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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失业”的开端：1998年—2000年
杨爱兰和姐姐杨爱梅从凌晨5点就出来摆摊卖水饺。此前她是一家国有工艺品厂的车间职工，丈夫张友进是厂办主任。这是1998年，“下岗”一词还没有流行，工厂给出的说法叫“停薪留职”。
当时女儿刚考上高中，儿子在读初中，光是教育就是一笔不菲支出。張友进决定跟同事一起把工厂原先的工艺品生意接过手来做，而杨爱兰则把大姐叫上，一起上街摆摊卖水饺。杨爱兰的水饺摊不温不火，张友进的工艺品生意也没有起色。生活第一次向这个家庭展露了难色。
两年后，杨爱兰16岁的女儿张雪莉开始上寄宿高中，周末才回家。她回家后总喜欢打开电视机看个够。电视里庆祝澳门回归的活动轮番上演，迈入新千年的跨年庆典也在24小时直播……媒体以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制造出和谐欢乐的气氛。
在学校课堂，政治课老师则让她了解社会的另一种真实：中国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决议、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务院开征利息税……国家关于国企改制的政策已经悄悄改变了她父母以及她这个家庭的命运。
张雪莉不是没有感受到家里的变化。爸爸跟同事们聚在一起喝个小酒打个牌的日子不见了，妈妈从厂里带回来过年过节发的油盐酱醋不见了，一家人在节假日逛个公园下个馆子的日子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当工厂宣布“停薪留职”那一刻，“以厂为家”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每家每户都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上，开始各自奔前程。大家为了讨个好生活，使出浑身解数。
门路和生计：2001年—2004年
2001年7月，张友进准备开一家洗车行，夫妻俩齐上阵。张雪莉看到父母亲洗车的样子，忍不住一阵鼻酸。2002年7月，一台洗车设备失窃了，店也没法继续开下去。这时，原先厂里的一位车间主任下岗后，干起了纺织刺绣工艺品的进出口生意，需大量车间女工。杨爱兰通过应征，开始了她的纺织女工生活。
这一年，杨爱兰一家最大的事情是女儿张雪莉考上了大学，这是张家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张友进再次寻找新的门路。张友进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煤矿碳厂、水泥砂石化肥厂林立，生产出来的原材料多数销往其他城市，货物运输环节鱼龙混杂，只要能跟这些工厂打点好关系，他们就会优先把货物运输的活儿交给你。张友进认识了当地其中几家大型碳厂和水泥厂的老板。他第一个活儿是把2吨水泥从当地水泥厂运输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工地上。除去雇佣货车和司机的费用，这一趟小赚了一笔。张友进看到了希望。他给这几位相熟的厂长老板送礼请客，把“财神爷”供奉好以后，心开始大了起来：既然手中有了货源，干脆自己买个货车。家里存款还有五六万块钱，买辆承载量2吨的货车需要8万块钱，张友进向银行贷款2万元，买了一辆货车。
2004年，工艺品厂正式宣告破产。工人们五六年被欠的工资上哪里去要？断缴的社保怎么处理？这些关系职工利益的问题被一一提了出来。杨爱兰被原先厂里的几个姐妹拉上，隔三岔五跑到区政府门口“上访”。
这些职工从来没有下岗的思想准备和再就业的能力，当国家决定解除与这些工人的“终身劳动契约”的时候，却没有为这些“弃儿”准备好足够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多数工人都像杨爱兰和张友进一样，默默忍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也有部分失业工人彻底绝望，有了过激举动。
最终法院介入了工厂破产的相关事宜，给职工补缴了从1998年到2004年间的社保工资。
国事家事：2006年—2009年
经过两三年的摸爬滚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张友进的货运生意顽强生存下来；杨爱兰依旧当着“纺织女工”；儿子张路康因为学习成绩差，早早踏上社会给别人打工；张雪莉则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在即将读研的那个暑假里，张雪莉一直当家教，赚了6000块钱——这是杨爱兰将近半年的工资。
