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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在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将成为今后十年各级政府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公平的一项新任务。
在2009年11月上旬召开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下称经验交流会)上,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庄严地宣布这项艰巨的任务时,我国自1986年依法施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及城乡全免学杂费。
这次经验交流会结合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各地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2012年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一系列新目标。
新任教育部长的解读
普及只是义务教育的属性之一,免费也不能等同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最本质的属性在于它的强制性:强制地方政府必须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配置资源,强制所有适龄少儿必须进入均衡配置的学校就读。
袁贵仁部长履新后7天的这个关于“义务教育”的重要解读,被媒体普遍当做是对近年一些地方“两会”代表、委员呼吁国家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一个回应。它向与会的各省(区、市)教育行政官员释放的信号是明确的: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比普及和免费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它必然涉及对既得利益的调整。有媒体这样理解,如果一个地方连均衡发展的迹象都看不到,那么,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就只是“听上去很美”罢了。
早在2006年9月1日新义务教育法施行前夕,专家就对它的里程碑意义做过这样的阐释:不仅完成了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的根本转变,而且体现在指导思想上要从过去的“各自发展”走上今后的“均衡发展”之路。
此后3年,为实现义务教育发展的“高位均衡”,中央财政投向“中西部薄弱校改造”方面的多个专项资金累计达1600亿元;其间浙江的“达标验收”、广东的“千校扶千校”、武汉的“初中标准化建设”、福建的“城乡教师结对”、宁波的“义务教育师资全员培训”,都相继成为各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政的亮点。
“这些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袁贵仁部长在梳理许多来自基层针对本地实际的探索之举时,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善于发现典型、正确评价典型、有胆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说,让每一所学校都符合办学标准,每一个孩子都受到充分关注,这需要义务教育必须“在教育公平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因此要比以往“更加强调政府的责任”。
既然推进均衡发展是政府工作的一个新目标,当然也就成为社会民众衡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执政能力的一个新指标。而尽早实现“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的义务教育发展格局,正是众多网民对新任教育部长的一大期盼。袁贵仁部长认为,择校是由于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的,不均衡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现在指的均衡,首先是在县域内推进城乡之间的均衡,而不是省与省之间的均衡。实现政府办的义务教育‘不择校’,并且保证所有适龄的孩子们都‘有学上’,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就要首先解决每个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的均衡发展。”
袁贵仁部长说,当前的九年义务教育,许多地方在本辖区内进行着扩大优质教育普及面(即所谓“高位均衡”)的尝试,还有许多地方推出了减免本辖区内学生种种就读费用(比如书本、营养餐、校车、寄宿、借读费等)的举措,教育部都予以支持。尽管这些努力要完全解决问题还任重道远,但“做总比不做好”。
“2020年达到基本均衡将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在经验交流会上,袁贵仁部长提到国务院即将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时,要求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遵循“分类推进、分步达标”的原则,都要有本辖区相应的推进策略和达标期限。
舆论之所以认可袁贵仁部长以上的概括总结,既是因为他强调了有家长择校和学校大班额就说明那里的义务教育不均衡,强调了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根本目标在提高质量;更是因为他善意地回应了社会对义务教育的一些疑惑,并在认真阅读了网民对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后,表示“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民众从他的态度中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
没有扶不起来的学校
困扰我国义务教育的“择校”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诟病。众多家长希望切实取消“共建班”“重点校”的声音此起彼伏。袁贵仁部长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十分鲜明:“老百姓是最讲实惠的,如果学校都很好,他们不会花那么多钱,跑那么远路去‘择校’。问题的源头在教育不均衡,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是解决‘择校’问题的根本。”
