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英文名是Marco-history，这一名词是黄仁宇先生所独创，取“宏观历史”之意。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大历史”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去。“宏观”与“放宽视野”是黄仁宇在解释“大历史”时的两个要素，“宏观”即“空间意义上的放宽视界”，黄仁宇认为“大历史”应是打破了国家地域的限制，而使世界成为一体，以全球视野来研究历史。在此基础之上的“大历史观”则是“主张从客观历史的经验出发，强调对历史事物的理解应建立在观察与归纳之上，不仅要注意细节，更强调要从宏观上把握，以免陷入微观的‘近视’”[1]的一种历史分析法。
　　随着高中统编教材的扩大使用，新教材大部分课时间跨度大、內容多、知识新，课堂时间又明显不够用。如何提高课堂效率成为了一线教师的授课难点。视野极度宽广而又注重分析、综合、概括，以获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性的“大历史观”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
　　本文以“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一课为例，运用“大历史观”来分析相关教学内容的具体问题。
　　一、从“长时段”“整体性”看明清盛世
　　黄仁宇认为“中国大历史”并非一般而言的中国通史，它注重历史长期的合理性，在他看来，所谓“长时段”动辄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明至清中叶（1368年至1840年）的472年间，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快速发展，超越过往朝代，堪称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之一。在这四百多年中，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多种新现象，经济作物的区域化生产之下，吴江盛泽镇、震泽镇以丝织业闻名全国;新航路开辟后白银大量流入随后成为流行的主货币;大帆船贸易开启了中国与墨西哥，亚洲与美洲间的贸易之路，“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2]可见，中国正不自觉地参与到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在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为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3]，对比西欧，中国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之盛，可见一般。
　　人性之光的闪现，是这一时段思想文化的高光时刻。《中外历史纲要》指出“陆王心学隐含一定的平等叛逆色彩。”“平等叛逆”该如何解释？黄仁宇认为“大历史”是由小细节组成的，“大历史一定要架构在小历史之上”[4]，大时代下王守仁、李贽等人的个人际遇就预示着明朝思想界的革新。王守仁在平定叛乱时，通过讲学批判朱熹，宣称道德与事功互为体用，更说圣人与愚夫愚妇区别只在一念之差。王守仁在肯定孟轲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仍属简易可行的真“理”时，随即又将“获理”浓缩为“致良知”“知行合一”七字真言，这正好符合了从不同出发点否定官方理学的士人共识，王守仁在正统中蕴含着叛逆。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更是指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圣人知天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5]。他的思想接近了近代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思想，他在叛逆中颠覆着正统。从王守仁到李贽，心学家们提倡个人的主观努力，肯定人的价值，这是要让个体掌握时代话语权，它体现的是浓重的人性解放色彩。就在这472年间，世界的另一端，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们正高举“理性火炬”驱散专制与教权主义的阴霾。让我们运用“大历史观”来放宽历史的视界：同时段内中西方都出现人性解放的呼号，其共同原因是什么？黄仁宇先生指出“大历史观”意在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对历史理解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狭小范围。由此可知，其共性应是世界范围内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因为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
　　二、从“间架性结构”看明清困局
　　黄仁宇先生指出传统中国的结构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面包称为农民，一个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主要的治理手段是以抽象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代替法律的支撑。在这样的“潜水艇夹肉面包”即“间架性结构”下明清盛世陷入困局，整个国家逐渐陷入僵化模式。
　　明清商品经济出现新现象并超越前代，但农业工具基本没有改进，农业技术没有突破性的创新;有些农业先进地区甚至从牛耕退回人耕;人口激增，耕地紧张，农业生产率总体上下降。有经济学家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明清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较大发展，但劳动生产率又陷入停滞，这不就是一种悖论吗？黄仁宇指出在“间架性结构之下”“几百万小自耕农，一经产生而固定化”[6]他们无法大规模地调整生产。用长时段视角来看，明清的商品经济基本是沿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前进的，它并没有真正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与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不同的，这就预示着中国在迈入现代社会时必定困难重重。
　　在经济因素作用下，明清思想界同样陷入困境，160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将《坤舆万国全图》进献给明万历皇帝，《坤舆万国全图》所展示的地圆学说、五洲说、五大气候带及经纬度测量法等都对当时的中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奇异的地图，利玛窦“奇谈怪论”式的注解使得晚明部分知识分子感到焦虑，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斥责此图是“邪说惑众”，攻击利玛窦在描绘鬼魅“直欺以其目的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7]虽然晚明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完整的世界地图，并且也知道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具体位置，但安土重迁、偏安一隅的中国人始终都不曾想过去遥远的域外之邦看看，这张地图除了在认知上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却没带来任何实际效用。甚至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君臣都不知道英国到底在哪里，而这却是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标明了的。“中国两千多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8] 　　三、从“数目字管理”看中西分流
　　明清时期，中国始终没有迈入近代社会，依据“大历史观”这主要是因为明清时中国没有同英国一样实现“数目字管理”，即“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不难看出“数目字管理”在本质上是提倡技术理性思路，在这一思路下，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就是“科技因经济体制之活跃而增长”[9]。此外，西方的国家体制使整个社会因自然赋予的不平衡而繁荣，它鼓励各地区发展其专长，这些不平衡的因素在互相竞争后，终至分工合作，在循环往复中各方面都继续长进。从长处及大处着眼，明清的国家体制不能使中国适于现代科技，明太祖创设的“洪武型财政”作为一种“收敛型”财政制度延续明清两代，这使中国形成了“一种大而无当而又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虽然明清时期诸如“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确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些活跃现象，但由“洪武型财政”所决定的“组织与制度体系”依然如故。
　　在制度性因素下，明清中國政治腐败，不仅未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经济发展，还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打压商业的发展;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残酷剥削，占有他们全部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并将剥削所得全部挥霍而非扩大社会再生产;明清中国的法律制度不保障产权……最终1800年后“大分流”出现了，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走到了前头，而其余地区则落到了后面。中国近代的落后早在明太祖洪武时就已埋下了因子。
　　王家范先生曾这样评价黄仁宇的“大历史”：“我觉得黄仁宇的治史路向，对我们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治史的割裂，画地为牢，分工过细，无疑已成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拆掉围墙，其中包括古代史与近代史的打通，中外历史的打通，实有必要。”[10]
　　“大历史”在某种意义已经不是一国一地的历史，而是一个涵盖了整个世界历史范围的概念。通过中西古今对比，是为了把握现代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前进方向，现实中不可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这就是历史“以古鉴今”的现实功能。随着高中统编教材的扩大使用，新教材时间跨度大、史实密集度高，运用“大历史观”解读整合教材既可以拓宽我们的历史视野，又能深刻揭示史实背后的规律，不妨一试。
　　【注释】
　　[1]李席：《黄仁宇“大历史”的现代性解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