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的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宋代的沈约也说：“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细察《五柳先生传》，与陶渊明其他诗文中表现的志趣爱好及思想性格相同。可见，本文是陶渊明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文中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的自画像。《五柳先生传》不过借五柳作影子，便于设身处地，以己身推见五柳心事，使人读之若咏五柳，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联系作者的生平来看，陶渊明少有高趣，心存不灭理想。“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诗人的垒垒胸臆一泻而尽，热血喷薄直冲人面。“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悲愤慷慨之音，就流露出他积极的入仕思想。后来，陶渊明任彭泽令时，“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从此归园田居，躬耕自资。再联系作者的其他作品来看：“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桑麻的长势让他忧心，豆苗的稀稠让他牵挂，家乡的“丘山”让他享受到生命的舒展，纯朴的乡情让他感受到人情的美好。他的身心融入了自然之中，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虚静淡远，便是陶渊明自适率性的心灵写照。表明了他宁愿淡泊自处，甘于贫穷，不求宦达，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生活情趣，也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功名利禄的鄙弃，以及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生活态度。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宋书·隐逸传》云：“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不吝情去留”，好一个率真放达的五柳先生！“期在必醉”，好一个放荡不羁的“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为什么重言“期在必醉”呢？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萧统所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仔细体察不难发现，先生的嗜酒也有他的苦衷。表面上看，先生不顾繁文缛节，率性而为，肆意放浪形骸，但旷达的背后又包含着多少不能言喻的悲情。东晋社会民生凋敝，政风萎靡，而险恶的政治环境又不允许文人抨击社会现实。他不得不慎言谨行，压抑着满怀激情不使流泄，托之以酒，醉酒避祸。“君子忧道不忧贫”，从思想根源上看，他崇尚道庄“抱朴守真”合乎他本性的避世观念和审美价值。所以，他的饮酒或许是忘忧遗事、“忘怀得失”、追求逍遥化境的一种手段，或许更多的是一份坚持，是一种对“道”的虔诚，是一种抗议。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他著文章的目的仅仅是“自娱”，他内心的确有“会意”，是有话要说的，只是不愿对别人说，只能写文章给自己看。先生“娱”的什么情？“示”的什么“志”呢？浏览其所“著文章”，就不难理解作者的种种错杂感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好读书”，“性嗜酒”，“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这是一种多层面的人物速写，它不拘人物之迹而传人物之神，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一位独立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
　　《五柳先生传》不仅是自况，而且还是自许和自赞。“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箪瓢屡空，晏如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这些平平淡淡的语句，对时事的激烈情绪溢于言表，虽不言傲世，然傲世之意已自在言外矣。可见，他并没有完全遗世。陶渊明虽然隐居田园，不问世事，但他胸中仍然滚动着一颗炽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