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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基础在大学，关键在政府。政府要鼓励、支持大学改革和制度创新，而不是助长大学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免费午餐”
年届59岁的袁贵仁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当天，曾多次向温家宝总理发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辞世。
要培养如钱学森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走马上任的袁部长必须如他自己所言：“从教育这个源头抓起。”
“为人正派，廉洁自律。”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建华这样评价袁贵仁。
新部长任命仅三天，人民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专题点击率高达10万次，网友的留言、建议达600多条。
教育是基础的民生工程，“网友对新任教育部部长的关注，反映了民众对教育发展的热切期待，也含有某些不满意的情绪。”著名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说。
中学教师、人学学者、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这四重身份，吸引着人们探究的目光：他将如何展开教育治理思路?
昔日中学教师清楚义务教育病灶
“他对中国的教育非常清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哲学系原系主任周桂钿，对曾经共事多年的袁贵仁评价颇高，“他正派、聪明，做事逻辑清楚、有板有眼。”
对中国教育的“清楚”，从袁贵仁的简历咔，可见一斑：1969年～1978年恢复高考，他在安徽省固镇县中学以及五七大学做“教书先生”；1978年后的20余年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任教，先后担任哲学系副主任、社科处处长、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以及校长，在此期间，还兼任过北京市教委主任；2001年以后的8年间，他进入教育部任副部长，分管招生、财务、党建、纪检等工作。
网友认为，袁贵仁曾任“中学教师”的经历难能可贵。而这位昔日的中学教师，如今的教育部部长，也确实如网友所愿，对中国义务教育的病灶了如指掌。
2007年，在谈及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曾这样概括：“穷国办大教育”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教育投入依然严重不足与教育事业应适当超前发展之间的矛盾，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学校之间的差距大与广大群众期盼教育公平、接受高质量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义务教育发展现状与广大学生家长为子女接受教育的选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必须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发展中逐步解决。
此前一年，袁贵仁在出席《教育家成长丛书》出版座谈会上说，“择校”其实是择教师、择好教师，突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发展高质量的教育。
似曾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要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距，有效解决择校问题、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切实实现教育的起点公平。
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我们可以多用儿把尺子来衡量，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批好的学校，就会多一批好的教师，多一批好的学生。”他说。
曾任校长洞悉高校体制
复旦大学一位熟悉袁贵仁的教授认为，袁贵仁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曾被称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面旗帜之一”，还是中国价值理论和最早在我国开展“人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这位教授认为，袁贵仁对于扶植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袁贵仁曾在很多场合强调，“要创新人文社会科学，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人文社会科学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服务的力度”。
“期待新任部长可以改善综合大学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地位。”这位教授说。
而袁贵仁的哲学家气质，在任职教育部副部长的8年中也有所展现。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为了公开》一书中对这位老领导的评价是：对新闻宣传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他会把自己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的感想与评点，送给新闻办参考；还会赠书给部下，鼓励“多研究些问题，多深入思考些问题”。
周桂钿告诉记者，袁贵仁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就是通过研究、思考破解了很多“老大难”问题。
比如，他曾用4个小时详解教师职称评定标准、程序。“在这之前，他收集了全国多所高校的职称评定方案，取各家所长。”周桂钿告诉本刊记者，方案公布之前，他还召集老教授、中青年教师开座谈会，听取意见。
“以前教师职称评定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程序不公开，标准不具体。”周桂钿说，袁贵仁的方案实施后，做系主任省心不少，能否评上，教师自己对照一下标准就知道了。
早在2000年，袁贵仁就在北师大建立了面向全校师生的科研津贴制度。当年，北师大拿出2700万元，用于提高教师收入。津贴数额与教师的工作量、承担的科研项目量、发表的科研成果论文和获得的科研奖励以及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率直接挂钩。
袁贵仁认为：“有一流的学科带头人，才有一流的学科；有一流的学科，才有高水平的大学。”为此，在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创造优越条件引进三位院士。
前述复旦大学教授称，袁贵仁执掌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理念，值得高校借鉴和推广。
