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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上，苏辛同属词的豪放派，但又具有不同的风格。主要区别是，苏东坡在胸怀上显得广阔，辛稼轩在气力上显得宏大。
以《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它们分别是苏轼、辛弃疾的“怀古”名篇。虽同是豪放一派，但词中所表现出来的苏辛词风不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三句临空飞来，划破历史的时空，用滔滔大江淘洗古中国千百年的英雄人物，实在出人意表，创出了阔大雄浑的艺术境界，读者的思维也仿佛伴着这滚滚东去的江水而放纵奔流，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接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描写古战场的雄壮之景，以势夺人。用“乱”“惊”摹形状态，借“穿”“卷”活化背景，使古战场雄奇豪迈而又富有虎虎生气，一扫“诗庄词媚”的旧习。“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这两句又是一幅对联，并且对得很工整，很有气势，这不能不说是苏词炼字艺术的魅力。所以，这三句写景状物，以苏轼特有的豪放之气荡涤着读者的心胸。苏轼的《赤壁怀古》，在仰慕古英雄的时候，自然带出了自己的失意之情。结句“人生如梦，一樽不酹江月”，看似消极悲观，实质上是借佛、道思想放松自己，安慰自己，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豁达。苏轼是一位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的书生，在遭受“乌台诗案”的坎坷，身贬黄州之后，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他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所以苏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人生如梦”为和平之语，是豪放之中透出的旷达。
北宋苏轼对词体的解放和对词境的开拓，给南宋辛弃疾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天地。辛弃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抗金英雄，维系他一生的就是他的抗金大业，他的词作也大多成为他抒吐爱国之志的载体。《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便是其中著名的一首。辛弃疾从小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以抗金复国为已任，集“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于一身，《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辛弃疾壮志难酬的郁闷之作。结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以廉颇自比，吞吐出身置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气。“凭谁问”三字意即无人问，廉颇虽老，赵王在国家危急时尚能想起他，而在今天，又有谁会理解作者的这颗报国之心呢？此情此境，令人不忍卒读，涌起来的只是作者“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苍凉与悲壮。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里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是很贴切的。
苏轼是文人，辛弃疾是文人+英雄（偏重于英雄气）。文人气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多愁善感和英雄豪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万丈豪情均可入词汇入豪放派的大流里去。苏轼为代表的文人词以诗入词，重诗情画意，辛弃疾为代表的英雄词以文为词，重叙事，喜用典故。苏轼把如画的江山和气字轩昂的英雄叠加在一起，以景衬人，山水壮丽，英雄俊朗。辛弃疾历数了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等诸多英雄好汉的成败旧事，写出了自己对国事的关注和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辛弃疾写词多用典故，这其实是文人词的惯常写法，苏轼也是如此，只不过辛弃疾更突出些罢了。有人因此说辛词的缺点是喜好“掉书袋”了，这是不确当的批评。“怀古”篇中所用典故，意在讲述各路豪杰故事，抒英雄气慨，除末了廉颇一事以外，都是有关镇江的史实，紧扣“京口怀古”这个题目，全然没有炫耀学问的嫌疑，贴切自然。这也是辛词在词体写法的一次突破。
辛弃疾在词的创作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使词章更为丰富多变。如他有意打破词的上下阕界限，《京口北固亭怀古》下笔即是英雄业绩，激发感叹，下阕亦为古人典实，旨在进一步推广意境，上下阕一气以贯之，与《赤壁怀古》不同，苏轼的怀古具体落在下阕，上阕重于写景，上下阕有较为明显的因景生情的章法结构。另外，辛词的散文句法和语言的口语化对后来词人创作也有很大影响。同是豪放词人为什么风格会有差异呢？这是由于不同时代、经历、思想和性格的影响造成的。
苏轼生活在北宋中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他也经受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是个非常达观的文人，几度位重，又几度遭贬，但是洒脱乐观的个性依然一样，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笔力千钧，奔放旷达，雄奇开阔。辛弃疾生活在南宋时期，当时国破家亡，内忧外患。辛弃疾既有词人的气质，又有军人的豪情，他最大的愿望是为朝廷收复失地，因而词中包含他恢复中原的壮志。但他生不逢时，南宋王朝偏安东南，懦弱求和，并未对他委以重任，这就使他的词在豪放之外多了一些沉郁，有壮志难酬之感。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就有了“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的感慨，诗人登高北望，感慨万千，表现了对中原故土的怀念和英雄迟暮、壮志难酬的感叹。
北宋苏轼创立了豪放词派，南宋辛弃疾将它发扬光大，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繁盛的豪放词派，是中国文坛的一大幸事。我们从“怀古”篇中洞窥苏辛词风，对于传播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1]陈景云.论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异同