2008年，正当人们欢天喜地期盼着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时，一场“5·12”汶川大地震却给全国人民一个措手不及。张雪莉学的是传媒，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报社实习，做专题跑采访。她将“汶川地震时期中外媒体报道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
千里之外，杨爱兰一家已经走出下岗的阴影。尤其是张友进的生意，经过过去几年的曲折，如今几乎是顺风顺水。
可是，杨爱兰怎么也没想到，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她。张友进每天早上起床后咳嗽不止，最后咳出血来。他常年抽烟，特别是前几年生意不顺利的时候。他做的生意多是拉煤拉碳，经常要与粉尘相接触。加之，张友进所在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污染比其他城市要严重得多，癌症发病率已经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当医生把“肺部恶性肿瘤”的确诊报告单递给张友进时，杨爱兰感到天旋地转。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2010年—2012年
那年寒假，张雪莉打开家门那一刻，一下子怔住了。
张友进蜷缩在沙发一角，面无血色，体重骤减，仿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张雪莉眼泪一下子奔泻而出——为了让女儿安心找工作，杨爱兰一直都没有将张友进患癌症的消息告诉她。
张友进患病之后，让儿子张路康接了班。这一年，张路康刚满20岁。此前他只是一个玩心十足的男孩，父亲的重担这样毫无准备地压向了他。
杨爱兰不得不把工作辞了，在家照顾丈夫。张友进最后一次进了医院。张雪莉接到母亲电话时，正在北京出差。父亲患病后，她就放弃了回上海找工作的打算，在离家不远的省城济南找了一份工作。在医院料理后事之后，母子三人坐在地上抱在一起，悲伤泪水成河。
张友进走后的第三年，55岁的杨爱兰正式退休。张路康继续忙活父亲留下来的生意，24岁的他已然像父亲一样成熟老练、精于世故。
张友进离世不久，张雪莉提交了离职申请，回到上海。她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学习，读到吴晓波《激荡三十年》，里面讲述国企改制带来的大量工人下岗，引发她无限唏嘘。父母的这段经历让张雪莉心里一直怀揣着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没有国企改制，没有下岗分流，父母的人生又会怎样？张雪莉不停翻阅关于那些年的改革的文章、书籍，试图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也试图给父母那段岁月找到一种解释。
张雪莉有一次看到《吴敬琏传》里提到吴敬琏曾经提议从国有资产中拿出2万亿来补偿那些失业人群的社会保险账户，然而最终却有人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以反对，方案宣告流产。吴敬琏后来评论说，“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张雪莉看到这句话时怅然若失。
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2015年至今
张雪莉在上海谈了个南方的男朋友，很快结婚；紧接着，张路康也结婚了并有了儿子。这些新的人陆续进入到杨爱兰的生活中，她努力适应着丈母娘、婆婆、奶奶的角色。她也曾在某些时候想起张友进，一阵恍惚之后，她就明白她跟他这一世的缘分已经结束了。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她送走了自己的丈夫，迎来了自己的女婿、儿媳、孙子。
2017年元旦刚刚过，杨爱兰就开始盼望着春节。因为女儿张雪莉答应她，今年带着老公回山东过年，这将是一双儿女成家后第一次在一起过年。
除夕那天，张路康一大早就开车去火车站接姐姐和姐夫。杨爱兰也早早进驻厨房，给一家人准备年夜饭。
张路康和姐姐姐夫到家开门的声音使这个家热闹起来。杨爱兰干脆把包水饺的“排场”摆在客厅茶几上，张雪莉洗了个手就加入到包水饺的行列；张雪莉的老公也跟着洗了洗手，给丈母娘打下手。
等水饺下锅时，杨爱兰哭笑不得，水饺有的馅撑破了皮，有的则皮多馅少……年夜饭桌上，她把一盘盘饺子端了上来，不忘发牢骚：“还不如不让你们包呢！”张雪莉一边吃着滚烫的饺子，一边打趣：“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妈，我这都是当年跟你学的啊！”酒过三巡的张路康跟姐夫解释：“当年妈上街摆摊卖水饺，一开始这么大，再后来变这么大，到最后只有这么大了.....”他用手比划着一个个越变越小的圆圈，几个人都已经笑作一团。
杨爱兰一怔，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对于她，以前那些日子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她一边往嘴里填个饺子，一边也跟着笑了起来。