事实上,一些地方积极为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思路与袁贵仁部长是不谋而合的。近年间河北邯郸、山东威海、陕西吴起、安徽铜陵等一批义务教育阶段“不择校的城市”陆续涌现,既展示出当地政府因地制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种种举措的智慧、决心和魄力,又使民众生动、实在、具体地感受到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带来的实惠。
2007年,被社会归为薄弱校系列的邯郸第26中学面临解散的命运。当时,它周边的家长们宁愿花大钱去为孩子选择那些路程远许多的优质校,加上在校生频繁转走,致使每个年级的班级数很快从4个减到2个,每个班的学生数也很快从40多人减到30多人。老师们人心涣散,走出校门谁也不愿说自己是26中的。26中留给附近那些摊贩的印象是“校舍破旧,学生衣衫不整、吊儿郎当”,它除了解散似乎无路可走。所有薄弱校片内学生的流失率最高竟达到70%。
与众多薄弱校日益“无生可招”的尴尬相比,屈指可数的优质校却被大量涌入的“择校生”挤得喘不过气来。每到“小升初”时节,各种“拜托关照”的电话和条子席卷而至,使邯郸有名的优质初中汉光中学多年深受其苦。校长袁金泉回忆,占地18亩的校园那些年容纳了5000多人,一个班级的学生最多时有127人。现在想起来还难以置信,一下课走廊上、操场上到处是学生,厕所不够用,只能把各年级的下课时间错开,即便如此,还是难以缓解人满为患的“方便”问题。
当地民众没有想到,两年后,邯郸市教育局推出的“扩优扶弱”系列政策,竟然有效缓解了主城区的“择校风”。教育局局长赵浩军说,教育均衡不是简单地平均化,而是让好学校更好、薄弱校变强。“扩优”就是通过整合现有教育资源,把优质校做大育强,扩大覆盖面,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同时对新建校进行高起点规划、大力度推进、高标准配置,以增加优质校的数量。“扶弱”就是通过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和薄弱校的自主发展,使其逐步改变落后面貌。
在这个背景下,汉光中学由教育局做主与26中结成盟校,结盟的主要内容是师资。汉光中学选派一名副校长到26中定向帮扶,两校互派若干教师到对方校任教,时间为一学年。两校同步教学、同步考试,每周一下午第三节课,为两校共同的教科研时间。深感责任重大的袁金泉校长向记者介绍,他的帮扶期为3年,每学年终接受考核一次,实行一票否决。而26中的今天则已“脱胎换骨”,王海霞校长站在面貌一新的校园,对到访记者由衷地发出“没有一所学校扶不起来,就看你怎么做”的感叹。
这一组结盟,加上邯郸主城区10所学校结成的四组“盟校”,都在探索如何达到“双赢”的盟校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开始,结盟从校际扩大到县际,4个义务教育办学水平相对较高的县(区)分别与4个相对较弱的县结成四组“盟县”,通过县域联动,共同推进均衡发展。
均衡的梦想不再遥远
与邯郸主城区“扩优扶弱”同步的是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2007年开始的这项建设,总投入为29亿元。当时的农村中小学规模偏小、质量偏低、包班教学的弊端十分严重,全市3200多所农村中小学,达到省定装备标准的仅占15%,绝大多数学校不能正常开设实验课和其他专业实践课。
在2009年11月上旬召开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下称经验交流会)上,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庄严地宣布这项艰巨的任务时,我国自1986年依法施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及城乡全免学杂费。
这次经验交流会结合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各地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2012年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一系列新目标。
新任教育部长的解读
普及只是义务教育的属性之一,免费也不能等同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最本质的属性在于它的强制性:强制地方政府必须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配置资源,强制所有适龄少儿必须进入均衡配置的学校就读。
袁贵仁部长履新后7天的这个关于“义务教育”的重要解读,被媒体普遍当做是对近年一些地方“两会”代表、委员呼吁国家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一个回应。它向与会的各省(区、市)教育行政官员释放的信号是明确的: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比普及和免费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它必然涉及对既得利益的调整。有媒体这样理解,如果一个地方连均衡发展的迹象都看不到,那么,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就只是“听上去很美”罢了。
早在2006年9月1日新义务教育法施行前夕,专家就对它的里程碑意义做过这样的阐释:不仅完成了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的根本转变,而且体现在指导思想上要从过去的“各自发展”走上今后的“均衡发展”之路。
此后3年,为实现义务教育发展的“高位均衡”,中央财政投向“中西部薄弱校改造”方面的多个专项资金累计达1600亿元;其间浙江的“达标验收”、广东的“千校扶千校”、武汉的“初中标准化建设”、福建的“城乡教师结对”、宁波的“义务教育师资全员培训”,都相继成为各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政的亮点。
“这些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袁贵仁部长在梳理许多来自基层针对本地实际的探索之举时,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善于发现典型、正确评价典型、有胆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说,让每一所学校都符合办学标准,每一个孩子都受到充分关注,这需要义务教育必须“在教育公平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因此要比以往“更加强调政府的责任”。
