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扶持与创业投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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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事业成功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验证明:政府扶持在创业投资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只有充分借鉴国外及台湾地区的经验,强化政府的扶持力度,才能取得创业投资事业的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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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流动的差异性影响了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弱化的背景下,其差异性反映出不同的资金回流冲击风险。本文引入永久收入模型,构建基于私人消费和净产出关系的资本流动程度测度框架,并采用Swamy’S随机系数模型和状态向量空间方法动态地分析其差异性。结果表明,本文选取的12个人民币流通国家或地区国际资本流动的时序和地区间差异较大,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和回流冲击的审慎监管政策应充分考虑其差异性。
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不断蔓延标志着世界服务贸易的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本文基于与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安排相对照的视角,对区域服务贸易安排提供的特惠待遇内容及实质展开政治经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内涵着重要的“特惠侵蚀”机制:一是引入“非成员最惠国待遇条款”,二是设立相对自由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实际付诸实施的区域服务贸易“特惠待遇”远不如根据协定文本测算得那么显著。从“服务”的特殊属性出发,本文指出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因素会促使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具有更强的将特惠承诺向区外扩展适用的潜在动力。区域服务
在对能源效率变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长达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DEA方法对区域间的能源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1995—2010年的全国能源效率在弱的“类周期性”波动中总体呈下降趋势,仅有局部阶段的“倒u型”特征,没有在整个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分省看,上海和广东的能效最高,山西和贵州的能效最低。在大区域中,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效率最高,其次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和西部地区。各区域产业沿着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化的方向加速发展,可能是能效下降的直接原因,而低资源价格可能是诱因。
地下经济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下经济的形式、特点也在不断变化,总体而言,地下经济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危害。那么,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地下经济?地下经济的主要形式是什么,有哪些新的发展?地下经济的规模有多大,有哪些危害和多大的危害?如何对地下经济进行有效的整治?这些都是社会公众非常关心、也迫切需要理论界做出回答的问题。因此,对其展开专门、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2012年9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经院”)和西南财经大学承办、四川省财政协会协办的“海峡两岸财税制度与经济发展策略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四川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魏宏、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启源、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薛琦、财经院院长高培勇、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张宗益、四川省财政厅厅长黄锦生等领导以及来自财经院、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四川省财政厅科研所、台湾台北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及房地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年来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本文运用“制度、行为与绩效”(ICP)的研究框架,首先分析了住房问题产生的机制性原因,即住房发展目标偏颇与制度无序导致住房相关主体的行为扭曲,进而导致住房市场的失衡。借鉴国际经验,本文对城镇住房的发展定位、总体制度体系、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等目标模式进行了系统的修正性设计。最后,本文对深化城镇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提出了对策建议。
2012年10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经院”)与韩国产业研究院合作举办的“中韩服务业发展模式的比较与借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财经院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财经院副院长史丹研究员主持,韩国产业研究院河炳基副院长致开幕词。来自财经院、韩国产业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共5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我国今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回顾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又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后,学界对于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曾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和设想,有的强调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保护知识产权,有的强调要制定和完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法律法规,有的强调要完善政策强化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激励机制,有的则强调关键是要深化改革形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经过此后多年的研讨和实践,已逐渐达成共
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倍增”,所谓两个倍增是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倍增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及房地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年来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本文运用“制度、行为与绩效”(ICP)的研究框架,首先分析了住房问题产生的机制性原因,即住房发展目标偏颇与制度无序导致住房相关主体的行为扭曲,进而导致住房市场的失衡。借鉴国际经验,本文对城镇住房的发展定位、总体制度体系、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等目标模式进行了系统的修正性设计。最后,本文对深化城镇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