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雄的《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试图对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的形态、结构、话语进行宏观整体的透视，对具体的情爱叙事文本作精致细人的解读，从而阐释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深层内涵及其演变的内在动因，其研究方法恰当而又别致。由于情爱话题与人的道德规范、社会伦理、现实秩序密切相关，对文学作品中的情爱问题的研究就极容易被社会道德伦理等左右，陷入空泛、简单的道德化、政治化的价值评判之中。《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突破了这种社会——历史批评和道德批评为主导方法的情爱研究的流行模式，运用结构主义的叙事学、精神分析的心理批评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情爱叙事文本的内部肌理，对情爱叙事中各种因素和关系加以辨认，把它们作为同时存在并构成有机的整体加以探讨，对叙事文本的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叙述话语进行科学地分析，探查中国当代情爱小说叙事中不变的深层结构和随时发生变化的表层结构。
　　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同时期、不同文学思潮中的情爱叙事文本的比较分析，周志雄指出，中国当代的情爱叙事在结构上基本延续了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文学的套路，即“有情人相遇——外力阻挠——克服阻力——大团圆”的线性叙述的模式。不论是在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文革”中的地下文学，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现实改革、文化反思小说，甚至网络小说，这种凝结了中国人，尤其是男性的集体无意识的文本结构方式和叙事模式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当代情爱叙事之中。同时，周志雄也辨析了各个时段、各个潮流情爱叙事表层结构的变异，认为由于现代人情爱观念的变更和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需求的变幻，在现代文学时期情爱叙事结构就出现了抒情化和零散化的现象，对爱情心理的细腻的抒情化叙述取代了对情爱故事情节的完整叙述，尽管情爱仍然具有结构文本的作用，但是就如同情爱在作品主人公的生命的位置一样被边缘化了。而在新时期具有明晰的女性意识的女作家手里，当代情爱叙事结构再次发生了变异，女作家将情爱叙事推向私语化与感觉化。这种建立在把不同时段的情爱叙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然后探寻其内在秩序和结构的研究方法，不仅使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研究从情绪化、道德化、空泛化走人了理性化、科学化、具体化，而且在这种科学化的研究中人们会获得对具体情爱叙事文本的新的认识和理解。如周志雄指出张洁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无字》是一个“回忆性文本，也是一个想象性的，不断追述补充的文本”，小说“的基本情节在第一卷中已经交代清楚了，第二卷、第三卷与第一卷之间并没有构成情节上的延续，而是局部的一个回忆和交待，是对第一部的补写和深化”，这种文本结构的设计，就是作家对人类情爱主题、自身的情爱情结“欲解难解”、“欲说还休”心理状态的注解。
　　叙事学的介入，使中国当代小说情爱主题研究引入了科学化、理性化之途。但是，叙事学的这种超越时空、总结共性的研究方法不利于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丰富肌质和复杂内蕴的开掘。文学毕竟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而文学活动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种要素共同运作而构成，它们之间相互推动、相互制约。恰如格林布拉特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商谈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世界文论》，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为了更加深入、全面地阐释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的多重意蕴和当代情爱写作的复杂性，周志雄又将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性主义等文学批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中，写作者和读者的性别立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等都纳入考察的范畴，对当代情爱小说做多维度、多层次的透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剖析了写作主体和接受者性别立场对性爱叙事的规约与期待，勘探了十七年时期革命话语、新时期之初的新启蒙话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消费话语等对当代情爱叙事的渗透与干预，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对情爱因素的压抑或张扬来制造各自的意识形态、确立自己的文化和性别身份。
　　在深入考察分析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成就之后，周志雄犀利指出中国当代情爱小说在繁荣背后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呈现在：“在历史的链条上紧跟时代脚步所带来的情爱叙事淹没在大的历史惯性叙事中，缺乏对爱情本身的深入揭示”；“女性情爱叙事的繁荣改写了文学格局，但性别偏见与性别盲视带来的‘想象化’书写影响了情爱叙事的现代性诉求，男性作家的理性掩盖了情爱叙事的鲜活和丰富”；“‘欲望化写作’与‘身体写作’洞开了人性的一面窗口，但能够深入灵魂有着生命感的作品并不多”。这种结论是有根有据，切合中国当代情爱小说产生与接受的实际。
　　《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呈现出自己独到的学术价值和个性色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其涉猎的研究范畴或者说领域的扩大。
　　首先研究时间区域的集中而又扩散。在中国当代情爱小说叙事中，主题意蕴最为丰富、结构最为多样的时段是新时期文学时期，周志雄将这一时段的情爱小说叙事形态作为研究的中心无疑是合理的。但是，他又没有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将其向上、向外拓展，不仅将隶属于当代的十七年时期文学、“文革”时期文学纳入研究范畴，而且将现代文学、古典文学、西方文学中情爱叙事都纳入研究视阈，将其作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一个参照物，将当代情爱叙事放在一个大文学架构或者古今中外的文学所构建的坐标系中，作比较阅读与阐释，在对差异与延续的解读中，探究中国当代情爱小说叙事模式与机制的生成以及演变的因缘。
　　其次是研究领域的扩大。《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不仅将作为通常意义上纸质小说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将电子载体的网络小说、由小说而改编的电影以及小说版本的修改等小说的衍生物都纳入研究视阈，阐发文本的生产与流通、文学载体的自身特征需求对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的控制管理以及改写修订。其中“争议的性爱叙述与修改的文本”、“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影像化解析”两节是《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最有创新意义的部分之一。
　　“爭议的性爱叙述与修改的文本”以五十年代老舍删除《骆驼祥子》中对祥子性爱心理的描写、九十年代《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前后对小说中性爱叙述的删除与恢复为例，指出革命意识形态和当代文化权威对当代小说性爱叙述的干预与控制，揭示权力对文学的渗透和作家写作中的权力阴影，辨析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利用、认同、化解等一系列文化策略；以市场经济时代林白的女性成长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贾平凹的《废都》、卫慧的《上海宝贝》等小说的出版发行的个案，分析并指出以迎合大众趣味、追逐商业利益为目的出版市场(包括作家本身)对文学中性爱叙事的利用以及对作家作品的严重伤害——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严重扭曲作家作品中性爱叙述的意义与价值，将其物化为满足人们窥视欲、猎奇心之消费文化读本。
　　“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影像化解析”穿行在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分别选取八十年代初期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九十年代以来的《生活秀》《天上恋人》《周渔的火车》等根据著名小说而改编的电影，将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作互文式比较分析，详细阐述影像叙事对小说各种叙述元素的放大与缩小，指出媒介差异和时代需求对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的规约，认为由于电影对大众消费者的依赖和影像叙事本身的特点，“小说性爱叙事在影像化过程中被突出乃至改写，情爱叙事执行‘符号’的功能增强，而其情爱叙事的丰富性被过滤掉了”。经过对影像文本、修改文本等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的外围性产品的辩证的分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一步阐明了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之间关系，从而把纯文学式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变成了对意识形态(包括政治、经济、性别)的批判和对人类自我审视的过程。
　　通过对当代“小说中有关两性情爱的叙事形态”的纵向与横向、内部与外部的研究，周志雄的《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为人们描绘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结构图。如果说，这张当代情爱叙事结构图有缺陷的话，那么作者自身的描述最准确：“驳杂而丰富的情爱叙事本身让我难以以一个话语模式来把握，而多维分析难免在做出结论时因缺乏核心命题而影响问题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