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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恶搞”文化的兴起及其主要表现方式
1.“恶搞”文化的兴起
对于“恶搞”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已难以细查。一般认为，“恶搞”一词起源于日本，原词“KUSO”意即“粪便”。在“恶搞”者看来，KUSO不是简单的搞恶，而是对偶像和经典情节的颠覆、重构，是通过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事件重新演绎，重新解释或重新安排命运，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因此，“恶搞”有着“夸张”、“解构”、“戏仿”等含义，表面代表一种正儿八经，实则带着浓厚无厘头、恶作剧意味的特殊文化。在中国，大致来看，该文化的生产者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青年一代。
2.“恶搞”文化的表现方式
“恶搞”的对象大都是经典、名著、名人、热点，是大众本已熟知和感兴趣的东西。最常见的“恶搞”恰是针对市场热卖的主流文化产品。正如一个常举的例子，“恶搞”者添小胡子的画笔伸向《蒙娜丽莎》，而不是伸向一幅普通的仕女画。对大家耳熟能详的主流文化产品进行“恶搞”，看客好懂好记好笑，很容易一炮走红。
(1)对传统的“恶搞”
例如，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不仅在国内，还在国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却在肆意“恶搞”。前不久，有中文系教授出了一本新书，在书中称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在此之前，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也被学者们称为“凶图腾”、“丑图腾”，说“龙”的样子太可怕、太霸道，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要推倒、重立。
(2)对经典的“恶搞”
例如，2006年4月，“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被网友“恶搞”，变成《“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在短片中，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潘冬子成了做明星梦、希望走穴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叫潘石屹，潘冬子的母亲一心想参加“非常6+1”，梦中情人是李咏。原电影中的胡汉三成了一个叫老贼的评委，不仅操纵评委，而且也是大赛各种新花样的创造者。
又如，在西部有一家饭店，开国大典的场面，画高约2米，长4米左右，覆盖了整面墙壁。该宣传画的构图、人物与油画《开国大典》几乎一模一样。画面上蓝天广阔，红旗飘扬，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神采奕奕，气度不凡。该宣传画除了颜色与原作有差别外，另一不同之处就是画的右上方加上了几个黑色的大字：“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把严肃的历史和国人纯真的感情庸俗化，让开国大典场面变成一家饭店的广告，让人看后实在无语。
(3)对名著的“恶搞”
例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三国和林黛玉形象的篡改。网上曾流传过一套三国人物画，其中三国人物铁骨铮铮的男性人物全被女性化。据了解，该套插画根据三国游戏中较热门的“三国无双”改编，作者使用漫画手法将曹操、刘备、孙权、关羽等人物画成身形窈窕的女性，而且每张图配有人物名称注释。
(4)对名人的“恶搞”
例如，雷锋曾是多少代人的榜样，直到今天不仅在中国，在日本还曾掀起了学雷锋热。但被“恶搞”后，对雷锋的死因有20种戏谑性的说法，在这些所谓的“创意”中，包括雷锋因为帮人太多劳累过度而死。甚至2006年初，有人提出要拍《雷锋的初恋女友》。雷锋的“初恋女友”就是子虚乌有的事，这包括那位被叫做“女友”的王佩玲和拍出照片的人都明确否认。紧跟着“遭殃”的是董存瑞，这个进入中小学教材、手托炸药包的英雄，这个被绘成英模画像已挂遍全军每个连队的勇士，被怀疑其死因是被炸药包的两面胶粘住了。
(5)对热点的“恶搞”
例如，对热点的“恶搞”莫过于2006年胡戈的“恶搞”《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个以《无极》为原型的“恶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馒头》以当代“圆环套圆环娱乐城”的血案为母题，批评、颠覆、移置和篡改了原作的语义。“恶搞”者在这种智力博弈的过程中，将个性张扬到极致。《馒头》在消解掉《无极》关于爱情、命运、背叛等主题的正面表达后，以一种另类的、外庄内谑的方式表达阐述了一个曲折的差点被误判的案件。
3.对“恶搞”文化的评价
对于“恶搞”文化这种新兴的社会亚文化，笔者认为应该用理性的态度辩证地去评价，看到其两面性：积极性和消极性。
“恶搞”之所以能够火热，与其民间性、草根性是分不开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恶搞”是现实生活的调味剂。一方面，“恶搞”以普通人的话语方式发泄了对主流文化某些方面的不满，甚至背叛和颠覆。另一方面，“恶搞”作品所表现出的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得不令人夸赞。