袁贵仁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20余年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思考颇多。他曾撰文倡建现代大学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他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基础在大学，关键在政府。政府要鼓励、支持大学改革和制度创新，而不是助长大学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免费午餐”。
而在进入教育部任职后，袁贵仁的观点更显掷地有声：“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培养创新型人才，实行创新性教育，建设创新型学校。”
新部长面临大考
摆在袁贵仁面前的中国教育，常遭舆论诟病：素质教育难以落实，教育公平欠缺，学术造假案频出，高校腐败屡有曝光。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每有积弊爆发，袁贵仁都会发出声音。
2002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反思刘海洋伤熊事件，不能把全部责任推给大学。他希望“通过此事把素质教育向前推进，使我们的孩子真正成为健康的人”。
在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袁贵仁指出：“考试管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非狠抓不可的时候了。”他强调要切实遏制高校招生中的不正之风，绝不允许搞“考场腐败”。
同一年，他还表态：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既要靠完善学术激励机制，还要靠建立健全学术惩戒机制。为此，要尽早拿出《关于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见》，作为各地各校处罚学术失范的基本依据。
2009年10月，武汉大学腐败案发生后，他在“教育部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视频会”上表示，直属高校教育基建领域反腐倡廉任重道远。
而熊丙奇则认为，依靠教育部部长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并非最佳的教育治理路径。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理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关系，也就是办学体制问题。“教育改革说到底是一个放权赋权、管理平衡的问题。”
2000年袁贵仁提出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既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又要有强有力的大学”，表达了同样的改革思路。
“但政府部门单一主导很难全面反映民意、体现各方利益的博弈，摆脱不了基本利益的纠缠。”熊丙奇估计，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迟迟难以出台的原因之一。
据本刊记者了解，2008年11月，袁贵仁曾率调研组赴湖北，就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了专题调研。今年上半年，他又多次带队赴重庆等省市调研，听取各地教育界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
这部纲要将以怎样的面貌问世，恐怕是袁贵仁走马上任后的一次大考。这位重视调研的新任教育部长会交出怎样的答卷，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年届59岁的袁贵仁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当天，曾多次向温家宝总理发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辞世。
要培养如钱学森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走马上任的袁部长必须如他自己所言：“从教育这个源头抓起。”
“为人正派，廉洁自律。”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建华这样评价袁贵仁。
新部长任命仅三天，人民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专题点击率高达10万次，网友的留言、建议达600多条。
教育是基础的民生工程，“网友对新任教育部部长的关注，反映了民众对教育发展的热切期待，也含有某些不满意的情绪。”著名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说。
中学教师、人学学者、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这四重身份，吸引着人们探究的目光：他将如何展开教育治理思路?
昔日中学教师清楚义务教育病灶
“他对中国的教育非常清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哲学系原系主任周桂钿，对曾经共事多年的袁贵仁评价颇高，“他正派、聪明，做事逻辑清楚、有板有眼。”
对中国教育的“清楚”，从袁贵仁的简历咔，可见一斑：1969年～1978年恢复高考，他在安徽省固镇县中学以及五七大学做“教书先生”；1978年后的20余年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任教，先后担任哲学系副主任、社科处处长、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以及校长，在此期间，还兼任过北京市教委主任；2001年以后的8年间，他进入教育部任副部长，分管招生、财务、党建、纪检等工作。
网友认为，袁贵仁曾任“中学教师”的经历难能可贵。而这位昔日的中学教师，如今的教育部部长，也确实如网友所愿，对中国义务教育的病灶了如指掌。
2007年，在谈及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曾这样概括：“穷国办大教育”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教育投入依然严重不足与教育事业应适当超前发展之间的矛盾，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学校之间的差距大与广大群众期盼教育公平、接受高质量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义务教育发展现状与广大学生家长为子女接受教育的选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必须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发展中逐步解决。
此前一年，袁贵仁在出席《教育家成长丛书》出版座谈会上说，“择校”其实是择教师、择好教师，突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发展高质量的教育。
