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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双语差异出发,指出双语间转换确实存在内涵、形式、文化、风格等方面的障碍,并对这些障碍进行了描述和解析了原因。
关键词: 翻译可译性障碍原因
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历来国内外各家各有各的看法,有的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看这一问题,而有的却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去看这一问题,因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标准。然而,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全人类具有相同的思维的基础,都具有思维能力,并能反映外部客观世界这一特征来说,双语间的翻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文学翻译也不例外。
一、文化内涵不同或不完全等值产生可译性障碍
(一)英汉表达动物的词
英语中lion是百兽之王,是“勇敢、凶猛、威严”的象征,英国国王King Richard由于勇敢过人,被称为the Lion-Heart。英国人以lion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The British Lion就是指英国。英语中有许多与lion有关的习语。因为中国人认为“老虎”是百兽之王,用“虎”来表示勇敢、凶猛、威严,如“虎视眈眈”、“放虎归山”、“谈虎色变”、“如虎添翼”、“猛虎下山”等。因此,掌握和了解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成的可译性障碍,翻译时便可采用相应的符合目的语文化内涵的语言,准确而巧妙地将源语的含义表达出来。
(二)表达数字的词
英语国家的人们往往认为单数吉利,如在表示加强程度或语气时,常在整百整千的数字后再加上“one”。基督教文化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圣父、圣子、圣灵合为一神)确定了“三”的神秘文化内涵,人们习惯于把事物存在的量或其发展过程一分为三,以图吉利。然而,“十三”却被视为凶数,对其避之惟恐不及,楼房的第13层,常用“12A”代替,飞机、火车、剧院等没有第13排,每月的第13日都不宜进行庆典的喜庆活动。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双数是吉利数字。人们喜欢双数的偶合意义,追求“好事成双”,渴望“双喜临门”等。
(三)表达颜色的词
英汉关于颜色的词语也各具不同的文化内涵,各种颜色在汉语中的语用意义与在英语中可能会截然相反。如红色在汉语中象征大吉大利、成功、积极向上或革命;而英语red的引申义往往含有贬义。黄色在受皇权长期统治的中国的文化语义是“显赫、显贵”。黄种人的一部分发源于黄河流域,最初的首领是黄帝,黄帝的墓称黄陵,因而“黄”字变得神圣而美丽;而yellow在英语中的文化语义则是“卑怯”。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
(四)英汉词汇的语义表述方面
英汉词义在概念表述上各有特色。比较而言,英语词义表述方式较灵活、抽象、含糊,对语境的适应性较大;汉语词语由“音”、“形”、“义”三维结合的汉字构成,因此,词义往往受语素“形”与“义”的约束,有时显得比较执著、具体、明确,对语境的适应性较小[1](P128)。由于这方面的差异,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双语之间常常出现语义表述上的障碍。例如在汉语《红楼梦》英译时,用cousin来译“宝玉”的表妹“黛玉”或堂兄“贾琏”都不能尽达其意,这时,只有靠加注或补充说明的办法了。
二、语言文字结构或词语空缺因素产生可译性障碍
语言结构通常体现出某一语言文字的结构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般只能在同系语言或同民族语言之间找到对应体,因为同系语言之间常出现语符共用现象,需要完全换码。而类似转换却很难在非亲属语言之间实行,因为非亲属语言之间语符需要完全换码。例如,音韵上的结构性手段虽然可以在语义层实现双语转换,但无法实现语音层的双语转换。
词语是语言的组成部分,负载着文化信息。世界各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文化共性使不同民族语言之间容易沟通,而文化个性却不容易理解,甚至产生冲突。文化个性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反映民族特色的词语,这些独特的词语在双语符号转换中常常出现可译性障碍。如反映汉民族所创造的特有的语词:“功夫”、“太极”、“二胡”、“中山装”、“旗袍”、“饺子”、“粽子”、“麻将”、“高跷”、“脸谱”等,这些具有中国独特文化内涵的语词,在英语中就找不到相应的语词,即目的语中没有与源语相对应的语词。这种语词空白现象造成了翻译中的障碍。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音译加注解。
三、原作者和译者风格方面存在的障碍