以《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它们分别是苏轼、辛弃疾的“怀古”名篇。虽同是豪放一派，但词中所表现出来的苏辛词风不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三句临空飞来，划破历史的时空，用滔滔大江淘洗古中国千百年的英雄人物，实在出人意表，创出了阔大雄浑的艺术境界，读者的思维也仿佛伴着这滚滚东去的江水而放纵奔流，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接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描写古战场的雄壮之景，以势夺人。用“乱”“惊”摹形状态，借“穿”“卷”活化背景，使古战场雄奇豪迈而又富有虎虎生气，一扫“诗庄词媚”的旧习。“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这两句又是一幅对联，并且对得很工整，很有气势，这不能不说是苏词炼字艺术的魅力。所以，这三句写景状物，以苏轼特有的豪放之气荡涤着读者的心胸。苏轼的《赤壁怀古》，在仰慕古英雄的时候，自然带出了自己的失意之情。结句“人生如梦，一樽不酹江月”，看似消极悲观，实质上是借佛、道思想放松自己，安慰自己，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豁达。苏轼是一位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的书生，在遭受“乌台诗案”的坎坷，身贬黄州之后，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他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所以苏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人生如梦”为和平之语，是豪放之中透出的旷达。
北宋苏轼对词体的解放和对词境的开拓，给南宋辛弃疾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天地。辛弃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抗金英雄，维系他一生的就是他的抗金大业，他的词作也大多成为他抒吐爱国之志的载体。《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便是其中著名的一首。辛弃疾从小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以抗金复国为已任，集“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于一身，《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辛弃疾壮志难酬的郁闷之作。结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以廉颇自比，吞吐出身置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气。“凭谁问”三字意即无人问，廉颇虽老，赵王在国家危急时尚能想起他，而在今天，又有谁会理解作者的这颗报国之心呢？此情此境，令人不忍卒读，涌起来的只是作者“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苍凉与悲壮。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里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是很贴切的。
苏轼是文人，辛弃疾是文人+英雄（偏重于英雄气）。文人气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多愁善感和英雄豪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万丈豪情均可入词汇入豪放派的大流里去。苏轼为代表的文人词以诗入词，重诗情画意，辛弃疾为代表的英雄词以文为词，重叙事，喜用典故。苏轼把如画的江山和气字轩昂的英雄叠加在一起，以景衬人，山水壮丽，英雄俊朗。辛弃疾历数了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等诸多英雄好汉的成败旧事，写出了自己对国事的关注和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辛弃疾写词多用典故，这其实是文人词的惯常写法，苏轼也是如此，只不过辛弃疾更突出些罢了。有人因此说辛词的缺点是喜好“掉书袋”了，这是不确当的批评。“怀古”篇中所用典故，意在讲述各路豪杰故事，抒英雄气慨，除末了廉颇一事以外，都是有关镇江的史实，紧扣“京口怀古”这个题目，全然没有炫耀学问的嫌疑，贴切自然。这也是辛词在词体写法的一次突破。
辛弃疾在词的创作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使词章更为丰富多变。如他有意打破词的上下阕界限，《京口北固亭怀古》下笔即是英雄业绩，激发感叹，下阕亦为古人典实，旨在进一步推广意境，上下阕一气以贯之，与《赤壁怀古》不同，苏轼的怀古具体落在下阕，上阕重于写景，上下阕有较为明显的因景生情的章法结构。另外，辛词的散文句法和语言的口语化对后来词人创作也有很大影响。同是豪放词人为什么风格会有差异呢？这是由于不同时代、经历、思想和性格的影响造成的。
苏轼生活在北宋中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他也经受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是个非常达观的文人，几度位重，又几度遭贬，但是洒脱乐观的个性依然一样，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笔力千钧，奔放旷达，雄奇开阔。辛弃疾生活在南宋时期，当时国破家亡，内忧外患。辛弃疾既有词人的气质，又有军人的豪情，他最大的愿望是为朝廷收复失地，因而词中包含他恢复中原的壮志。但他生不逢时，南宋王朝偏安东南，懦弱求和，并未对他委以重任，这就使他的词在豪放之外多了一些沉郁，有壮志难酬之感。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就有了“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的感慨，诗人登高北望，感慨万千，表现了对中原故土的怀念和英雄迟暮、壮志难酬的感叹。
北宋苏轼创立了豪放词派，南宋辛弃疾将它发扬光大，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繁盛的豪放词派，是中国文坛的一大幸事。我们从“怀古”篇中洞窥苏辛词风，对于传播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1]陈景云.论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