“恶搞”现象一片火热的背后，我们绝对不能无视“恶搞”文化的隐忧。我们不难看出，大部分“恶搞”者没有历史责任意识，“恶搞”只不过是其逗乐的浅薄之举，甚至无度地挑衅民族道德的底线。在“恶搞”者的摆布之下，标准的权威性动摇了，道德的严肃性模糊了，美好和正义也变得扑朔迷离。长此以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地位或许会遭受危机。
二、“恶搞”文化与基础教育
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流变同样也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
在当今社会，“恶搞”文化虽不是主流文化，但对主流文化有很强的冲击力。作为亚文化之一，“恶搞”文化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视。在基础教育中，如果忽视“恶搞”文化，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1.“恶搞”文化对基础教育的积极影响
作为一种当代流行的亚文化，“恶搞”文化对教育亦有其积极的一面。“恶搞”是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一种解构、颠覆，是用一种更大众化、更通俗化、更能为广大受众所津津乐道的表达方式，反映、阐述和谐社会建设所宣扬的主题。它以搞笑的方式揭露了社会中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这同传统思想教育体系中逢黑必批、逢假必斥的表达方式截然相反。其实，鲁迅的《故事新编》在当时也是对旧的社会制度、文化体制的一种典型“恶搞”，在被大家接受后，反而会产生思想上、精神上的共鸣，继而改变了我们的很多思维方式。因此，“恶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带给学生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勇于挑战权威、挑战旧思想，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恶搞”思维也让学生学会用现代思维方式去挖掘传统文化当中新的要素，从而以新的视角去解读传统、解读经典。
2.“恶搞”文化对基础教育的消极影响
“恶搞”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教育的不足，看到了批判性思维方式的长久缺失。但“恶搞”本身并没有解决这些不足，其批判仅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层次地进行挖掘。相比较而言，“恶搞”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大于其积极影响，其消极面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恶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造成学生思想价值观的混乱。针对名人和经典著作的“恶搞”作品弱化了榜样的力量和经典著作的感召力，使得学生的精神无所依从。总之，“恶搞”文化导致学生失去了精神支柱，“剥夺”了学生的精神追求，使学生陷入迷茫的状态中，极易误入歧途。
例如，2006年11月17日的《茂名晚报》报道：特级语文教师黄玉峰主讲的系列片《大诗人李白》正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黄玉峰称，唐代大诗人李白是“混血儿”、好酒好色、有强烈功名欲望、幻想求道成仙……黄玉峰老师还雄心勃勃，他透露，继李白之后，他还将于下月在该栏目“调侃杜甫”，希望通过对唐诗“双子星座”李、杜的全新探讨，引起观众对中国诗歌的兴趣和关注。该教师为了“引起观众对中国诗歌的兴趣和关注”，不惜以“色”、“性”的话题，拖李白下水，看似为中国诗歌作贡献，实则是为了自己成名而不顾民族感情，不顾对学生造成消极的影响。
近来，又有学者说唐僧虚伪、诸葛亮奸诈、岳飞是奸臣秦桧是忠臣、刘备无义关公好色，等等。只要是代表了中华文化历史美好、智慧、勤劳、善良的人和物一概推倒，美的打成丑的，红的说成黑的，词语中甚至极尽辱骂、攻击之能事。现实恍恍惚惚，中心价值迷失，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或者一切都在随意组合，戏拟进一步成了肆意拼凑和狂妄出界，放弃重建，走向一种不知所终的“脱冕”游戏中。
在对红色经典的“恶搞”中，主流价值观正被消解；在对英雄的“恶搞”中，是非善恶感正被模糊；在对无辜民众的“恶搞”中，公民个人权利正遭到侵犯……显然，这不是一种健康自由的娱乐观。而这样的“恶搞”对学生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造成学生思想上的混乱、价值观的颠覆。使学生形成一种错觉：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士值得尊敬，因此没有任何榜样可以遵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讥讽，伟人也不例外。这些不顾基本的民族情感与道德规约的“恶搞”，妨碍了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使民族感情、社会公德成为博人一笑的笑话而已。由于学生的价值观念尚在形成之中，更容易被网上所表达、倡导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道德理念所引导和激化，也更容易遭受不良信息与观念的误导和侵害。一个人如果没有追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尤其是青少年，很难健康成长。这一不良现象应该引起教育界的关注。