《辞海》中说,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生活经历、立场观点、艺术素养、个性特征的不同,在处理题材、驾驭体裁、描绘形象、表现手法和运用语言等方面都各有特色,这就形成作品中的风格。风格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要素中”,即“文如其人”。张今先生也指出:“作家的风格就是作家的精神风貌的显现,作家的社会观、审美观和创作个性的表现;作家的风格就是作家的形象,就是作家作为社会人和艺术家的风貌。”“作家的风格总是要具体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形式中,也就是表现在一定范围内的词语、句型、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法的性质及其重复频率中。”显然,这里所说的作者的艺术风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内,是体现着其文艺思想和指导原则的艺术创作的全部风格的总和,包括作者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及个人风格三方面。在文学翻译中,除了文学风格可译性存在限度外,还存在着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这一对矛盾,由于切入的角度不同,对如何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所采用的手法也就不同。有的译家认为须完整地再现原作的风格,有的则认为文学翻译是再创造,也应具有译者的风格,各执一词,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论,这也是造成风格可译性障碍的一个原因。
总之,产生翻译的可译性障碍的因素是很多的。然而翻译是必要的,文本是可译的。人类语言在写作、阅读、阐释和翻译等方面渴求“神圣语言”或“纯语言”,但又不得不承认转变成“神圣语言”或“纯语言”的不可能性。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说:“所有的翻译看来只是一种要解决不可解决问题的尝试。”所以,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绝对的总体翻译也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完整。但无论如何,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随着文化接触的加强,必然会出现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翻译者的能动性,发挥翻译理论的作用,准确把握翻译方法,注意语言的发展趋势,可译性障碍不是不可克服的。
参考文献:
[1]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7、8.
[2]张今.文学翻译原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88、89、131.
[3]张泽乾.翻译经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341.
[4]杜承南,文军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
[5]杨自俭.翻译新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757.
[6]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648.
关键词: 翻译可译性障碍原因
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历来国内外各家各有各的看法,有的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看这一问题,而有的却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去看这一问题,因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标准。然而,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全人类具有相同的思维的基础,都具有思维能力,并能反映外部客观世界这一特征来说,双语间的翻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文学翻译也不例外。
一、文化内涵不同或不完全等值产生可译性障碍
(一)英汉表达动物的词
英语中lion是百兽之王,是“勇敢、凶猛、威严”的象征,英国国王King Richard由于勇敢过人,被称为the Lion-Heart。英国人以lion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The British Lion就是指英国。英语中有许多与lion有关的习语。因为中国人认为“老虎”是百兽之王,用“虎”来表示勇敢、凶猛、威严,如“虎视眈眈”、“放虎归山”、“谈虎色变”、“如虎添翼”、“猛虎下山”等。因此,掌握和了解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成的可译性障碍,翻译时便可采用相应的符合目的语文化内涵的语言,准确而巧妙地将源语的含义表达出来。
(二)表达数字的词
英语国家的人们往往认为单数吉利,如在表示加强程度或语气时,常在整百整千的数字后再加上“one”。基督教文化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圣父、圣子、圣灵合为一神)确定了“三”的神秘文化内涵,人们习惯于把事物存在的量或其发展过程一分为三,以图吉利。然而,“十三”却被视为凶数,对其避之惟恐不及,楼房的第13层,常用“12A”代替,飞机、火车、剧院等没有第13排,每月的第13日都不宜进行庆典的喜庆活动。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双数是吉利数字。人们喜欢双数的偶合意义,追求“好事成双”,渴望“双喜临门”等。
(三)表达颜色的词
英汉关于颜色的词语也各具不同的文化内涵,各种颜色在汉语中的语用意义与在英语中可能会截然相反。如红色在汉语中象征大吉大利、成功、积极向上或革命;而英语red的引申义往往含有贬义。黄色在受皇权长期统治的中国的文化语义是“显赫、显贵”。黄种人的一部分发源于黄河流域,最初的首领是黄帝,黄帝的墓称黄陵,因而“黄”字变得神圣而美丽;而yellow在英语中的文化语义则是“卑怯”。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