似曾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要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距，有效解决择校问题、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切实实现教育的起点公平。
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我们可以多用儿把尺子来衡量，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批好的学校，就会多一批好的教师，多一批好的学生。”他说。
曾任校长洞悉高校体制
复旦大学一位熟悉袁贵仁的教授认为，袁贵仁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曾被称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面旗帜之一”，还是中国价值理论和最早在我国开展“人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这位教授认为，袁贵仁对于扶植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袁贵仁曾在很多场合强调，“要创新人文社会科学，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人文社会科学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服务的力度”。
“期待新任部长可以改善综合大学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地位。”这位教授说。
而袁贵仁的哲学家气质，在任职教育部副部长的8年中也有所展现。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为了公开》一书中对这位老领导的评价是：对新闻宣传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他会把自己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的感想与评点，送给新闻办参考；还会赠书给部下，鼓励“多研究些问题，多深入思考些问题”。
周桂钿告诉记者，袁贵仁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就是通过研究、思考破解了很多“老大难”问题。
比如，他曾用4个小时详解教师职称评定标准、程序。“在这之前，他收集了全国多所高校的职称评定方案，取各家所长。”周桂钿告诉本刊记者，方案公布之前，他还召集老教授、中青年教师开座谈会，听取意见。
“以前教师职称评定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程序不公开，标准不具体。”周桂钿说，袁贵仁的方案实施后，做系主任省心不少，能否评上，教师自己对照一下标准就知道了。
早在2000年，袁贵仁就在北师大建立了面向全校师生的科研津贴制度。当年，北师大拿出2700万元，用于提高教师收入。津贴数额与教师的工作量、承担的科研项目量、发表的科研成果论文和获得的科研奖励以及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率直接挂钩。
袁贵仁认为：“有一流的学科带头人，才有一流的学科；有一流的学科，才有高水平的大学。”为此，在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创造优越条件引进三位院士。
前述复旦大学教授称，袁贵仁执掌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理念，值得高校借鉴和推广。
袁贵仁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20余年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思考颇多。他曾撰文倡建现代大学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他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基础在大学，关键在政府。政府要鼓励、支持大学改革和制度创新，而不是助长大学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免费午餐”。
而在进入教育部任职后，袁贵仁的观点更显掷地有声：“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培养创新型人才，实行创新性教育，建设创新型学校。”
新部长面临大考
摆在袁贵仁面前的中国教育，常遭舆论诟病：素质教育难以落实，教育公平欠缺，学术造假案频出，高校腐败屡有曝光。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每有积弊爆发，袁贵仁都会发出声音。
2002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反思刘海洋伤熊事件，不能把全部责任推给大学。他希望“通过此事把素质教育向前推进，使我们的孩子真正成为健康的人”。
在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袁贵仁指出：“考试管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非狠抓不可的时候了。”他强调要切实遏制高校招生中的不正之风，绝不允许搞“考场腐败”。
同一年，他还表态：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既要靠完善学术激励机制，还要靠建立健全学术惩戒机制。为此，要尽早拿出《关于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见》，作为各地各校处罚学术失范的基本依据。
2009年10月，武汉大学腐败案发生后，他在“教育部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视频会”上表示，直属高校教育基建领域反腐倡廉任重道远。
而熊丙奇则认为，依靠教育部部长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并非最佳的教育治理路径。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理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关系，也就是办学体制问题。“教育改革说到底是一个放权赋权、管理平衡的问题。”
2000年袁贵仁提出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既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又要有强有力的大学”，表达了同样的改革思路。
“但政府部门单一主导很难全面反映民意、体现各方利益的博弈，摆脱不了基本利益的纠缠。”熊丙奇估计，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迟迟难以出台的原因之一。
据本刊记者了解，2008年11月，袁贵仁曾率调研组赴湖北，就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了专题调研。今年上半年，他又多次带队赴重庆等省市调研，听取各地教育界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
这部纲要将以怎样的面貌问世，恐怕是袁贵仁走马上任后的一次大考。这位重视调研的新任教育部长会交出怎样的答卷，还有待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