杨爱兰和姐姐杨爱梅从凌晨5点就出来摆摊卖水饺。此前她是一家国有工艺品厂的车间职工，丈夫张友进是厂办主任。这是1998年，“下岗”一词还没有流行，工厂给出的说法叫“停薪留职”。
当时女儿刚考上高中，儿子在读初中，光是教育就是一笔不菲支出。張友进决定跟同事一起把工厂原先的工艺品生意接过手来做，而杨爱兰则把大姐叫上，一起上街摆摊卖水饺。杨爱兰的水饺摊不温不火，张友进的工艺品生意也没有起色。生活第一次向这个家庭展露了难色。
两年后，杨爱兰16岁的女儿张雪莉开始上寄宿高中，周末才回家。她回家后总喜欢打开电视机看个够。电视里庆祝澳门回归的活动轮番上演，迈入新千年的跨年庆典也在24小时直播……媒体以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制造出和谐欢乐的气氛。
在学校课堂，政治课老师则让她了解社会的另一种真实：中国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决议、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务院开征利息税……国家关于国企改制的政策已经悄悄改变了她父母以及她这个家庭的命运。
张雪莉不是没有感受到家里的变化。爸爸跟同事们聚在一起喝个小酒打个牌的日子不见了，妈妈从厂里带回来过年过节发的油盐酱醋不见了，一家人在节假日逛个公园下个馆子的日子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当工厂宣布“停薪留职”那一刻，“以厂为家”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每家每户都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上，开始各自奔前程。大家为了讨个好生活，使出浑身解数。
门路和生计：2001年—2004年
2001年7月，张友进准备开一家洗车行，夫妻俩齐上阵。张雪莉看到父母亲洗车的样子，忍不住一阵鼻酸。2002年7月，一台洗车设备失窃了，店也没法继续开下去。这时，原先厂里的一位车间主任下岗后，干起了纺织刺绣工艺品的进出口生意，需大量车间女工。杨爱兰通过应征，开始了她的纺织女工生活。
这一年，杨爱兰一家最大的事情是女儿张雪莉考上了大学，这是张家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张友进再次寻找新的门路。张友进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煤矿碳厂、水泥砂石化肥厂林立，生产出来的原材料多数销往其他城市，货物运输环节鱼龙混杂，只要能跟这些工厂打点好关系，他们就会优先把货物运输的活儿交给你。张友进认识了当地其中几家大型碳厂和水泥厂的老板。他第一个活儿是把2吨水泥从当地水泥厂运输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工地上。除去雇佣货车和司机的费用，这一趟小赚了一笔。张友进看到了希望。他给这几位相熟的厂长老板送礼请客，把“财神爷”供奉好以后，心开始大了起来：既然手中有了货源，干脆自己买个货车。家里存款还有五六万块钱，买辆承载量2吨的货车需要8万块钱，张友进向银行贷款2万元，买了一辆货车。
2004年，工艺品厂正式宣告破产。工人们五六年被欠的工资上哪里去要？断缴的社保怎么处理？这些关系职工利益的问题被一一提了出来。杨爱兰被原先厂里的几个姐妹拉上，隔三岔五跑到区政府门口“上访”。
这些职工从来没有下岗的思想准备和再就业的能力，当国家决定解除与这些工人的“终身劳动契约”的时候，却没有为这些“弃儿”准备好足够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多数工人都像杨爱兰和张友进一样，默默忍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也有部分失业工人彻底绝望，有了过激举动。
最终法院介入了工厂破产的相关事宜，给职工补缴了从1998年到2004年间的社保工资。
国事家事：2006年—2009年
经过两三年的摸爬滚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张友进的货运生意顽强生存下来；杨爱兰依旧当着“纺织女工”；儿子张路康因为学习成绩差，早早踏上社会给别人打工；张雪莉则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在即将读研的那个暑假里，张雪莉一直当家教，赚了6000块钱——这是杨爱兰将近半年的工资。
2008年，正当人们欢天喜地期盼着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时，一场“5·12”汶川大地震却给全国人民一个措手不及。张雪莉学的是传媒，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报社实习，做专题跑采访。她将“汶川地震时期中外媒体报道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
