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26岁,是四川省医院进修的小医生。那年我已“扯发票”(结婚证),正为如何“点大腊”(婚礼)焦头烂额。
　　“文革”运动已搞了9年多,天府之国的四川缺吃少穿,还要凭票证供应。而我的工资,仅37元挂零。
　　那时男女结婚理想的物质条件,是能“三转一响”外加“三十六只脚”。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算三转,收音机算一响。另得有木床、大衣柜、写字桌、饭桌、连二柜各四只脚,四把椅子十六只脚。
　　妻子苦着脸想了很久,说:“你已经有辆旧自行车,又有个红岩牌半导体旧小收音机,算有一转一响了,我看缝纫机就不要喽。我爸给我买了块‘宝石花’牌手表,你去‘寄卖行’买只旧手表,我们就两转一响了!”
　　文化宫斜对面有家当时成都最大的“寄卖行”,我去花35元买了只“梅花牌”短三针表。所谓短三针,是秒针如极小蚂蚁,和时针、分针分开独在另一小轴心转。这表已经高寿,有时候表上的小蚂蚁会不安分地蹦到分针处卡起。
　　“三转一响”算敷衍过关,火烧眉毛的是解决“三十六只脚”。那时物资奇缺,所幸我的岳父大人是温江专区商业局成都二仙桥仓库的芝麻小干部,他费了好大力气,联系到了大邑县供销社,可去买平价木料“支农木”。
　　我和岳父大人搭上了一辆去大邑县的“永向前”嘣嘣车。这种车实际上是速度极慢、无倒挡的柴油三轮车,声如巨雷。“永向前”一路嘣嘣嘣凯歌奏鸣、跳蹦挺进,80里路程从上午直开到晚上9时,我和岳父大人骨头几乎抖散架。岳父大人害怕“永向前”把“三十六只脚”蹦得筋断骨折,又多花了钱,联系马拉板车把木料拖回成都。
　　我和弟弟与几户人家合住在一个老套四的房子里,老套四的房子仅80多平方米,住了4家共20多人。污七八糟4个多平方米的小厨房,摆了4个蜂煤灶,做饭时各家如冲锋陷阵。我们17平方米的小屋要做新房,只好请弟弟暂住他处。
　　当时结婚,一般都没有能力在饭店请客,都是在家自办。我们去买、去换、去要……弄来些买木耳、黄花、花生、花椒、豆粉之类的票证。又多亏岳父大人去乡下奔波,不晓得用何种神通,居然得意洋洋地背回20多斤猪肉和一副猪下水,还有10多斤邛崃烧酒。又用搞来的票证买些瓜子和每斤1元2角的硬水果糖,几条每包2角7分的“红芙蓉”纸烟,就算准备就绪。
　　我们搬起指头算了算,要弄6桌,决定在黑沉沉的楼梯口和邻居家里分设盛宴。众高邻很有人情味,都同意将蜂煤灶暂供使用。我中学好友曾千品的老丈人李老伯挺身而出,愿身兼红案、白案、掌勺大师傅于一身。
　　李老伯并非专业厨师,他提前两天就披挂上阵,蒸、煮、炸、炒、拌……忙得几乎晕倒!
　　佳期已到,来宾纷至,大都是单位同事。他们送的“份子”一般是每人5元,我一一登记在册,今后要“还礼”的。
　　亲朋好友陆续到齐,围坐在桌子边。李老伯在慢悠悠的蜂窝煤炉子上痛苦操作,来客们风卷残云般痛剿每一盘刚端上桌的菜肴。婚礼进行曲高潮开始:划拳声、狼吞虎咽声、酒杯碰撞声、抱怨世道艰难声震耳欲聋。
　　终于来客四散。我和妻洗碗、扫地,收拾残局。
　　三天后,弟弟搬了回来。我和妻只好移居到她建筑工地油毛毡工棚一角,开始了相濡以沫的艰难生活。
　　我的婚礼,和1976年那极为特殊的历史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