3.“恶搞”文化与新课程改革
本次新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体现了时代要求，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人文素养以及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此外，国家课程标准依据各门课程的特点，结合具体内容，旨在加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
然而“恶搞”文化对培养学生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社会责任感，以及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从某个层面上形成破坏作用。对于此次新课程改革而言，“恶搞”文化起到的消极影响远大于其积极面。因此，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仅应加强防范意识，更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才能
达到新课程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三、积极应对“恶搞”文化对教育的影响
“恶搞”，作为一种文化，值得给以必要的尊重，给以必要的生存空间。采用简单的、粗暴的方式对待，不是高明的办法。在对待“恶搞”文化时，首先应有正确的态度，适时加以恰当引导。对于以独特幽默方式的“恶搞”，在不危害民族感情、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对非主旋律作品进行“颠覆”，博人一笑，或者是催人积极向上，我们不但不反对，还可以适当地加以鼓励。“恶搞”文化的积极代表作是2006年在央视和各地方电视台热播的《武林外传》。该剧以纯“恶搞”的方式把各种社会现象、流行观点忽悠了一圈，但每一集中，都会有直接坦率、劝人向上的思想教育的最直接表述。而且“恶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和创造力。
但对于那些“恶搞”经典、混淆是非、使人们难以明荣知辱的行为，应当给以必要的引导和纠正以及科学的管理，甚至加以惩罚。人们对新事物的评价必然是众说纷纭，然而堵不如疏，应该引导其健康地发展下去。在本次新课程改革中，更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学生正确看待“恶搞”文化。
1.政府
“恶搞”文化看似娱乐、颠覆，实则已成为一种营销手段和生产方式，抑或是成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商业资本主宰的语境中，它们立即成了机构牟利的工具，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措施，对“恶搞”文化应当加以必要的监督和管理，使“恶搞”文化处于可控状态之中，尤其是对于学生经常出入的场合和观看的电视节目进行严加监管。此外，政府还应扩大宣传力度，从思想上给以正确的引导。虽在新课程的目标和标准上要求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审美情趣，但是太笼统，应该从政府职能管理层面上明确如何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2.大众传媒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学生也不例外。因此，大众传媒应对学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传播文化时要注意取舍，尤其是学生经常关注的网站和电视节目。大众传媒应从宣传角度方面正确引导学生，帮助教育部门顺利实现新课程改革的目标。
3.教师
新课程改革要求对教师进行培训，使教师能正确把握新课程改革的精髓。教师应确切理解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对名人的正确认识，从而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首先，教师可以通过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行为向学生展示，如对一些“恶搞”文化的拒绝。第二，通过对经典著作和伟人的英勇事迹的讲述，使学生明白传统的重要性，尊重历史、尊重他人。第三，通过对一些典型“恶搞”事件的分析，从反面让学生明白“恶搞”的社会危害性，从而抵制“恶搞”所带来的消解作用。
4.学生
一般而言，成人已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有自己坚定的立场。而处于精神成长时期的青少年，缺乏判断能力，容易受到不健康思想的毒害，并具有很强的叛逆性。基于青少年的这些特点，对经典、传统、名人的“恶搞”就很容易吸引他们的眼球。所以，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时，新课程改革必须让学生首先学会如何用选择性的眼光去判断，学会尊重他人、尊敬传统。学生可以通过阅读经典著作，阅读名人的传记，增加对传统、对经典和对名人的了解，而不受“恶搞”的摆布。
四、结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曾说：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是一种文化病象。
在“恶搞”文化充斥的社会环境中，学生也不可避免深受其害。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我们不应该留给青少年一个价值观混乱、精神支柱坍塌的世界。希望通过此次新课程改革，对“恶搞”文化进行必要的疏导和管制，还给学生一个积极向上的具有榜样力量的世界。
