社.1961．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第1956版.人民出版社.1956．
[4] 高云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3.
[5] 宋金平,李香芹.美国的城市化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问题.2006,1.
【关键词】城市化 动力机制 工业化 内驱力
【中图分类号】J9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585(2011)06-00-02
城市化是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进行变迁的动态过程,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当前世界各国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或正在经历城市化过程,城市化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可以对城市化过程中速度、质量、可持续性进行较好的把握,使城市化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发展。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指促使城市化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及其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进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动力机制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因此,在研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可能要涉及多科学多领域的问题。城市化动力包括产业结构转换力、科技进步推动力、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作用力、制度与政策调控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周一星,2002)。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除了受制于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外,还要受到体制、政策与形势等的影响[1]。对当前的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反求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不是简单地罗列中国城市化动力因素,而是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中国城市化作用的机理过程。本文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更在乎其过程研究。
1 农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
马克思认为城市化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指出:“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使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3]
社会分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城市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使城市化成为可能。还有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解放了农业劳动力(人口),为城市化的人口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新的产业--工商业和手工业,使用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需要转移一部分劳动力从事这些产业工作,在资源和产业集聚的情况下,于是产生了早期城市的雏形。
中国许多城市的成长与社会分工和农业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城市的发展都是依赖于农业的,几十年的农业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2 工业化的推动了城市化
工业化强调的是要素的聚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金、资源、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原本在有限空间上的是分散的,工业化则要求在效益的原则下将其组合起来,从而推动城市(镇)的形成和发展[4]。从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来看,18-19世纪的英国工业化过程促成了英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也说明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而对于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工业对于城市化的主导地位尤为突出。
一般认为,工业化造就城市化的动力机理是这样的: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需要的劳动人口减少,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方便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工业化一方面对农业人口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还需要吸收大量的城市人口作为工业劳动者。从比较利益来看,劳动者的从事工业的活动的收入比从事农业活动的收入增加较多,从个人劳动的比较利益来看,从事工业劳动个人获得的价值更大。
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完善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机制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改革开放来的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充分说明了工业化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
3 资源利用效率的比较利益的驱动
城市化也是资源利用效率的选择问题,资源的价格取决于其利用的效率,资源要素的流动也要实现利益最大化。韦伯认为城市的聚集性能使资源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构成了城市化的基本动力。
社会生产的资源是有限的。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在产业间也有比较利益,农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是一种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特别是劳动力、土地在其他产业有时能产生比农业多的多价值。配第—克拉克法描述了随着经济发展,在比较利益驱动之下,劳动力等生产和要素在二三产业间转移。因此,城市化也是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一方面,资源在农业部门效率不高,本来存在于农业中的资源溢出;另一方面,其他产业资源效率具有明显的优势,造成农业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双重作用下,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必然流向非农业部门。从而为城市化提供的内生动力。
4 政府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暴发力
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中,城市化有三种方式,一是经济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二是政府的规划的结果;三是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的结果。在西方国家由于长期市场经济体制作用,大部分城市发展都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中国自然过程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从历史上来看,我国长期处在封建集权统治状态,国家是一切的主宰,加之自然经济状态,市场经济不发达,难以自发形成城市。在建国初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城市也在国家的规划之中,“三线”城市建设时间,为适应工业化和军事化的需要,许多“三线”城市被规划成立,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此外,政府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产业分工均起到主导作用。
由于政府规划城市,城市可以快速成长,但城市波动大,协调性较差,产业单一,不利于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大规模城市建设也再次呈现出政府对城市发展的暴发力的增长
5 产业结构的转换是城市化的后续力量来源
农业生产力提高给城市化提供最初的源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一旦城市形成,原有的源动力只是在城市化中的基础作用,工业化为城市化进行加固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也受到其自身的约束,单纯的工业化对一个城市而言也有边界问题,这往往制约城市化的后续发展问题。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城市病1”就是因此,城市化要深入发展还要有持续的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后续动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后期即城市化率70%以后的城市化的力量来源主要是第三产业[5]。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进而推动城市化深化。信息化一方面造就了新的产业;另一方面使原有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城市化有加深作用。
由于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在城市化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变量的特色,它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始终。随着产业向城市集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频率和产业类别也快速变化,从而推动城市进一步演化。
6 结语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的动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经济的因素、制度因素随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有不同动力因素,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有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加速、制度的变迁、政府的规划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是城市化动力来源。但总的来看城市化动力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多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在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动力要素发挥的作用有明显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刘中起,吴娟．城市化进程分析与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反思——兼论中国城市化问题[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2.
[2]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第1961版.人民出版社.1961．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第1956版.人民出版社.1956．
[4] 高云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3.
[5] 宋金平,李香芹.美国的城市化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问题.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