千里之外，杨爱兰一家已经走出下岗的阴影。尤其是张友进的生意，经过过去几年的曲折，如今几乎是顺风顺水。
可是，杨爱兰怎么也没想到，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她。张友进每天早上起床后咳嗽不止，最后咳出血来。他常年抽烟，特别是前几年生意不顺利的时候。他做的生意多是拉煤拉碳，经常要与粉尘相接触。加之，张友进所在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污染比其他城市要严重得多，癌症发病率已经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当医生把“肺部恶性肿瘤”的确诊报告单递给张友进时，杨爱兰感到天旋地转。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2010年—2012年
那年寒假，张雪莉打开家门那一刻，一下子怔住了。
张友进蜷缩在沙发一角，面无血色，体重骤减，仿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张雪莉眼泪一下子奔泻而出——为了让女儿安心找工作，杨爱兰一直都没有将张友进患癌症的消息告诉她。
张友进患病之后，让儿子张路康接了班。这一年，张路康刚满20岁。此前他只是一个玩心十足的男孩，父亲的重担这样毫无准备地压向了他。
杨爱兰不得不把工作辞了，在家照顾丈夫。张友进最后一次进了医院。张雪莉接到母亲电话时，正在北京出差。父亲患病后，她就放弃了回上海找工作的打算，在离家不远的省城济南找了一份工作。在医院料理后事之后，母子三人坐在地上抱在一起，悲伤泪水成河。
张友进走后的第三年，55岁的杨爱兰正式退休。张路康继续忙活父亲留下来的生意，24岁的他已然像父亲一样成熟老练、精于世故。
张友进离世不久，张雪莉提交了离职申请，回到上海。她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学习，读到吴晓波《激荡三十年》，里面讲述国企改制带来的大量工人下岗，引发她无限唏嘘。父母的这段经历让张雪莉心里一直怀揣着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没有国企改制，没有下岗分流，父母的人生又会怎样？张雪莉不停翻阅关于那些年的改革的文章、书籍，试图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也试图给父母那段岁月找到一种解释。
张雪莉有一次看到《吴敬琏传》里提到吴敬琏曾经提议从国有资产中拿出2万亿来补偿那些失业人群的社会保险账户，然而最终却有人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以反对，方案宣告流产。吴敬琏后来评论说，“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张雪莉看到这句话时怅然若失。
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2015年至今
张雪莉在上海谈了个南方的男朋友，很快结婚；紧接着，张路康也结婚了并有了儿子。这些新的人陆续进入到杨爱兰的生活中，她努力适应着丈母娘、婆婆、奶奶的角色。她也曾在某些时候想起张友进，一阵恍惚之后，她就明白她跟他这一世的缘分已经结束了。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她送走了自己的丈夫，迎来了自己的女婿、儿媳、孙子。
2017年元旦刚刚过，杨爱兰就开始盼望着春节。因为女儿张雪莉答应她，今年带着老公回山东过年，这将是一双儿女成家后第一次在一起过年。
除夕那天，张路康一大早就开车去火车站接姐姐和姐夫。杨爱兰也早早进驻厨房，给一家人准备年夜饭。
张路康和姐姐姐夫到家开门的声音使这个家热闹起来。杨爱兰干脆把包水饺的“排场”摆在客厅茶几上，张雪莉洗了个手就加入到包水饺的行列；张雪莉的老公也跟着洗了洗手，给丈母娘打下手。
等水饺下锅时，杨爱兰哭笑不得，水饺有的馅撑破了皮，有的则皮多馅少……年夜饭桌上，她把一盘盘饺子端了上来，不忘发牢骚：“还不如不让你们包呢！”张雪莉一边吃着滚烫的饺子，一边打趣：“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妈，我这都是当年跟你学的啊！”酒过三巡的张路康跟姐夫解释：“当年妈上街摆摊卖水饺，一开始这么大，再后来变这么大，到最后只有这么大了.....”他用手比划着一个个越变越小的圆圈，几个人都已经笑作一团。
杨爱兰一怔，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对于她，以前那些日子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她一边往嘴里填个饺子，一边也跟着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