(四)英汉词汇的语义表述方面
英汉词义在概念表述上各有特色。比较而言,英语词义表述方式较灵活、抽象、含糊,对语境的适应性较大;汉语词语由“音”、“形”、“义”三维结合的汉字构成,因此,词义往往受语素“形”与“义”的约束,有时显得比较执著、具体、明确,对语境的适应性较小[1](P128)。由于这方面的差异,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双语之间常常出现语义表述上的障碍。例如在汉语《红楼梦》英译时,用cousin来译“宝玉”的表妹“黛玉”或堂兄“贾琏”都不能尽达其意,这时,只有靠加注或补充说明的办法了。
二、语言文字结构或词语空缺因素产生可译性障碍
语言结构通常体现出某一语言文字的结构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般只能在同系语言或同民族语言之间找到对应体,因为同系语言之间常出现语符共用现象,需要完全换码。而类似转换却很难在非亲属语言之间实行,因为非亲属语言之间语符需要完全换码。例如,音韵上的结构性手段虽然可以在语义层实现双语转换,但无法实现语音层的双语转换。
词语是语言的组成部分,负载着文化信息。世界各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文化共性使不同民族语言之间容易沟通,而文化个性却不容易理解,甚至产生冲突。文化个性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反映民族特色的词语,这些独特的词语在双语符号转换中常常出现可译性障碍。如反映汉民族所创造的特有的语词:“功夫”、“太极”、“二胡”、“中山装”、“旗袍”、“饺子”、“粽子”、“麻将”、“高跷”、“脸谱”等,这些具有中国独特文化内涵的语词,在英语中就找不到相应的语词,即目的语中没有与源语相对应的语词。这种语词空白现象造成了翻译中的障碍。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音译加注解。
三、原作者和译者风格方面存在的障碍
《辞海》中说,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生活经历、立场观点、艺术素养、个性特征的不同,在处理题材、驾驭体裁、描绘形象、表现手法和运用语言等方面都各有特色,这就形成作品中的风格。风格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要素中”,即“文如其人”。张今先生也指出:“作家的风格就是作家的精神风貌的显现,作家的社会观、审美观和创作个性的表现;作家的风格就是作家的形象,就是作家作为社会人和艺术家的风貌。”“作家的风格总是要具体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形式中,也就是表现在一定范围内的词语、句型、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法的性质及其重复频率中。”显然,这里所说的作者的艺术风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内,是体现着其文艺思想和指导原则的艺术创作的全部风格的总和,包括作者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及个人风格三方面。在文学翻译中,除了文学风格可译性存在限度外,还存在着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这一对矛盾,由于切入的角度不同,对如何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所采用的手法也就不同。有的译家认为须完整地再现原作的风格,有的则认为文学翻译是再创造,也应具有译者的风格,各执一词,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论,这也是造成风格可译性障碍的一个原因。
总之,产生翻译的可译性障碍的因素是很多的。然而翻译是必要的,文本是可译的。人类语言在写作、阅读、阐释和翻译等方面渴求“神圣语言”或“纯语言”,但又不得不承认转变成“神圣语言”或“纯语言”的不可能性。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说:“所有的翻译看来只是一种要解决不可解决问题的尝试。”所以,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绝对的总体翻译也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完整。但无论如何,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随着文化接触的加强,必然会出现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翻译者的能动性,发挥翻译理论的作用,准确把握翻译方法,注意语言的发展趋势,可译性障碍不是不可克服的。
参考文献:
[1]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7、8.
[2]张今.文学翻译原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88、89、131.
[3]张泽乾.翻译经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341.
[4]杜承南,文军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
[5]杨自俭.翻译新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757.
[6]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648.