1.“恶搞”文化的兴起
对于“恶搞”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已难以细查。一般认为，“恶搞”一词起源于日本，原词“KUSO”意即“粪便”。在“恶搞”者看来，KUSO不是简单的搞恶，而是对偶像和经典情节的颠覆、重构，是通过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事件重新演绎，重新解释或重新安排命运，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因此，“恶搞”有着“夸张”、“解构”、“戏仿”等含义，表面代表一种正儿八经，实则带着浓厚无厘头、恶作剧意味的特殊文化。在中国，大致来看，该文化的生产者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青年一代。
2.“恶搞”文化的表现方式
“恶搞”的对象大都是经典、名著、名人、热点，是大众本已熟知和感兴趣的东西。最常见的“恶搞”恰是针对市场热卖的主流文化产品。正如一个常举的例子，“恶搞”者添小胡子的画笔伸向《蒙娜丽莎》，而不是伸向一幅普通的仕女画。对大家耳熟能详的主流文化产品进行“恶搞”，看客好懂好记好笑，很容易一炮走红。
(1)对传统的“恶搞”
例如，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不仅在国内，还在国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却在肆意“恶搞”。前不久，有中文系教授出了一本新书，在书中称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在此之前，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也被学者们称为“凶图腾”、“丑图腾”，说“龙”的样子太可怕、太霸道，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要推倒、重立。
(2)对经典的“恶搞”
例如，2006年4月，“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被网友“恶搞”，变成《“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在短片中，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潘冬子成了做明星梦、希望走穴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叫潘石屹，潘冬子的母亲一心想参加“非常6+1”，梦中情人是李咏。原电影中的胡汉三成了一个叫老贼的评委，不仅操纵评委，而且也是大赛各种新花样的创造者。
又如，在西部有一家饭店，开国大典的场面，画高约2米，长4米左右，覆盖了整面墙壁。该宣传画的构图、人物与油画《开国大典》几乎一模一样。画面上蓝天广阔，红旗飘扬，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神采奕奕，气度不凡。该宣传画除了颜色与原作有差别外，另一不同之处就是画的右上方加上了几个黑色的大字：“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把严肃的历史和国人纯真的感情庸俗化，让开国大典场面变成一家饭店的广告，让人看后实在无语。
(3)对名著的“恶搞”
例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三国和林黛玉形象的篡改。网上曾流传过一套三国人物画，其中三国人物铁骨铮铮的男性人物全被女性化。据了解，该套插画根据三国游戏中较热门的“三国无双”改编，作者使用漫画手法将曹操、刘备、孙权、关羽等人物画成身形窈窕的女性，而且每张图配有人物名称注释。
(4)对名人的“恶搞”
例如，雷锋曾是多少代人的榜样，直到今天不仅在中国，在日本还曾掀起了学雷锋热。但被“恶搞”后，对雷锋的死因有20种戏谑性的说法，在这些所谓的“创意”中，包括雷锋因为帮人太多劳累过度而死。甚至2006年初，有人提出要拍《雷锋的初恋女友》。雷锋的“初恋女友”就是子虚乌有的事，这包括那位被叫做“女友”的王佩玲和拍出照片的人都明确否认。紧跟着“遭殃”的是董存瑞，这个进入中小学教材、手托炸药包的英雄，这个被绘成英模画像已挂遍全军每个连队的勇士，被怀疑其死因是被炸药包的两面胶粘住了。
(5)对热点的“恶搞”
例如，对热点的“恶搞”莫过于2006年胡戈的“恶搞”《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个以《无极》为原型的“恶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馒头》以当代“圆环套圆环娱乐城”的血案为母题，批评、颠覆、移置和篡改了原作的语义。“恶搞”者在这种智力博弈的过程中，将个性张扬到极致。《馒头》在消解掉《无极》关于爱情、命运、背叛等主题的正面表达后，以一种另类的、外庄内谑的方式表达阐述了一个曲折的差点被误判的案件。
3.对“恶搞”文化的评价
对于“恶搞”文化这种新兴的社会亚文化，笔者认为应该用理性的态度辩证地去评价，看到其两面性：积极性和消极性。
“恶搞”之所以能够火热，与其民间性、草根性是分不开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恶搞”是现实生活的调味剂。一方面，“恶搞”以普通人的话语方式发泄了对主流文化某些方面的不满，甚至背叛和颠覆。另一方面，“恶搞”作品所表现出的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得不令人夸赞。