既然推进均衡发展是政府工作的一个新目标,当然也就成为社会民众衡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执政能力的一个新指标。而尽早实现“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的义务教育发展格局,正是众多网民对新任教育部长的一大期盼。袁贵仁部长认为,择校是由于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的,不均衡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现在指的均衡,首先是在县域内推进城乡之间的均衡,而不是省与省之间的均衡。实现政府办的义务教育‘不择校’,并且保证所有适龄的孩子们都‘有学上’,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就要首先解决每个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的均衡发展。”
袁贵仁部长说,当前的九年义务教育,许多地方在本辖区内进行着扩大优质教育普及面(即所谓“高位均衡”)的尝试,还有许多地方推出了减免本辖区内学生种种就读费用(比如书本、营养餐、校车、寄宿、借读费等)的举措,教育部都予以支持。尽管这些努力要完全解决问题还任重道远,但“做总比不做好”。
“2020年达到基本均衡将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在经验交流会上,袁贵仁部长提到国务院即将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时,要求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遵循“分类推进、分步达标”的原则,都要有本辖区相应的推进策略和达标期限。
舆论之所以认可袁贵仁部长以上的概括总结,既是因为他强调了有家长择校和学校大班额就说明那里的义务教育不均衡,强调了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根本目标在提高质量;更是因为他善意地回应了社会对义务教育的一些疑惑,并在认真阅读了网民对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后,表示“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民众从他的态度中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
没有扶不起来的学校
困扰我国义务教育的“择校”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诟病。众多家长希望切实取消“共建班”“重点校”的声音此起彼伏。袁贵仁部长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十分鲜明:“老百姓是最讲实惠的,如果学校都很好,他们不会花那么多钱,跑那么远路去‘择校’。问题的源头在教育不均衡,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是解决‘择校’问题的根本。”
事实上,一些地方积极为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思路与袁贵仁部长是不谋而合的。近年间河北邯郸、山东威海、陕西吴起、安徽铜陵等一批义务教育阶段“不择校的城市”陆续涌现,既展示出当地政府因地制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种种举措的智慧、决心和魄力,又使民众生动、实在、具体地感受到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带来的实惠。
2007年,被社会归为薄弱校系列的邯郸第26中学面临解散的命运。当时,它周边的家长们宁愿花大钱去为孩子选择那些路程远许多的优质校,加上在校生频繁转走,致使每个年级的班级数很快从4个减到2个,每个班的学生数也很快从40多人减到30多人。老师们人心涣散,走出校门谁也不愿说自己是26中的。26中留给附近那些摊贩的印象是“校舍破旧,学生衣衫不整、吊儿郎当”,它除了解散似乎无路可走。所有薄弱校片内学生的流失率最高竟达到70%。
与众多薄弱校日益“无生可招”的尴尬相比,屈指可数的优质校却被大量涌入的“择校生”挤得喘不过气来。每到“小升初”时节,各种“拜托关照”的电话和条子席卷而至,使邯郸有名的优质初中汉光中学多年深受其苦。校长袁金泉回忆,占地18亩的校园那些年容纳了5000多人,一个班级的学生最多时有127人。现在想起来还难以置信,一下课走廊上、操场上到处是学生,厕所不够用,只能把各年级的下课时间错开,即便如此,还是难以缓解人满为患的“方便”问题。
当地民众没有想到,两年后,邯郸市教育局推出的“扩优扶弱”系列政策,竟然有效缓解了主城区的“择校风”。教育局局长赵浩军说,教育均衡不是简单地平均化,而是让好学校更好、薄弱校变强。“扩优”就是通过整合现有教育资源,把优质校做大育强,扩大覆盖面,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同时对新建校进行高起点规划、大力度推进、高标准配置,以增加优质校的数量。“扶弱”就是通过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和薄弱校的自主发展,使其逐步改变落后面貌。
在这个背景下,汉光中学由教育局做主与26中结成盟校,结盟的主要内容是师资。汉光中学选派一名副校长到26中定向帮扶,两校互派若干教师到对方校任教,时间为一学年。两校同步教学、同步考试,每周一下午第三节课,为两校共同的教科研时间。深感责任重大的袁金泉校长向记者介绍,他的帮扶期为3年,每学年终接受考核一次,实行一票否决。而26中的今天则已“脱胎换骨”,王海霞校长站在面貌一新的校园,对到访记者由衷地发出“没有一所学校扶不起来,就看你怎么做”的感叹。
这一组结盟,加上邯郸主城区10所学校结成的四组“盟校”,都在探索如何达到“双赢”的盟校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开始,结盟从校际扩大到县际,4个义务教育办学水平相对较高的县(区)分别与4个相对较弱的县结成四组“盟县”,通过县域联动,共同推进均衡发展。
均衡的梦想不再遥远
与邯郸主城区“扩优扶弱”同步的是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2007年开始的这项建设,总投入为29亿元。当时的农村中小学规模偏小、质量偏低、包班教学的弊端十分严重,全市3200多所农村中小学,达到省定装备标准的仅占15%,绝大多数学校不能正常开设实验课和其他专业实践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