“恶搞”现象一片火热的背后，我们绝对不能无视“恶搞”文化的隐忧。我们不难看出，大部分“恶搞”者没有历史责任意识，“恶搞”只不过是其逗乐的浅薄之举，甚至无度地挑衅民族道德的底线。在“恶搞”者的摆布之下，标准的权威性动摇了，道德的严肃性模糊了，美好和正义也变得扑朔迷离。长此以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地位或许会遭受危机。
二、“恶搞”文化与基础教育
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流变同样也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
在当今社会，“恶搞”文化虽不是主流文化，但对主流文化有很强的冲击力。作为亚文化之一，“恶搞”文化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视。在基础教育中，如果忽视“恶搞”文化，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1.“恶搞”文化对基础教育的积极影响
作为一种当代流行的亚文化，“恶搞”文化对教育亦有其积极的一面。“恶搞”是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一种解构、颠覆，是用一种更大众化、更通俗化、更能为广大受众所津津乐道的表达方式，反映、阐述和谐社会建设所宣扬的主题。它以搞笑的方式揭露了社会中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这同传统思想教育体系中逢黑必批、逢假必斥的表达方式截然相反。其实，鲁迅的《故事新编》在当时也是对旧的社会制度、文化体制的一种典型“恶搞”，在被大家接受后，反而会产生思想上、精神上的共鸣，继而改变了我们的很多思维方式。因此，“恶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带给学生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勇于挑战权威、挑战旧思想，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恶搞”思维也让学生学会用现代思维方式去挖掘传统文化当中新的要素，从而以新的视角去解读传统、解读经典。
2.“恶搞”文化对基础教育的消极影响
“恶搞”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教育的不足，看到了批判性思维方式的长久缺失。但“恶搞”本身并没有解决这些不足，其批判仅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层次地进行挖掘。相比较而言，“恶搞”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大于其积极影响，其消极面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恶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造成学生思想价值观的混乱。针对名人和经典著作的“恶搞”作品弱化了榜样的力量和经典著作的感召力，使得学生的精神无所依从。总之，“恶搞”文化导致学生失去了精神支柱，“剥夺”了学生的精神追求，使学生陷入迷茫的状态中，极易误入歧途。
例如，2006年11月17日的《茂名晚报》报道：特级语文教师黄玉峰主讲的系列片《大诗人李白》正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黄玉峰称，唐代大诗人李白是“混血儿”、好酒好色、有强烈功名欲望、幻想求道成仙……黄玉峰老师还雄心勃勃，他透露，继李白之后，他还将于下月在该栏目“调侃杜甫”，希望通过对唐诗“双子星座”李、杜的全新探讨，引起观众对中国诗歌的兴趣和关注。该教师为了“引起观众对中国诗歌的兴趣和关注”，不惜以“色”、“性”的话题，拖李白下水，看似为中国诗歌作贡献，实则是为了自己成名而不顾民族感情，不顾对学生造成消极的影响。
近来，又有学者说唐僧虚伪、诸葛亮奸诈、岳飞是奸臣秦桧是忠臣、刘备无义关公好色，等等。只要是代表了中华文化历史美好、智慧、勤劳、善良的人和物一概推倒，美的打成丑的，红的说成黑的，词语中甚至极尽辱骂、攻击之能事。现实恍恍惚惚，中心价值迷失，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或者一切都在随意组合，戏拟进一步成了肆意拼凑和狂妄出界，放弃重建，走向一种不知所终的“脱冕”游戏中。
在对红色经典的“恶搞”中，主流价值观正被消解；在对英雄的“恶搞”中，是非善恶感正被模糊；在对无辜民众的“恶搞”中，公民个人权利正遭到侵犯……显然，这不是一种健康自由的娱乐观。而这样的“恶搞”对学生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造成学生思想上的混乱、价值观的颠覆。使学生形成一种错觉：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士值得尊敬，因此没有任何榜样可以遵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讥讽，伟人也不例外。这些不顾基本的民族情感与道德规约的“恶搞”，妨碍了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使民族感情、社会公德成为博人一笑的笑话而已。由于学生的价值观念尚在形成之中，更容易被网上所表达、倡导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道德理念所引导和激化，也更容易遭受不良信息与观念的误导和侵害。一个人如果没有追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尤其是青少年，很难健康成长。这一不良现象应该引起教育界的关注。
3.“恶搞”文化与新课程改革
本次新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体现了时代要求，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人文素养以及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此外，国家课程标准依据各门课程的特点，结合具体内容，旨在加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
然而“恶搞”文化对培养学生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社会责任感，以及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从某个层面上形成破坏作用。对于此次新课程改革而言，“恶搞”文化起到的消极影响远大于其积极面。因此，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仅应加强防范意识，更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才能
达到新课程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三、积极应对“恶搞”文化对教育的影响
“恶搞”，作为一种文化，值得给以必要的尊重，给以必要的生存空间。采用简单的、粗暴的方式对待，不是高明的办法。在对待“恶搞”文化时，首先应有正确的态度，适时加以恰当引导。对于以独特幽默方式的“恶搞”，在不危害民族感情、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对非主旋律作品进行“颠覆”，博人一笑，或者是催人积极向上，我们不但不反对，还可以适当地加以鼓励。“恶搞”文化的积极代表作是2006年在央视和各地方电视台热播的《武林外传》。该剧以纯“恶搞”的方式把各种社会现象、流行观点忽悠了一圈，但每一集中，都会有直接坦率、劝人向上的思想教育的最直接表述。而且“恶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和创造力。
但对于那些“恶搞”经典、混淆是非、使人们难以明荣知辱的行为，应当给以必要的引导和纠正以及科学的管理，甚至加以惩罚。人们对新事物的评价必然是众说纷纭，然而堵不如疏，应该引导其健康地发展下去。在本次新课程改革中，更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学生正确看待“恶搞”文化。
1.政府
“恶搞”文化看似娱乐、颠覆，实则已成为一种营销手段和生产方式，抑或是成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商业资本主宰的语境中，它们立即成了机构牟利的工具，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措施，对“恶搞”文化应当加以必要的监督和管理，使“恶搞”文化处于可控状态之中，尤其是对于学生经常出入的场合和观看的电视节目进行严加监管。此外，政府还应扩大宣传力度，从思想上给以正确的引导。虽在新课程的目标和标准上要求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审美情趣，但是太笼统，应该从政府职能管理层面上明确如何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2.大众传媒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学生也不例外。因此，大众传媒应对学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传播文化时要注意取舍，尤其是学生经常关注的网站和电视节目。大众传媒应从宣传角度方面正确引导学生，帮助教育部门顺利实现新课程改革的目标。
3.教师
新课程改革要求对教师进行培训，使教师能正确把握新课程改革的精髓。教师应确切理解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对名人的正确认识，从而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首先，教师可以通过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行为向学生展示，如对一些“恶搞”文化的拒绝。第二，通过对经典著作和伟人的英勇事迹的讲述，使学生明白传统的重要性，尊重历史、尊重他人。第三，通过对一些典型“恶搞”事件的分析，从反面让学生明白“恶搞”的社会危害性，从而抵制“恶搞”所带来的消解作用。
4.学生
一般而言，成人已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有自己坚定的立场。而处于精神成长时期的青少年，缺乏判断能力，容易受到不健康思想的毒害，并具有很强的叛逆性。基于青少年的这些特点，对经典、传统、名人的“恶搞”就很容易吸引他们的眼球。所以，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时，新课程改革必须让学生首先学会如何用选择性的眼光去判断，学会尊重他人、尊敬传统。学生可以通过阅读经典著作，阅读名人的传记，增加对传统、对经典和对名人的了解，而不受“恶搞”的摆布。
四、结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曾说：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是一种文化病象。
在“恶搞”文化充斥的社会环境中，学生也不可避免深受其害。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我们不应该留给青少年一个价值观混乱、精神支柱坍塌的世界。希望通过此次新课程改革，对“恶搞”文化进行必要的疏导和管制，还给学生一个积极向上的具有榜样力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